作者：徐佑驊、林雅慧、齊藤啟介

殖民者眼光凝視下的「台灣」，有一套特定「觀看台灣的方式」；做為他者的台灣，在各個時期裡也呈顯出不同的時代特性。

明治時期著重在確立統治權的視覺論述，因此，象徵舊朝（清朝）統治範圍的「城門」圖像出現比例甚高；大正時期的各項建設、治理成果，顯明展示了統治者帶來的文明與近代化後的台灣樣貌；隨著觀光開展，昭和年間的寫真帖再現了越來越多觀光屬性的「台灣」風景。

另一方面，強調產業與交通的視覺元素更擴張了，尤其是進入戰爭期間的台灣成為宣揚南進基地的形象。至於懸置於時空脈絡裡等待編制的蕃族、台灣風俗，則填補了台灣整體框架裡空缺的原生台灣、傳統台灣，它也成為殖民者為了更確立統治經營地位的對照圖像。

想要瞭解這一套觀看台灣的方式，可以先從殖民眼光的「巨視」與「微觀」角度來分析。

同樣出現在《台灣的展望》與《台灣的風光》中的〈台灣名勝略圖〉，
在視覺上以區塊並置台灣本島與日本，
營造殖民地與母國的「整體」感。
出處：《台灣的展望》，1932。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台灣視覺的構築：鳥瞰之景

全景式鳥瞰圖，是以鳥瞰視野的方式將一地的所有物納入繪製。它雖是美術創作，卻相當程度地再現繪製者編制一地景物的論述。《台灣名所寫真帖》就是以「全景鳥瞰式」的視角，承接殖民官員及殖民建物象徵，展現了殖民視線（意即殖民權力）可及的範圍。鳥瞰式視野的背後，反映出「希冀將一地所有一切包攝而入」的思維。

「台灣鳥瞰圖」，始自荷蘭人繪製的安平熱蘭遮城圖像，清代則有各樣台灣輿圖，日治時期則以1930年代吉田初三郎所繪最著名。

日治台灣寫真帖，視覺上揉合了巨視和微觀的構圖。不僅架構出視覺可見的「台灣」，並使視覺轉化為可切割、可編制的地理空間，有些藉由目次的明確羅列，以行政州廳做為分割單位，有些則隱含行政州廳做為順序的編排方式。

台灣寫真帖所形構「台灣」的視覺論述，可由兩種視角理解：其一為「巨視」眼光，與縱貫鐵路通車、溝通全島密切相關；其二為「微觀」凝視，由於巨視所及的台灣無法滿足帝國的眼光，因而透過更細微、綿密的各景點的觀看、挑選、佈置成所謂「台灣」的全貌。

巨視眼光

1908年4月20日，台灣的縱貫鐵路全線完工，10月24日舉行開通典禮。相隔三年，台北活版社於1911年出版的《台灣寫真帖》首揭頁「台灣全島圖」，很詳細羅列鐵道沿途要地的里程數與交通方式（人力轎、輕鐵等），並標示出山、川、州廳舍、名所、溫泉。

1926年（大正十五年）統計時報社發行《台灣風景寫真帖》，在封面上放了一張全台「台灣鐵道」圖。1931年（昭和六年）《台灣最新紹介寫真集》所附台灣全島圖，以不包含日本本國地圖的「台灣全島（包含澎湖、紅頭嶼）」交通路線圖和各地標的為內容；1934年（昭和九年）《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以「台灣地形大觀」呈現了「巨視」眼光下的台灣。其餘昭和時期的寫真帖所附「台灣全島圖」，極鮮明地對應了觀光開展和觀光景點的宣傳。

《台灣的展望》（1932年，昭和七年）、《台灣的風光》（1935年，昭和十年），因編者同為山崎鋆一郎，因此使用同一張〈台灣名勝略圖〉，在全島鐵道路線圖特別以八個小圓圈標出八處名勝：「北投溫泉」、「草山溫泉」、「角板山」、「日月潭」、「新高山」、「阿里山」、「安平」、「鵝鑾鼻」。

除了1931年（昭和六年）《台灣最新紹介寫真集》和1934年（昭和九年）《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的台灣全圖，其他「台灣全島圖」都在版面上方特地再隔出一個區塊，放上日本與朝鮮、台灣的簡明相對位置與航線圖，這種設計或許為求周全交通航線的說明，但在視覺構圖上也很自然地將日本帝國與台灣殖民地做緊密連結。

其實，「版面特別隔一區塊」原本不是「自然」地理的構圖，若只是將兩塊地理區放在一起，一定會顯得突兀。然而，航線交通的連結性卻很巧妙地「自然化」構圖上的斷裂，使得殖民地台灣與母國日本在畫面上，看起來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整體」。

日治時期鐵道興建的時代意義與歷史評價，與清代劉銘傳尚有許多近代化論爭的討論空間。然而，將日本殖民者興築鐵路，理解為「象徵地理學領域的完整以及帝國權力的延伸與深入」，應該毫無疑義。原本總督府開拓縱貫鐵路是以軍事需求為重，大多採近山路線，但如此與經濟上的需求背道而馳，後來在長谷川謹介的重新規劃之後，於是將「軍用鐵路」調整為具有殖民地特質的「開拓鐵路」。

〈台灣全島圖〉所說明帝國視線下「巨視的台灣」，幾乎與縱貫鐵路通車同時。1908年縱貫鐵路的通車、各車站節點的設立，改變人們生活空間的配置和「地方風景」，使得鐵路沿線開展的台灣，由北而南依序浮現於殖民者的凝視中。更進一步說，隨著鐵道所延伸的殖民意識形態，是以不那麼外顯、而更迂迴綿密的方式「召喚」，使個體進入主體的位置。

資料來源：《台灣風俗と風景寫真帖》，1903。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微觀視野

寫真（攝影）是一種觀看、一種凝視。所謂「凝視」，拉岡（Jacques Lacan）定義為自我和他者之間的某種鏡映關係，不是被他人看見或注視而已，而是被他人的視野所影響，在一種想像的關係下，自我如何被放置在他人的視覺領域（field of the others），而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是經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的。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臨床醫學的誕生》與《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書裡指出，凝視是一種「建制化」的過程，使得「權力的效果能伸入每個人最細微和潛藏的部分」，這也就是傅柯所謂「微觀權力」（micro-power）的展現，意即「權力無所不在」。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認為，意識形態就是一種內在化的凝視，意識形態透過語言或攝影等不同符號，「召喚」個體進入主體，並且被建構、分類。他以人民在街頭聽見警察叫喚或哨音而止步並轉身這個動作為例，認為這個動作就代表了對「召喚」的認可－無論是懷疑或相信。

要瞭解「被選擇的台灣」，就必須以各種代表性的視覺元素，進一步探究「台灣風景」是如何被形構出來的，再以著名的「台灣八景」為例，來分析帝國之眼的凝視，如何建制出一套觀看台灣的秩序。

如果以幾個比較明確的大項目來分析寫真帖，1934年（昭和九年）出版的《台灣教材寫真集教科書》，可以說是「寫真內容分項」脈絡最清楚的一本寫真帖。

這本寫真帖的分項一共有七大類：一地形、二生物、三產業、四交通、五住民、六都邑，第七項包含最廣，為官衙、學校、神社、佛閣、名勝、古蹟。從這些分類項目可以看出兩個重要的面向：這本1930年代中期的寫真帖，結構完整、內容豐富，可視為集明治、大正以至昭和寫真帖大成之作；其次，它所具備的教育功能，可以達到教化、宣傳目的，因此它所構築的「台灣」，也可視為認識台灣的重要基礎框架。

這個「被選擇的台灣」的分類架構，先以「地形」開啟台灣的地理知識，生物、產業、交通等等則是資源調查後的經營成果，而住民、都邑則進一步將人與空間做連結，最後羅列其中的是各種視野所及的建築物、名景勝地，在目次或分類不甚明顯的寫真帖裡，這七項視覺元素的分類框架即使沒有很明確地載明於目次或分類之中，但也隱然可以看出這樣的思維。

以「地形」來看，大抵為河、湖、滝（瀑布）、平原野地、崇山峻嶺，和周邊散佈島嶼的特性，溫泉和水圳建設有時也見於地形篇幅。

地形的特色，特別是以東部海岸、斷崖為代表。「親不知の險」指的是「親不知子，子不知親（親知らず子知らず）」，也就是說這種地形是連親如父母子女都沒有餘裕可以回頭看顧的險惡，日本新瀉縣西南也有這種斷崖地形，對日本殖民者而言，除了讚嘆台灣東海岸自然地形的鬼斧神工，應該也有熟悉親切的地理感吧！

說明：斷崖地形被形容為「親不知子，子不知親」，
事實上是源自殖民者在母國的地理經驗。
（出處：《記念台灣寫真帖》，1915。
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其實可以這麼推斷，採用這種比較式的觀看角度，文化的他者才可以理解。早期西方來台人士如馬偕，也不諱言他所記錄的台灣，許多都是依據出生地的生活觀點來描述的。同樣地，日本殖民者觀看的台灣，也將台灣的種種，對比於日本的標準，人類學者伊能嘉矩、畫家石川欽一郎都有這種觀點。

其他以不同文化來類比的例子，還有如：畫家三宅克己，因為台灣中南部的村落家屋、隨處可見的椰子樹與檳榔樹，讓他想起義大利南部、西班牙和埃及；畫家川島理一郎，因為記錄淡水、安平、高雄一帶古蹟的保存狀況，遊台南而思及羅馬或龐貝城；或是畫家鹽月桃甫踏訪東台灣時，因為望見草原上的水牛群而想起米勒的作品，這些都說明了這種比較觀點。

地形中的山岳寫真，如新高山、阿里山等，象徵意義不僅為壯闊山勢的表現，也是統治者掌握山林資源、山岳命名權的統治權經濟權的表徵。

以「生物」來看，林木、果物也各有不同的意涵。甘蔗是台灣重要出口經濟糖業的來源，寫真中常見甘蔗田與製糖工廠不可分，因此甘蔗的視覺形象與產業經濟的發展密切連結。鳳梨、芒果、椰子、芭蕉實（香蕉）之所以為「討喜的水果（好ましいの果物）」，蜜柑（橘子）田、鳳梨田時有所見，不也是因為香蕉、鳳梨、蜜柑名列出口至日本的前三名青果，它滿足了日人的味蕾，也滿足了經濟收入。椰子生長於南台灣的自然條件，則連結了南國熱帶意象。

將北回歸線標塔和水牛耕田的圖像共同呈現，
是否正象徵著帝國視線凝視著殖民地富饒的土地。
出處：《台灣的展望》，1932。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產業」和「交通」，與統治經營的近代化建設息息相關。產業方面，傳統產業以農作為主，寫真可見水牛耕作、龍骨車等台灣人原有的生產方式；殖民者所做的資源調查，伐木、製腦、製糖業，大多為作業狀況或會社工廠的寫真。

其次，以各地代表性的產業連結地理位置，也演變成為一種地方性特色。例如：蜜柑包裝相對於新埔、員林；編製草帽與大甲的連結，這些地方產業的發展至觀光勃興的時代，更成為地方特產而為觀光必備伴手禮。交通方面，如殖民時代鐵橋、鐵道近代化建設，對比清朝時期的轎子、台車的傳統運輸。

動物中以水牛和家鴨陪襯水邊人家與農耕景致，視覺意義除了展現台灣傳統的生活風情，也是殖民凝視下台灣意象的再現。水牛的符號意義，在一幀〈北回歸線標塔の邊り〉（北回歸線標塔的周邊），乍看下頗唐突，但細究當時為了慶祝縱貫鐵道通車，而立標塔於以農作為主的嘉義，乃至1923年皇太子來台途經此處，下諭指示重建標塔，那就不難理解這幅相片以帝國視線對比殖民地農耕意象的意涵了。

從寫真帖的文字說明也可看出想要呈現的近代化符號意義，例如1925年《台灣風景寫真帖》以「現代的下淡水溪鐵橋」為題；1926年《台灣寫真帖》以「有東洋第一之稱的下淡水溪鐵橋」為題，都以圖文搭配的方式傳達「現代」、「東洋第一」的卓越性。

以「住民」來看，蕃族形象大部分被定調於殖民者所想要突顯的「野蠻、未經開化」。殖民者無視於蕃族生活隨著時間遞延而有所改變，仍以凝滯於時間脈絡裡的原住民「原始野味」，「展示」於博覽會。有別於蕃族「原始野味」的形象，寫真中為數眾多的「蕃人歌舞」，明顯異於殖民者以「獵首」象徵「野蠻」的意義，畫面中牽手圍成圈圈跳舞的蕃人，或敲擊杵臼而歌唱的蕃人意象，則再現了可親的、溫和的形象。

這種蕃人視覺化的歌舞昇平，彷彿是為理蕃事業、霧社事件及各種為使蕃族「文明進化」的血淚史，刻意地抹上一層寧靜歡愉的保護色。

如果蕃族被以歌舞化的視覺元素來呈現，那麼漢人的寧靜歡愉又落於何處呢？那些統治鎮壓、產業開發的血淚控訴和差別待遇，想來也已散逸在風姿綽約的藝妓、辛勤耕作的農田一隅，以及駢肩雜遝的廟會祭典當中了。

〈日月潭杵歌〉的寫真，昭和七年《台灣の展望》中「日月潭風景」，
就以富有異地情調來意指應該觀覽日月潭的方式：觀賞當地原住民的杵歌表演。
資料來源：《台灣の展望》，1932。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以「都邑」來看，多以全景式市街寫真來呈現。當然，所謂全景並不是真正統攝整個地區的樣貌，而僅止於一個視角的切入，這樣的視覺意象說明了殖民者亟欲將殖民地儘可能納入視線範圍，寫真再現的就是這種帝國視線的欲望與延展。

如同十六世紀出現於歐洲並在十九世紀臻於高峰的的風景畫，無論是符合現實功能的貴族鄉紳的領地圖誌（topography），或是委託畫家繪製有關歐洲著名的景點紀念，其形式大多是高處俯視的全景觀點。這不僅是當時中產階級用來表現財富與品味的手段，它所隱含的「風景」，事實上絕非「自然」，視野所及就是擁有權想望的所及之處。

隨著帝國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發展，風景畫的觀看方式傾向於將觀看者放置於一個安全的、受到庇護的位置，擁有縱覽八方的寬闊視野，以及可以暢遊畫面各處的暗示。淡水和基隆的港口景象體現的就是敞視全景的視線，這兩處是日人來台首先接觸的門戶（視覺上最先看到的景象），尤其基隆有「台灣北玄關」之稱，因此帝國視線所及的基隆港，可說是開展殖民事業的前哨站，而淡水全景則是帶領殖民者立足於殖民地台灣北部，建立其統治版圖的統治中心。

以官衙、學校、神社、佛閣、名勝、古蹟來看，這類寫真數量最龐大，屬性各有不同。

可先清楚辨認官方建設性質的，有州廳官舍、學校、醫院，標示殖民者擘畫經營的成果；不論是日人建設的神社、寺院，強化統治權和宣揚神道教信仰，或是台人本來就有的龍山寺、城隍廟、媽祖廟，這類神社、佛閣聯繫大多數台人的日常和非日常生活（節慶），所意涵的都是精神生活層面的依憑。建築式樣本身的象徵意義，如〈龍山寺〉，就是以台灣漢人原有寺廟之姿散見於寫真帖，並屢以局部燕尾屋簷的飛天之勢，刊載於各類雜誌如《台灣畫報》及旅行案內。

殖民視覺的實踐：台灣八景

殖民者凝視下的台灣風景，在1927年（昭和二年）台灣日日新報社舉辦的「八景」選舉，獲得更進一步的選擇和定位。被選定的「八景」、「十二勝」、「二別格」，政治意涵與產生方式都迥異於清代。其後，八景更以「部分代表全體」的象徵意義，成為不斷被複製、擴散的台灣風景圖像。

將風景入題製成食品，早在統治初期已有例證，它並不是八景活動之後才有的創意，但八景活動後，促銷了更多將八景符號意義入題的食品，自此由視覺的欲望轉為口腹的滿足。當時的報紙廣告文，出現附贈明信片的台灣八景煎餅，以及包裝上以雙絕與八景為圖，台灣水果口味的煎餅也有附風景解說與俚謠，印有遊覽各名勝的介紹。

其實，台灣風景議題的募集和討論，早在明治時期的《台灣日日新報》就有徵集各地名勝舊蹟的募集活動。大正二年的《台灣日日新報》有名為「台灣八景」和「殖產八景」的寫真和討論，大正三年五月十四日慶祝發刊五千號的特刊中，還以全版面介紹各地名勝發展。

直到1927年（昭和二年），舊有的勝景被認為大部分集中於台南，無法兼顧全台美景，不足以表現台灣之美，因此才舉辦台灣新八景選拔活動。

這項選拔活動雖美其名為大眾投票選舉，實則是體現官方眼光下編制台灣風景的具體行動。從當時官方的回應，可知其審查除了考慮有特色而能代表台灣風景者，須規模大、交通便利、為史蹟天然物之外，更特別將八景的地理性分布列入評分標準。如鐵道部長白勢黎吉撰文，希望選出不偏頗的台灣景勝做為本島觀光的指南；交通總長木下信則認為各州廳介紹生活範圍內的名勝、絕景、天然物，大眾可以發揮鄉土愛的精神。

以新八景與寫真帖的台灣論述相較，不同處在於：寫真帖所再現的「台灣風景」還包括了住民、建物等各多樣性「風景」，而新八景僅聚焦於景觀，以山水景致為主。

但是兩者也有相同處：都擔負起架構台灣的觀看方式，都以地理框架的空間分布、交通線路的連結，做為構築的基礎點；且在將台灣風景視建制為特定視角的過程中，都是逐步透過出版物發行、觀光、週邊宣傳（食品、明信片）來廣佈和深化「何謂台灣」的符號意義，藉以「召喚」觀看者（遊覽者）進入殖民眼光所凝視的「台灣」視覺論述中。

本文摘自翰蘆出版之 《日治台灣生活事情：寫真、修學、案內》

挖掘蘊藏在現代下的時移勢轉
走出校園的學術論文改寫
以細膩的文史觀察角度
帶領出台灣日本時代物質文明的鋪陳脈絡。

本書從攝影寫真、修學旅行、鐵道案內，由三部碩士論文改寫，共構成很鮮明的日治台灣生活事情；書裡的文字圖像光影，從甲午戰後、初期殖民、大正時代的內地延長主義、以至於昭和時代現代化到戰爭砲火的時間脈絡裡，台灣先民生活的一角，一幕幕地躍然而出。

作者：彼得‧渥雷本（Peter Wohlleben）

城市裡的樹，就是離開了森林的街頭遊童，行道樹的命運更吻合這個稱呼，因為它們真的直接就生活在路旁。

路邊的行道樹。（Source: Caribb@Flickr）

身為路樹，它們頭幾十年的生活跟那些住在公園裡的同類很像，它們會備受呵護與照顧，有些甚至有專為其鋪設的輸水管線，定時提供消暑解渴的澆灌服務。

然而一旦它們的根想要繼續往下伸展，也就是惡夢的開始。因為在馬路與人行道下的土壤，比公園的土地更加堅硬密實，通常都會特別被機器加強壓碾過。

這是個無比殘酷的事實，這些森林樹木的根基本上不可能扎得更深，很少樹種可以超過一公尺半，大部分的情況甚至早在更淺的地方就已經停止。

森林裡則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畢竟樹木在那裡可以幾乎毫不受限地往四周擴展。而在街頭上，一邊是銅牆鐵壁似的柏油路面車道，另一邊則是危機四伏、阻礙重重的人行道，下面則埋有各種管線及施工時被壓得很密實的土壤。難怪樹木在這樣的生長地點，總是問題與衝突重重。

不管是梧桐樹、楓樹或椴樹，它們的根都喜歡在下水道裡沿著管壁摸索前進。人們通常會一直等到某次暴雨造成路面嚴重積水後才會警覺，原來路樹根的發展會妨礙排水系統。

於是專家會採取根的樣本來進行檢驗，以此找出造成排水不良的原凶；而它私闖禁地的行為，通常會以判處死刑的懲罰為終結——這棵樹會被砍掉，它的替代者在根部則必須面對新的隔離設施，為的就是要杜絕同樣的戲碼再度上演。

然而樹木的根，到底為什麼要進入下水道裡？

很久以來，市府工程人員就一直在猜測，吸引它們前來的，應該是管道銜接處滲漏出的水分，或是污水裡面含有的營養物質。然而一項由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ät Bochum）進行的大規模研究，卻得到了迥異的結果。

他們發現這些盤結交錯的根全都長在水面以上，而且對於獲取營養或肥料似乎也不感興趣；真正吸引它們的，是下水道管壁周圍相對較疏鬆的土壤。這些在施工過程中比較沒有被仔細壓密的土壤，提供樹木的根一個可以容身並喘息的地方；而它們只是順便從下水道管分段銜接的地方鑽了進來，然後在水道裡蔓生開來。

所以事實證明，這完全不過是個緊急狀況下情非得已的自救反應。當樹木在布滿建物的都市化地區裡四處碰壁，其底下的土壤硬如水泥，最後大概也只能在這些充塞著各種髒污的溝渠裡找到出路。然而它的出路，卻變成了人類的問題。

當然，排水的順暢重於一切，解決的方法是除掉樹木，然後加強壓密管線周圍的土壤，保證日後樹木的根絕對無法再度涉足。所以對於每次夏日風暴過後，城市裡的路樹總是成排傾倒的現象，你還會覺得奇怪嗎？

它們地底下小得可憐的固定系統，在自然開放的空間裡應當可以擴展到面積超過七百平方公尺，在城市裡卻萎縮到只剩不到這個數字的幾個百分比，怎麼可能撐得住好幾噸重的枝幹？

不過這些韌性堅強的街頭遊童必須忍受的，還不僅於此。

城市的微氣候受到容易吸熱的柏油路面和水泥森林所支配，不同於即使在炎炎夏日夜晚仍能保持涼爽的森林，這裡的馬路與建築物，在入夜後還是繼續散熱，使高溫遲遲無法下降。這讓空氣極其乾燥，裡面還混合著大量都市活動產生的廢氣。

另外，許多在森林裡對樹木生長極有助益的親密夥伴，像那些幫忙分解腐植質的迷你生物們，在城市裡幾乎完全缺席，能夠幫樹木的根吸收更多水分與養分的菌根性真菌，也是鳳毛麟角。城市裡的樹，因此註定必須在最嚴苛的條件下獨自奮鬥，在夾縫中求生存。

路邊的行道樹 (Source: Edmond Dantès＠Flickr)

最糟的情況還不僅於此，它們甚至被迫接受自己不想要的「肥料」澆灌。

這其中的大部分，來自那些非得在路過的每根樹幹旁都抬一下腿的小狗，它們的尿液足以腐蝕樹皮，嚴重時甚至會導致樹木根部受損死亡。類似的傷害是來自冬季灑在路面上的融雪鹽，它的用量依冬季寒冷的程度而定，最多時甚至可以在一平方公尺的地面上超過一公斤！

這時候綠葉常青的針葉樹，會特別懼怕汽車開過時隨輪胎飛濺而起的鹽粒，對針葉而言這就像化學武器的攻擊。根據估計，至少有百分之十的鹽，會以這種方式彈入空中然後降落在樹木身上。它們在針葉上會造成無數黃色或棕色的小圓點，這是被鹽粒腐蝕留下的痛苦痕跡。這種傷害嚴重時會影響葉子隔年光合作用的能力，換言之就是削弱針葉樹的氣力。

虛弱是讓人聯想到病蟲害的關鍵詞，像介殼蟲和蚜蟲就都能夠輕易地攻擊路樹，因為它們對蟲害的抵抗能力有限。此外都市不論冬夏都偏高的氣溫，也讓它們變成了有利昆蟲大量生存繁殖的溫床。橡列隊蛾就是其中最常登上頭條新聞的超級主角，因為牠的存在甚至演變成對市民的威脅。

橡列隊蛾之所以會被這樣稱呼，是因為牠的毛毛蟲在把樹冠的葉子吃乾抹淨後，會一隻緊跟著一隻地排成長列，像遊行一樣地遷移到樹幹上。為了避開天敵，牠們會在之後結出厚實的蛹來保護自己，在裡面它們會繼續成長，直到破蛹而出、羽化成蛾。

橡列隊蛾最令人聞之色變的，是幼蟲身上的毒毛，一經碰觸就會折斷並螫入人體的皮膚，然後觸發類似蕁蔴引起的灼熱搔癢感與紅丘疹；情況最嚴重時，接觸者甚至會併發劇烈的過敏症狀。這些毒毛跟著毛蟲蛻掉的舊皮被棄置懸掛在空蛹裡，毒性甚至會存在十年之內。都市地區一旦有這類昆蟲出沒來攪局，有時候可能會糟蹋掉市民整個難得可以享受戶外活動的美好夏日。然而說起它們，其實也是何其無辜。

橡列隊蛾在自然界相當罕見，不過幾十年前，它還名列在瀕危物種的紅皮書中；但是如今，人們卻又想盡辦法地要置其於死地。事實上兩百多年來，關於牠們曾經大量出現的文獻記載並不少見，聯邦自然保護局（Das 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認為這種大量繁殖，與氣候變遷及暖化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因為都市裡面提供了它們具有吸引力的食物與環境。

這些小瘟神們喜愛待在灑滿陽光的溫暖樹冠上，而這種環境在森林裡則非常罕見；在那裡橡樹常被山毛櫸樹包圍著生長，通常只有樹冠頂層的枝椏末端，才有機會沐浴在陽光中。但城市裡的情況則剛好相反，許多樹木立在四周開闊的地方，一整天都有溫暖的陽光照射著，毛毛蟲們在這裡簡直樂不思蜀。如果城市裡到處都提供了這樣理想的環境，無怪乎毛毛蟲會繁殖出如此驚人的數量。

可惜的是，這個事實只不過讓我們更加明白，生活在城市街道旁和許多住宅間的橡樹和其他樹種，要對抗這種攻擊有多麼困難。

總之，因為要面對的壓力與困難是如此之大，大部分的街頭遊童很容易蕙折蘭催，它們根本沒有機會變老。即使小時候允許縱情享受並擁有為所欲為的自由，也絲毫不能彌補它們所遭受的剝奪與壓迫。如果它們有幸被種在由同一樹種構成的林蔭大道上，或許還可以跟自己的同類說說話，傾訴一下心情。

路邊的梧桐樹 (Source: Fabián Montojo＠Flickr)

梧桐樹就常因為它剝離得美麗斑斕的樹皮而雀屏中選，成為廣受歡迎的行道樹。至於這些街頭流浪兒，是否也會以它們的氣味訊息訴說些什麼？它們釋放出來的訊息，是否也帶著反映它們不堪生活的一點淒然與惆悵？

關於這些，或許只有它們自己知道。

本文摘自商周出版之《樹的祕密生命》

你知道樹會說話嗎？
金合歡樹會彼此警告，
提醒同伴在葉子裡散布毒素，把啃食的長頸鹿趕走。

你知道樹也怕嫁錯郎嗎？
甜櫻桃會阻止同一朵花上的雄花粉和雌蕊相戀，
只有陌生的雄花粉才能一探香閨，
愛情也才能開花結果。

彼得．渥雷本用優美恬靜的筆觸與自身的實際經驗
描繪出三十六篇森林裡不可思議的精采故事
細細詮釋樹木生命的華麗與蒼涼
夏浴日光、冬飲霜雪
字裡行間洋溢著發自樹木靈魂深處的寧靜與睿智

作者：彼得‧波莫蘭契夫（Peter Pomerantsev）

一個人的十字軍對抗克里姆林宮

在等待威廉．布勞德（William Browder）前來接受我的採訪時，我看到他在黃金廣場辦公室的牆上，貼滿各家報紙的剪報，「一個人的十字軍對抗克里姆林宮」、「單挑普亭的男人」。

威廉．布勞德（William Browder），曾是俄羅斯最大外國投資人，
現在「一個人的十字軍對抗克里姆林宮」。
(Source: wikipedia)

布勞德過去是總統的發聲支持者之一，當時他是俄羅斯最大的外國投資人。一九九○年代他來到俄羅斯，當時多數西方投資人士都說他瘋了。二○○六年他惹錯了人，並且禁止進入俄羅斯。接著情況惡化，在一次「突襲」中，他過去的投資工具文件被警察取走。

布勞德請莫斯科「費爾斯東與鄧肯律師事務所」協助，塞爾基．馬尼次基（Sergey Magnitsky）是負責處理這案件的律師。

布勞德的投資公司被警察非法轉讓給一名詐欺犯，詐欺犯隨後申請布勞德的投資公司為數幾億美元的退稅，接著再由貪汙的租稅官員核准，將稅款退給當初拿到這些文件的警察，並且將稅金匯款至由詐欺犯擁有的兩家銀行，這名詐欺犯是前述警察與租稅官員的老朋友。

租稅官員與警察表面上年薪只有幾千塊錢，但卻擁有價值數十萬元的地產、開保時捷，並且前往倫敦的哈洛德百貨購物。這種情況一年又一年的發生，這是滿大的租稅詐欺案件，馬尼次基認為他已經抓到害群之馬。

馬尼次基接受《彭博商業周刊》的採訪。十二天以後他遭到逮捕，並被刑求，一年後死在俄羅斯的監獄。

這不只是幾個害群之馬而已。一位匿名向俄羅斯報社告密的人說，退稅機制通稱「克里姆林宮的黑錢箱」，系統化地用於讓個人致富，乃至於支助隱密性戰爭或外國選舉。

「我知道塞爾基是因我而死。那天，是我生命中最沮喪的一天，」

幫布勞德負責處理案件的律師塞爾基．馬尼次基（Sergey Magnitsky）
(Source: wikipedia)

當我開始採訪時布勞德說。他個頭高大、戴眼鏡，講話直接但是帶點含蓄；他是美國人，但住在倫敦。「我發誓要得到正義。普亭政權手中染滿了鮮血，過去我是個投資銀行家，現在我是人權積極分子。」

「觀眾可能以為：殺死馬尼次基的人是帶著金項鍊的黑道分子，錯了！他們是穿著整齊、擁有好房子與送孩子上好學校的政府官員，」布勞德繼續說。

我們抵達國會。布勞德與一位國會議員約在俯瞰泰晤士河的辦公室會面。自從馬尼次基死後，他已經追蹤那些被搶的錢去了哪裡。透過莫爾達瓦、拉脫維亞、賽普勒斯以及瑞士的銀行帳戶，杜拜與曼哈頓的房地產，全部到了國外。

一位協助揭露這些流向的俄羅斯商人，在自家封閉式社區附近慢跑時意外死於心臟病突發。他只有四十四歲，沒有病史，但有許多敵人。

布勞德拿出一些文件：一張協助馬尼次基案贓款洗錢的英國公司名單。

「我已經向主管當局提出申訴，但是沒有回應。你看到發生什麼事嗎？」

那位國會議員說他將會試試。英國金融主管當局對於取締跨國洗錢行動出了名的慢：絕佳的律師防衛你被偷的資產；絕佳的銀行家幫你移動錢；軟弱的警察不會問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倫敦是洗錢者的最佳大本營。

稍後我應邀到國會做簡報，報告「為什麼歐洲需要馬尼次基法案」。

這項法案的美國版本是布勞德偉大的成就，該法案禁止俄羅斯人權踐踏者與貪汙官員進入美國，在美國投資或擁有房地產。白宮與企業界最初反對這項法案，他們認為人權與金融二者不應混淆。雖然大多數人都說是不可能的，但是布勞德仍然繼續努力推動。現在歐洲各國政府沒有一個想碰這個法案，他們擔心可能會使金錢停止流入。布勞德希望發動一項公投。

簡報現場只有幾十個人，地點是在國會長廊底的小房間裡。我看到幾位下議院普通議員、一位左派新聞記者、一位新保守主義雜誌總編輯。沒有現任政府官員出現。美國律師詹米森．費爾斯東（Jamison Firestone）也出席。

費爾斯東是馬尼次基的老闆。每次談起他死去的這位同事時，他就顯得萬分痛苦。在俄羅斯的許多派對、討論會、商業會議、演說裡，我經常看到他踱步，朝著洗錢者、謀殺犯，高喊：「馬尼次基！馬尼次基！」，一直到刺痛每個人的耳朵為止。

「塞爾基是個很棒的律師，從未輸掉任何案子。我們有些客戶被控告積欠他們明明沒有欠的稅，每一次塞爾基都會挑戰法庭，並且打贏官司。他非常冷靜、樂觀，唯一會被察覺到有情緒的時刻是聆聽古典音樂時。即使當他被逮捕時也是非常冷靜。在前往警局路上，他從車裡打電話給我，他很冷靜，確信一切都會澄清。」

塞爾基遭到逮捕後，警察來抓費爾斯東的其他律師。警察已經到了前門，他立即帶著一位同事從防火梯逃跑，接著他們搭夜班火車橫越俄羅斯—烏克蘭邊界。有一位律師直接飛回到倫敦。……

當他談到關於在莫斯科的冒險時，我也能聽出他緊張的聲音。

「我會做好律師的工作，」費爾斯東說，「我也是個真正好的街頭戰士，有兩次為了客戶我向黑手黨開槍。有一次一位客戶被黑手黨集團攻擊，並偷走他的業務資料庫，而這些黑手黨員也是受雇保護這位客戶的，他們雙雙碰到一位競爭對手。所以我們約在一家旅館跟這些家伙碰面，我用俄文並且以最溫和的專業語氣告訴他們。「我的客戶每個月付你們十萬元做為你們所說的全套保護服務。我們不了解為什麼你們也能為另一位保護的客戶來偷這位客戶。舉個例子，我是律師，我不可能同時幫兩邊辯護。」……

當費爾斯東說到這些相關事情時，他用美國化但是純正的俄語演繹出每一段話。同時他也告訴我﹕有一次他必須躲在政府醫院以防止貪汙的警察追殺（他們可在任何地方抓他，住滿部長的醫院除外）；他的第一個辦公室被為鄰居工作的暴徒入侵，將他的員工用手銬銬在家具上，而且以刀尖威脅他們；或是他必須飛去紐約，購買全套的竊聽裝備，使他們能擁有足夠的設備抓到其他敲詐、貪汙的警察，然後提供給在莫斯科的反詐欺幹員。……

俄羅斯是個你被迫走極端的地方，然後使你檢視你的每一個決定，以及你是什麼做成的，善與惡之間的選擇被蒸發了。……

克林姆林宮。
（Source: Pavel Kazachkov@ Flickr）

「倫敦讓我很震驚；整個體系建立在吸金，我們想賺俄羅斯的錢、俄羅斯的貿易。現在你已經有前任德國總理施羅德（Schroeder）、曼德爾森（Mandelson）大臣以及某某大臣為這些俄羅斯國營公司工作，你知道我想他們應該誠實地說：『一些克里姆林宮的公司付我五十萬元坐在董事會裡，我什麼事也不做，而且我也不知道公司是怎麼運作的，不過有時候他們會請我透過關係，幫俄羅斯人開後門。』同時我從每個人聽到的主張是：『好吧如果這筆錢不到這裡來，就會到別的地方。』好吧這裡將不是這裡，如果這是你秉持的態度，這裡將會變成那裡。我們過去有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理念，就是西方的民主國家是人類演化的終點，而我們面對的是來自一個具有強勢地位，而且變的像我們一樣的國家。事情不是那樣。因為如果你以為我們在這裡擁有的不脆弱，你是在開你自己的玩笑。這，」

詹米森吸了口氣說，這整個西方文化，「是很脆弱的。」

俄羅斯電視頻道的結構

我後來弄清楚俄羅斯的電視頻道是什麼樣的結構。

表面上，大部分俄羅斯電視頻道的組織像西方電視臺；獨立製作公司會向電視網推銷節目構想，過程看起來像是公開競爭；但是這裡面是有花樣的。我很快就知道，大多數製作公司是由電視網的負責人和資深高階主管擁有或部分擁有；他們等於委託工作給自己承辦。但由於他們真心誠意要製作好節目和提高收視率，所以會創立一大堆公司，彼此競爭，從而改善構想的品質。雖然頻道本身會繳稅，並設在新的辦公大樓中，真正賺錢的製作公司，卻在相當不同的世界中運作。

奧斯坦金諾電視塔，是俄羅斯一座電視與廣播塔，
同時為莫斯科地標之一。
圖片來源：維基。

最近我在這樣的一家製作公司剪接節目，這家公司叫波坦金（Potemkin），遠離莫斯科的藍色玻璃和大樓，位於一座工業區的安靜馬路邊。這裡沒有戴著牛角框眼鏡、猛灌可樂和吃有機三明治的年輕人，只有滿臉斑點和醉眼矇矓的工廠工人，以及長途跋涉，穿越泥淖、冰雪和沼澤，在身上刺青的長途貨車司機。

波坦金所在的灰色倉庫建築沒有任何標誌，黑色的金屬門上沒有號碼，門後是一間骯髒、四面通風、有如囚室般的房間，我在那裡遇見一名疲憊無聊、腦袋似乎不清醒的警衛，每天看著我，好像我是入侵他生活空間的陌生人。

要進到辦公室，我必須穿越一道沒有燈光的走廊，轉向右邊，爬上兩層狹窄的樓梯，上面是另一道黑色沒有標示的金屬門。我在那裡按下門鈴，一道不友善的聲音透過對講機問：「誰？」我向我猜是間諜攝影機的鏡頭揮了揮通行證。然後是嗶—嗶—嗶的聲音，門開了。

突然之間，我像是回到了西方世界的辦公室，裡面有IKEA家具和許多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女，穿著牛仔褲和明亮的T恤，帶著咖啡、攝影機和道具跑來跑去。

這可能和世界任何地方的電視製作辦公室沒有兩樣。但是走過接待櫃臺、會議室、咖啡吧臺以及選角部，最後會抵達一道緊閉的白門，許多人會在這裡回頭，以為他們已經看到了整間辦公室。

但是敲進密碼，你會進到空間寬敞許多的一排房間：製作人和他們的助理坐著爭論一些事情；會計師帶著電子試算表和嚴肅的表情四處走動；這裡有許多部記錄器，好幾排的年輕女孩盯著螢幕，雙手靈敏地看著樣片打出訪談稿和對話。

這間辦公室的盡頭，是另一扇門，按進另一組密碼，可以進入編輯室，這裡有一些小隔間，導演和影片編輯流著汗，彼此咒罵。

再過去，則是最後，也是最重要，卻是所有不起眼的門中最不起眼的一道，必須用一組極少人知道的密碼才進得去。

這道門通向公司負責人伊凡的辦公室。這整個精心的布置，是為了拖延稅務警察。警衛的工作就是要盡量阻擋他們，好讓後面的辦公室有足夠的時間清理一切，並善用隱藏在後面的入口。

不管採取什麼措施，稅務警察都會在有人通風報信之下，偶爾出現。當他們出現，我們知道該怎麼應付：拿起你的東西，悄悄離開。如果有任何人問你，就說你剛進來開會或選角。

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時，我以為我們就要被戴上手銬，並以詐欺罪名起訴。但是，我的俄羅斯同事卻覺得這種突襲檢查值得慶祝：這一天接下來的時間，大家都放假了。只有伊凡必須和稅警討價還價，盡量壓低賄賂金額。

我想像，他們會坐下來談判他應該支付的「罰金」，喝著茶，吃著餅乾，好像這是最正常不過的商業交易。

在俄羅斯，這確實是交易。每件事都會擺平，而且每一個角色、姿勢和對話，都會重演一切合法的儀式。在全國各地，每一家中型企業、每一家餐廳、模特兒經紀公司和公關公司，每一天都在上演這個戲碼。

有一次我問過伊凡，所有這些是否有其必要，難道他就不能依法繳稅？

他笑笑說，如果這麼做，公司根本賺不到錢。沒有一位企業家繳全額的稅。

這和道德無關；伊凡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誠，自願奉獻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是沒人相信國家的稅收會用在學校和道路上。而且，從稅警這方面來說，收受賄賂，遠比大費周章、盜取已經依照正常方式繳稅的公帑要快樂。

無論如何，伊凡的利潤已經遭到電視廣播公司壓搾。任何預算，都有大約一五％落到委託製作節目和部分擁有公司頻道的高階主管口袋。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社之《俄羅斯，實境秀：黑道‧神棍‧拜金女‧新教父普亭的獨裁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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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婉窈（臺大歷史系教授）

（文長慎入，但歡迎年輕的歷史人和關心轉型正義的朋友耐心讀完）

幾週前因為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檔案引起諸多討論，尤其牽涉到檔案如何開放以及研究者──尤其是「歷史人」──的角色問題，同學在課堂上問我：現在有兩派說法，一派認為檔案需要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公開，一派則認為做此主張是學者的傲慢，到底哪派講法才對？

學生希望我能解惑，為此我花了很多時間回答這個問題。最近看到《想想》刊登東生的文章〈何謂檔案開放？兼論其迷思〉（2016/04/03），切中要點，很值得一讀，在此就不重述其內容了。不過，我們的社會對檔案公開（開放利用）還不是很有概念，此外，若干歷史系學生和研究者（本文統稱「歷史人」）顯然也欠缺獨立的檔案觀念，將檔案和「珍貴史料」混為一談。

因此，檔案開放利用的準則到底怎樣，還是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尤其此刻，我們社會正殷切期盼轉型正義能落實，而轉型正義就直接牽涉到檔案及其利用，萬萬含混不得。但願此文有助於國人了解檔案開放的重要性及其利用的規範。

檔案開放利用的通則

這件事剛起來時，Ptt 就出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檔案開放」就是掃瞄，放到網路上供大家瀏覽，然後對此一作法（或主張）大肆批評。

這實在是個大誤解，一般國家的當代檔案有一定的開放程序，很少直接掃瞄文件放網路上供大眾下載。當然，比較古早的檔案是有這種作法，例如，日本的「国立公文書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就是任何國家的人都可直接上網去下載。當代檔案依規定須開放（如三十年後）時，就須開放給公眾利用，但並不是掃瞄放網路上，而是訂定民眾申請閱覽的程序；保管單位提供檔案目錄是責無旁貸的最首要的工作。

國家檔案開放最重要的原則是：可入手性（accessibility），以及無差別性（indiscrimination）。

可入手性，指檔案要能讓一般人很容易入手，在當代就是要能在網路上查得到目錄（在網路發達的臺灣，這是我國的標準），退一步說，即使不po上網，也要在館中備有一般人很容易翻查的目錄，並廣為周知。無差別性，指只要符合規定，國家無法拒絕民眾申請查閱已開放的檔案，它必須是「蒙著眼睛」的公平使者，不會因為申請人的身分地位而給予差別待遇。如果檔案開放的對象不得不分類別（如政治案件之受害人/家屬等，相對於其他民眾），在同一類別中，也必須一律平等。

檔案開放利用已經是現代民主自由國家的日常實踐，也是判定是否為「資訊暢達社會」（informed society）的重要指標。在此讓我們先「取法乎上」看看國際通則，然後回頭看我們臺灣怎麼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國際檔案理事會）是國際的非政府組織，成立於 1948 年，宗旨在於促進全球檔案的保存、管理與利用，以及檔案工作者的相互合作。ICA 曾於 1994 至 2008 年之間公布四套檔案著錄標準。2012 年公布了「檔案利用原則」（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列出十項原則。這是 ICA 從 2010 年開始的工作，由國際檔案界代表性人士組成工作小組，經過多次會議，並廣納相關組織的建議，最後在 ICA 網址公布草案，徵求網路意見（2011/08-2012/02），再修訂而成，過程相當嚴謹。

第一項原則開宗明義主張：「公眾有權利利用公共機構的檔案。公共和私人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幅度地開放檔案。」（The public has the right to archives of public bodie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should open their archiv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每項原則之下附有說明（commentary）。我個人仔細閱讀每一項原則及其說明，對其層次分明與思考細密，印象深刻。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分析，有興趣者可直接點閱；該文件有中文翻譯。

上述「檔案利用原則」，在精神上總括來說是：利用（access）求其最大幅度，限制（restriction）則取其最小。因此，檔案保管機構應該向公眾廣為告知館藏信息，最首要莫過於提供檢索工具（這裡預設了現代電腦科技的輔助）。

法定能公開的檔案就要公開，對於有所限制的檔案，也要很清楚地公布其限制之原因、規定和期限；只要限制一解除就要開放。有些細節是很周到的，例如檔案工作者必須熟悉未開放的檔案，「以便進行分析、保護、整理和著錄，使人們知道這些檔案的存在和限制利用的原因。這些檔案工作有助於避免檔案被毀，或被有意或無意地遺忘，也有助於確保檔案的完整性。」也就是說，如果尚未開放的檔案，檔案工作者不熟諳它的存在，它若被銷毀，也沒人知道。

在隱私權方面，主要是要遵守各項相關法律的規定，在此就不細說；不過，人權侵害案的受害者有權看到涉及他本人的檔案，即使是不對公眾開放的檔案。ICA 的這套原則非常強調檔案公開利用的公平和公正性。如果一件不開放的檔案，在審閱後提供給一位公民利用，那麼，它也應在同樣的規定和條件下，提供給其他社會成員。

在 ICA 緊密相扣的十項原則中，完全看不到「學者解讀研究後才能開放」的主張。這樣的主張，真可說恰恰違反檔案利用原則，是完全站在對立面的思維。

那麼，在臺灣談檔案開放，也沒標準可循嗎？當然有，我們可以拿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略稱檔案局）的作業程序作為參照點；它還有改善的空間，但基本上有遵循檔案利用的大原則，即可入手性和無差別性。近日網路上一直在猛打「掃瞄放網路式的檔案開放」，只能說弄一個稻草人來打靶。如果大家能親自去利用檔案局的檔案，就會知道當代的檔案開放（利用/運用/應用）不是這麼一回事。

圖一 蔣介石將黃溫恭的15年徒刑改為死刑。在戒嚴時期，政治犯依法須被交付軍事審判，即使非現役軍人；而軍事審判的結果則須上呈軍事長官核定與覆議。 即使如此，
再怎樣，都沒有任何法律允許蔣介石直接在判決書上改刑期，但他就這樣做了！
（圖說參考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臺灣文獻》63：4，2012年12月）

如果國際檔案理事會的原則離我們太遠，標準太高，那麼，我們拿本國檔案局的調閱程序來檢視臺史所的保密局臺灣站檔案，就可以知道到底算不算有開放。

在 4 月 8 日以前，臺史所網頁上是完全查不到保密局檔案的任何目錄或說明。這批檔案是國防部保密局檔案，是道地的公家檔案（姑不論它如何流落民間），且用公家錢購買，其中六成檔案明年就滿七十年，實在沒理由不開放給民眾利用。如果不開放，也應述明理由，並清楚告知社會大眾何時會開放利用。4 月 8 日臺史所宣布可上網檢索，距離該所 2008 年 4月購入這批檔案，足足八年，已錯失了多少檔案多方利用的可能性呢？

有年輕歷史人說，檔案就在臺史所，每個人都可以來看。

這樣的說法，是對檔案開放欠缺正確的觀念。請試想：如果有一位住在中南部（這批檔案有不少苦主在中南部）的受害人家屬聽聞有這批資料，想看看這些檔案有無親人相關訊息，他要如何入手呢？一般想利用的公眾呢？希望經過這件事之後，社會大眾（尤其歷史人），對檔案開放有基本的認識，並堅持行使 / 捍衛自己 / 他人的權利。

從檔案利用的角度來看，臺史所固然將目錄放到網頁了，但很可能還是欠缺必要的人力和專業管理──檔案個資的審理工作很需要經過訓練的人力。而且，目前檔案局審理過後的檔案是可以影印或製成 CD 的，臺史所則只能手抄──利用方式相對落伍。因此，理想上，這批檔案最好能彙整到檔案局的檔案中，以廣利用。檔案局將該批檔案數位化後，納入該局資料庫，開放民眾利用；原件仍可歸臺史所保管，但必要時必須提供原件，以供調閱。

歷史人解讀史料的優勢與局限

關於檔案是否要經學者解讀研究後開放才不會引起誤解的說法，東生先生在上述文章已經指出其謬誤，以及該宣稱無法落實的窘境。我認為，一些歷史人做此主張，主要是無法區分檔案和所謂「珍貴史料」在屬性上的不同。檔案，如前所述，須讓公眾依其各自的需求和目的予以利用，它們當中的一部分，在歷史研究者看來，可能是珍貴史料，那麼，研究者可以申請來研究，但不管怎樣，它仍是檔案，當然就要回歸檔案的管理和利用方式了。

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檔案，任何具有「歷史嗅覺」的研究者聽到，一定會認為是珍貴史料，趨之若鶩。我認為臺史所能花錢花力氣買下來，避免這批檔案散落在民間，實在立下了大功勞。但是，它畢竟是公家檔案，理當在整理好目錄後開放給國人利用，然後同時進行解讀工作。這原本是同時可做的事，卻變成須先解讀才能開放。請大家切記：這些學者眼中的珍貴史料，可仍是我們國家的檔案喔。希望將來若政府能買回目前流落民間的檔案，務必以高標準予以開放，供民眾利用。

如前所述，國際上並沒有檔案要經學者解讀後才開放的作法。如果是「政治檔案」，比較敏感，似乎也沒前例，頂多根據「法」的要求，遮蓋或隱蔽一些地方。究實而言，學者並非全能全知，他感興趣的，甚至能力所及，也只能涵蓋檔案諸多面相的一小部分。那些監控資料，若涉及有名人士，還有可能判定某些內容的真假，但也非全部；若遇到無名小卒，或地方型人物，再怎麼研究，就是無法判定箇中真假，所以，學者解讀後才開放，實在說不通。

其實，在 ICA「檔案利用原則」第六項原則的說明中，主張在人權侵害案中，每個人有權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出現在國家檔案中，若有，他有權提出一份質疑其可信度（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the information）的陳述（a statement）給該當機構，每當有人要利用有他的名字的檔案時，檔案工作者必須將這份陳述一併附上。

具體來理解，也就是說，如果我被監控（大學時我恰恰被一位同學監控），我有權在因監控我而產生的檔案中附上我自己的聲明，此後每次有人調閱我的檔案，都會同時看到我的聲明。這是非常細膩的作法，我想我們離那個目標還很遠，但不管怎樣，這種事情，不是由研究者來做，也不是研究者可以做到的。在檔案利用中，「及時性」也非常重要。ICA第五項原則的說明有言：「just, fair and timely access to archive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臺灣早期政治檔案的當事人，大都已不在人間，無法提出這樣的聲明，只能付之闕如了。就此而言，檔案能越早開放越好。

此外，我認為學者最好避免過度擔憂民眾，人們對於監控資料的內容，通常不會信以為真。

如果檔案以正規的開放方式來處理，會去申請調閱的大抵以相關人士（當事人、家屬等）和研究者居多，他們自會判讀，而且因為讀者比較特定，造成「二度傷害」的情況有限，反而今天若將檔案通通印出來，然後詳加註解，卻無法釐清當事人被指控的「罪形罪狀」，那麼，豈不擴大了二度傷害？

例如，臺史所出版的保密局檔案第一冊頁 371-374 的兩個文件，是報告北港「暴首」A 和 B 等，斗六「暴民」C（醫生）的「行徑」，解讀的學者對此毫無釐清；對三位「暴首」和「暴民」只註解了 C，但其內容也只是 C 的簡單履歷，後來怎樣也沒交代。各位可能注意到，我用 ABC，因為我不想將人名迻錄於此，我想他們的子孫並不想看到被污衊的先人的名字公然寫在這裡。請注意：臺史所出版的書完全不加遮掩。（不遮掩沒關係，但因為有說要釐清，變成做不到時該怎麼辦的問題。）

政治檔案是否需要遮掩隱蔽，我認為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我個人比較傾向於不須特地遮掩。國史館‧文建會出版的《戰後臺灣政治案件 湯守仁案 史料彙編》共二冊（2008），第一冊厚厚五百多頁都是跟蹤監控報告，如果要遮掩，不知從何遮掩起。話說回頭，會讀這厚達數百頁檔案的人，會相信每個字嗎？他不會反過來讀嗎？

就像我們以前讀《中央日報》（及其友報）一樣。當然，如何照顧隱私，的確是個大難題，必須遵守相關或特定的法律和規定。

檔案既不須先經學者解讀才開放，那麼，我們歷史人要做什麼？

我們有很多事可做、能做，但不是去跟人家說：當代檔案需要我們解讀才不會引起誤解。

歷史人的優勢在於解讀比較古早的史料（含檔案）。因為比較古早的史料，是在和當代非常不同的時空脈絡中產生的，語文也可能很不同，這都需要長期的浸潤和培力，才能有相當的掌握。例如，十七世紀有關臺灣的史料，語文和歷史脈絡都很複雜，若沒海洋史的基本知識，很多材料是讀不懂的。

清代臺灣當然比較「好讀」一點，但也要看情況，文言文材料和契約文書各有各的難處。降至日治時期，如果要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那當然要經過特別的訓練，不然，連日本近代文言文（近代文語）都不懂，遑論去解讀候文了，而辨讀「崩し字」（kuzushi ji，日文簡寫字/草體/行書）則不只要學會用一籮筐的工具書，多看勤查是不二法門。

臺灣因為歷史發展的斷層嚴重，從十七世紀到二戰結束戰前，史料牽涉到的語文和背景非常複雜，需要專業訓練。這是我們歷史人的優勢，但到了戰後，這個優勢就沒那麼明顯，甚至顯示出歷史人的局限。戰後的史料（含檔案），文字沒那麼複雜（當然跨時代的日文材料，對多數人還是個障礙），檔案的草體字也不會比臺灣總督府的「崩字」難認，也就是說，要用戰後的史料，門檻相對低。這也是戰後研究，有很多人是政治學和社會學出身的緣故。

歷史人一方面執著於「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另一方面不習慣「公民社會」材料的紛雜和等值性（相較於古早的菁英文獻），導致對當代課題往往裹足不進。換句話說，在研究戰後歷史上，歷史人並沒有太多的優勢，但只要調整心態，倒可展現史學訓練的本色，反而很有發揮的餘地。

戰後歷史，大家一起來努力！

今天這個紛擾，我認為起源於戰後臺灣歷史學界沒有檔案觀念，只有「珍貴史料」的觀念。此話怎說？

戰後臺灣的歷史學是由中國嫁接而來的，中國史學欠缺檔案觀念，首重「編纂」，只要編好史書，檔案就可棄置，這是中國歷史進程那麼久，卻鮮少保存政府檔案的原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珍貴無比的「內閣大庫檔案」，不也差一點成了紙廠的「還魂紙」，幸好被搶救下來。

在臺灣歷史上，荷蘭東印度公司留有 VOC 檔案，日本殖民政府留下臺灣總督府檔案，這是因為荷蘭人和日本人都有檔案觀念，清代臺灣留下的檔案很少，戰後在黨國統治下，國家檔案都可帶回家，解嚴後諸多機構爭相焚燬檔案，可見其一斑。至於將日治時期各個學校原本收藏的校史檔案當垃圾清掉，實在太令人傷心而不想去想，而那被整批銷毀的日治時期土地申告書，更讓人提不起力氣去提了。

那些已焚燬的，無從救回來，但我們可以開始呼籲社會大眾重視檔案，保存各式各樣的檔案。檔案的保存和利用，是為了今天以及未來世代的「自我了解」。歷史學界更應該了解檔案和史料是兩組不同的概念，文件本身可以重疊，但操作上不能混同。

由於黨國不重視檔案，甚至毀棄檔案，導致我們今天要研究戰後臺灣，有很多地方可能一片「空白」。不過，戰後檔案可能還有很多散在民間，或藏在某個政府機構的某個角落，這些公家檔案，新政府應以國家之力全力收購或徵集。

我們前面提到的 ICA 檔案利用原則第一條明言：「公共和私人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幅度地開放檔案。」關於私人組織（private entities）檔案開放利用的問題，比較複雜，容我略過不談，我倒是很同意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薛理桂教授的主張：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有很長的一段時期黨國不分、以黨領政，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檔案應該算是公家檔案，但目前藏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該館隸屬「民間團體」中國國民黨，算是私人機構，如薛教授所指出，

「其管理並未受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約束，也不受『檔案法』的約束，因而哪些檔案或文件可以公開，哪些不對外公開，都是該館內部作業，無法受到公評與約束，更遑論對民眾全部公開與提供使用。」他呼籲該黨洪主席展現魄力，「主動將國民黨自一九四九年以前從大陸攜帶來臺的檔案與黨國大老的相關文件，都能夠全數移轉至檔案管理局，成為國有財產，讓全民都能夠自由閱覽這批檔案。」（薛理桂，〈國民黨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6/04/07）

如果該黨史館的檔案能彙整到檔案管理局，加上國營企業和前國營企業檔案，以及各地地方檔案等等……，那真是社會之幸、國家之幸！

如果藏在各個公私角落的具有公共性質的檔案都能開放利用，相信數量很驚人，一定能大大增進我們對自己/社群的了解。研究當代歷史，由於材料非常多元，公私檔案龐雜，非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在這裡，我看到我們歷史系學生可以發揮的地方。

如前所述，戰後臺灣史，就史料而言，門檻相對低，它不像日治臺灣史或中國古代、中古史，要有長期的培訓過程，不然很難入手，甚至看不懂材料。這是說，如果你已具備史學的訓練，那麼，當你運用當代材料（含檔案）時，你將相對容易進入情況，若能在細膩的解讀、敏銳的觀察之外，帶入結構性的了解和分析，應該可以做出很不錯的戰後臺灣史研究。

我們說「戰後臺灣」是指 1945 年以後到當代，那麼最遠的時間點距離現在已經七十年了。其實一點都不近，尤其等你「出師」後，大約又過了二十年，已達九十年，怎能說很近呢？我很希望歷史系學生，不管你是否研究臺灣史、中國史，或其他地方的歷史，可以抽一部分氣力來嘗試研究戰後臺灣史。三一八之後，有不少歷史系研究生對自己的歷史產生興趣，但又好像有點裹足不前。我認為，首先要打破「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的迷思，其次，就是要跨出第一步，這和你的其他領域的研究並不衝突──戰後臺灣史可當另一個領域啊。

戰後臺灣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課題。光就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來說，研究還是相當少，例如湯守仁案（含高一生、林瑞昌等十餘人），那麼重大的事件，影響非常深遠，到現在看來看去還是那幾篇文章，而其中六位原住民菁英於 1954 年被處決，距今已六十二年！另外，關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家屬部分，我們的了解非常欠缺。

我認為將來其實還有個大課題要深入研究，也就是加害人和共犯集團的問題。有些輪廓已經浮現，但需要大規模的研究。此外，戰後黨國在島嶼布下那麼龐大嚴密的監控網，投入的人力財力（納稅人的錢）何其多，這到底對我們的社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可能還活在它延續不斷的惡效果中。

這些都亟待研究。研究國家暴力對人民的斲傷，無法挽救過去已喪生和犧牲的人，只能還一個公道，最實際的受益者終究是當代和未來的世代，因為我們是在前人的血和傷痛之上確立並鞏固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

圖二 夾在檔案卷宗中超過半世紀的遺書：黃溫恭給妻子的遺書（其中一葉）。如果不是檔案開放利用，黃溫恭的五封遺書不會在2008年被外孫女張旖容發現。
黃溫恭於1953年被處決，已事隔55年！然後家屬爭取三年，才在2011年取回遺書原件。

美國的當代史研究非常強，投入的人力非常巨大。研究當代美國史，當然必要大量利用檔案。研究當代臺灣也是一樣。如果歷史人能因這次保密局檔案風波，而對利用檔案產生興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契機。只要你能設法到檔案局搜尋一下，應該可以找到讓你感到「人親土親」的課題，然後想進一步了解。很多檔案，若抽離地方脈絡，是讀不懂的──那可不是文字問題。歷史研究是拼圖，大家一起來，最能有大成果。

結語

我讀臺大時，中國現代史教科書已經寫到 1936 年的西安事變，那時距西安事變還不到四十年呢，而明年二二八就滿七十年，我們還要繼續等下去嗎？歷史要多老才能算歷史？

那些在檔案中只能「被紀錄」（甚至被抹黑）而沒發言機會人，已經凋零殆盡，他們的第二代也已老邁（甚且已過世，如林茂成先生、高菊花女士），我們再不去研究，檔案中聽不到的聲音終將永遠聽不到！年輕的歷史人，請不要相信「太近的歷史不是歷史」，況且它正急速地流逝了，我們連衣角都拉不到了。

過去的史學觀念認為史料就是史學，這雖然是過時的觀念，影響猶在。史料不等同史學，歷史研究需要很多的思考和分析，在當代尤其需要「人間史學」，那種真正進到人群社會去觸摸歷史脈動的研究，那種有人的溫度的研究。

最後，我很期待我們的社會能了解檔案保存和利用，對於建立資訊健全流通的現代社會，至關緊要。在這種了解和關懷中，或許目前位居中央三級機關的檔案管理局能提升到二級機關，改稱國家檔案館，擁有更大的權責，能夠大量徵集政府和民間（公司、個人等）檔案，並有足夠的人力來保存、管理、著錄臺灣公私機構的檔案，以高規格和高標準開放給公眾利用。此時此刻，是所至盼。

圖三 黃溫恭給小女兒春蘭的信（第一葉）。

圖四 黃溫恭給小女兒春蘭的信（第二葉）

（以上四張圖片承蒙張旖容小姐同意作者引用，謹此致上深謝之意。）

＊基本參考資料：

1、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Committee on Best Practices and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on Access, “Principles of Access to Archives.” 「檔案利用原則」在pp. 8-11。網頁連結： http://www.ica.org/sites/default/files/ICA_Access-principles_EN.pdf

中文簡體字版本：http://www.ica.org/sites/default/files/ICA_Access_Principles_Chinese.pdf

2、我國「檔案法」：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626&p=453

3、東生，〈何謂檔案開放？兼論其迷思〉， 《想想》， 2016/04/03：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330

4、薛理桂，〈國民黨檔案應移轉至檔案管理局〉，《自由時報‧自由廣場》，2016/04/07：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76594

5、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本文轉載於臺灣與海洋亞洲：試論檔案、檔案利用，以及學者的位置──寫給年輕的歷史人

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裡，作者加萊亞諾語重心長寫下：

「印地安人的過去和現在，皆因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這是整個拉丁美洲悲劇的縮影。」

的確，玻利維亞即為典型例子，蘊藏豐富的礦產，卻是拉美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甚至還被戲稱為「金座上的乞丐」。一切悲劇就從富饒的銀礦談起。

玻利維亞蘊藏豐富的礦產，卻是拉美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甚至還被戲稱為「金座上的乞丐」。（AP）

十六世紀中葉，西班牙拓殖者在墨西哥高原上，陸續發現薩卡特卡斯（Zacatecas）、塔克斯科（Taxco）、瓜拿華托（Guanajuato）、帕丘卡（Pachuca）等多個銀礦；同時，玻利維亞的波托西（Potosí）銀礦也被發現。自此，西屬美洲掀起白銀狂熱，不僅「白銀」用來命名新發現的地方，甚至豐富了西班牙文辭彙，例如：在《唐吉訶德》裡，即出現「等值於一座波托西」（vale un Potosí）一詞，即「價值連城」之意；或「聲響如銀一般」（suena como la plata），指人的聲音或笑容甜美。

十六世紀中葉，殖民政府引進「汞銀混合法」，不僅改善傳統提煉白銀的缺點，同時有效地大規模開採，但汞在提煉過程中卻嚴重威脅礦工的健康。

初期，礦工均為印地安奴隸，在礦工不足下，有些礦區甚至實施「米達」（mita）制，強迫徵召各地印地安奴工採礦。所謂「米達」制，係繼承自古印加帝國的一種服役制，徵募各行政區百分之五的男丁，義務至礦區工作四至五個月，只是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米達」制乃變相的奴隸制。

十六世紀中葉，殖民政府在西屬美洲進行大規模開採。
初期，礦工均為印地安奴隸，在礦工不足下，有些礦區甚至實施「米達」制，強迫徵召各地印地安奴工採礦。圖為16世紀波托西礦區。

十六至十八世紀，白銀成為西屬美洲最重要的礦產之一。

開採出來的白銀，少數製成飾物器皿、或用於裝潢當地的堂教與宅第，大部分則鑄成銀幣，作為通商之用，交換奴隸、食品、武器、呢料、絲綢、瓷器、家具等。西班牙不僅實踐全球化夢想，而西屬美洲所鑄造的銀幣流通全球，係當時國際上最受歡迎的銀元。

事實上，西屬美洲所出口的白銀，其價值比進口值大四倍，西班牙帝國大肆揮霍美洲殖民地的財富。

白銀不斷從美洲流出，礦區人口急速成長，礦工不斷湧入。走過奴隸制與服役制，再到納稅制，最後到薪資制，礦工成為經濟剝削的祭品，以生命造就美洲的繁榮。據統計，光波托西這個礦區，三百年間吞噬了八百萬條礦工的性命。待礦區枯竭後，城市燦爛的外表也跟著褪去，只留下一口口的廢棄礦井。

波托西礦區，三百年間吞噬了八百萬條礦工的性命。
待礦區枯竭後，城市燦爛的外表也跟著褪去，只留下一口口的廢棄礦井。（維基百科）

與西班牙相較之下，葡萄牙在巴西境內找尋了兩百年，終於才在黑金城（Vila Rica do Ouro Preto）找到藏量可觀的金礦。由於當地金礦含有鈀元素，吸收氣體後，金子表面會呈現黑色光澤，因而得名「黑金城」。一如其他礦區，淘金客紛至沓來，殖民當局並從非洲引進黑奴，替補不足的印地安奴工，黑金城儼然葡萄牙版的「黃金波托西」，在紙醉金迷中，躍升為重要的礦業城市。

1703 年，葡萄牙與英國簽訂梅休因條約（Tratado de Methuen），這紙條約是歐洲外交史中條文最少的條約，卻足以讓英國不費一兵一卒，輕易打垮巴西經濟。藉這紙條約，英國以紡織品換取巴西的黃金，於是，無數的巴西黃金流入英國，促使倫敦搖身一變，成為歐洲金融中心，進而發展工業。至於巴西方面，原來打算以酒換取英國的紡織品，卻輕忽農業，全力發展礦業經濟，導致大量財富外流，紡織工業癱瘓，衣物、糧食全仰賴英國進口。

一言以蔽之，巴西以黃金換來了貧窮。

1703年，英國駐葡公使梅休因與葡萄牙國王佩德羅二世（圖）簽訂《梅休因條約》，
英國以紡織品換取巴西的黃金。
於是，無數的巴西黃金流入英國，
使倫敦搖身一變，成為歐洲金融中心。
（維基百科）

等到金礦枯竭後，投機客開始往他處去，重新找尋新目標。黑金城因而失去重要性，金碧輝煌的教堂數度遭搶劫，繁華的城市盡成廢墟，坑坑洞洞的礦井更增添蕭條。唯一不變的是，當地人深信，礦工亡魂至今仍在寒冷雨夜裡，來到仁慈聖母堂望彌撒。

鑽石、硝石、錫、銅、石油等，紛紛成為投機客致富的新目標，而這些被選中的目標，經歷短暫的繁華之後，又陷入同樣的悲劇輪迴。

坐擁金山銀山，拉丁美洲卻儼然乞丐一般。

本文原刊載於自由評論網《魔幻拉美》坐擁金山銀山的乞丐

《蒙馬特遺書》與《其後》。圖片來源：自照。

在「以小說對話」這個主題的第一組書，我們一同讀了經典名著《傲慢與偏見》及相關衍伸作品，看見幾位作家如何以現代的角度去跟這部作品對話。第二組書我則選擇了賴香吟的《其後それから》，以及在這本小說中化名為「五月」這個主要角色的邱妙津遺作《蒙馬特遺書》。兩人不但是大學時代的至交，更是文學路上的重要夥伴，在邱妙津以一把剪刀刺向心臟結束自己的生命以後，她將所有遺留的文稿留給賴香吟，也因為這個「遺稿管理者」的身份，她就此失去了自己在文學上的獨立位置，長期處於失語狀態的賴香吟，從台灣文壇缺席了十多年，直到《其後それから》的出版，似乎是在宣告她這個一度迷途的文學信仰者，總算找到了回家的路。

賴香吟在這本小說中重新爬梳那段痛心疾首的回憶，一開始讀者難免是抱著八卦的好奇心在讀這本書，一邊暗自將書中的劇情與新聞片段做交叉比對，一邊又揣測這本書裡究竟是虛構的成份多還是真實的部分多。但讀到最後，這些都變得不是重點了，我們跟著賴香吟在浩劫過後，一步步走出摯友自縊的陰影，同時將破碎的心一針一線地修補起來。

賴香吟。https://goo.gl/1vj7t1

中國詩人西川說：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著失去一個偉大的靈感，失去一個夢，失去我們生命的一部份，失去一個回聲。

在邱妙津的小說中，「小詠」這個角色顯然是以賴香吟為參考模型，相對的，邱妙津也在賴香吟的《其後それから》中化身成「五月」。對於讀過邱妙津另一本長篇小說《鱷魚手記》的人來說，五月的形象肯定並不陌生，她是有著勁量電力的活潑小熊，她是能悠遊自在穿梭於不同人群的交際孔雀，就像是《鱷魚手記》裡的主敘者拉子一般。但是在光鮮耀眼的活力下，暗藏著能將生活兇猛吞噬的黑暗漩渦，她看似強悍得可以扛著這個在當時還被視為禁忌的「同性戀」標籤，實則在小說中她娓娓道來的盡是愛上同性的不安與脆弱。沒能像異性戀般正大光明的許下承諾，這樣的愛卑微而無以為證。因此，《蒙馬特遺書》中對戀人背叛行為的血淚字句，讀來格外有真實的痛感。而這不免讓人感到邱妙津的自殺事件，就像報紙上常下了「為愛走上絕路」如此聳動標題的故事一樣，但是對賴香吟來說，「五月的自殺，之於我，其作用力卻不完全相等於同志故事的悲歡。比起一樁情事破裂，愛人離世，一種對象明晰，疼痛確鑿的哀傷，五月之死使我臨到的是一個年輕時代的提早終結，眾多信念的挫傷。」

《挪威的森林》電影版劇照。圖片來源：http://goo.gl/52ENf5

這令我不禁想起《挪威的森林中》，直子的自殺，對主角渡邊的影響，那死亡所帶來的強烈破壞力，不僅僅因為曾經愛戀過這個人，更大的原因是，她代表了一個青春時代的瓦解。死就是不在，是任性地脫隊，是就此於他人生命中缺席，是揭示了人未必能夠勝得過死神的誘惑呼喚，是殘忍地告訴你「永遠」並不存在。如果這個人，是在你生命路途上重要的陪者，或者甚至是領航者時，他╱她的猝然離世，帶來的衝擊更將如原子彈爆炸般在生命中留下不可逆的傷害。因為，連他╱她都度不過生死這個坎了，你又有何自信可以逃得過死神的魔爪呢？

我們都是被遺留的人，無可選擇地被逝者的陰影籠罩，得掙扎著走出自己的路，然這個掙扎是不是又傷害了我們與逝者的情感呢？

將《蒙馬特遺書》與《其後それから》交叉閱讀時，有一點非常讓我在意，就是看來同樣的一段回憶，在兩人不同的視角下，就彷彿照片套用了不同濾鏡後，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圍。其中尤以五月從巴黎到東京見「我」的這段記述特別明顯。在賴香吟的筆下，這段回憶是以一場激烈的爭執作結，也因為這一次會面變成了最後一次，她寫起來格外帶著內疚與自責的情緒，「如果…，也許…」這樣的句型在這段回憶中不斷出現，那是生者未能將死者從鬼門關前拉回來的悔恨。

但在邱妙津的筆下，與小詠在東京的回憶，充滿了夢幻般的美麗色調，在小詠溫暖的陪伴下，她彷彿終於可以放下被愛人深深傷害的心傷，並且開心地在東京這個城市中找尋太宰治的身影。然而這樣看似眷戀於人間美好的溫暖記述，卻像是死者對生命的最後一瞥，特別的溫柔，特別的美化一切。

或許，這也是一直以來困擾著賴香吟的，她記憶裡的邱妙津，是她真正的樣子嗎？她有資格去寫自己記憶裡的邱妙津，而不被冠上「消費名人」的罪名嗎？但等到她終於寫完了，她才踏實起來，「這不是一本關於五月的書，而是關於我自己，其後與倖存之書。」

邱妙津。圖片來源：http://goo.gl/aq47vp。

提早離席的人，凍結在意氣風發的瞬間，就連困境也是充滿傳奇的。留下來的人，幸福健康活著何等艱難。

在《其後》裡除了五月（邱妙津）的死亡，同樣還記述了其他以自殺了結生命的作家，整本書彷彿寫盡了作家這個行業的「職業傷害」有多大。^[1]顧城與姐姐顧鄉，海子與好友西川，黃國峻與父親黃春明，太宰治及其次女，這些提早於生命離席的青年作家，與被他們留下的至親至愛，兩相對照的遭遇如同邱妙津與賴香吟之間的關係。

死者瀟灑的離世，並且因為那些戲劇性的死，讓其所撰寫的作品彷彿撒上了一層傳奇的亮粉，他們是獻身於藝術，他們寫就了身為某個弱勢族群被社會壓迫的悲歌，他們來不及老去也沒時間衰敗，他們無需再與世俗的種種搏鬥，沒有必然來到靈感枯竭的一天，他們就這樣成了經典，成了文青們口耳相傳的「必讀清單」。

而那些被留下的人，沒能如邱妙津在《蒙馬特遺書》結尾中所說的，「將我遺忘在海邊吧。我祝福您幸福健康」，因為活著本就已經艱難，背負著死者的記憶以及情誼，更是使得這一路走來的治療過程辛苦無比。各種情緒折磨著留下來的人：一開始是自責未能在死者沈溺於自殘情緒時拉他們一把，接著是氣憤於死者就這樣拋下與自己的承諾一走了之，最後，則是好多的為什麼，最大的疑問就是：為什麼是你死了、我活下來呢？

我沒有能力阻擋謊言與傷害於生命之外，沒辦法使事物結晶於至美的瞬間——如果這是妳與我，青春之心所堅持要做的——做不到，死亡也不是做到的辦法。相反的，在死亡之後的流水時光，我目睹的盡是變化，滄海桑田，人之變貌與情感的質變，一切不可阻擋，也往往情有可原。取代眼淚與吶喊的是強烈的孤寂感漫天而來，無孔不入，可相信我，心靈有其不死之本事，如果你還在，想必能和我一樣，沒什麼好慌張的，孤寂就孤寂吧，與孤寂同在，細看它的模樣，看熟了就沒有什麼好慌張的。

如果說五月（邱妙津）的死讓賴香吟的人生經歷了一陣地動天搖，讓她的文學人生凍結在巴黎的那一天，那麼賴香吟父親的死，則是讓她頓悟了自己曾經擁有過什麼，還有活下去，能夠繼續看見什麼樣的風景。於是在死亡這條路的盡頭，不再只有五月黑暗的身影，而還有父親守護著，告訴她別怕，一切都只是必經的過程。而這段「心靈有其不死之本事」，又彷彿是在回應邱妙津於《蒙馬特遺書》中所寫的：「世界總是沒有錯的，錯的是心靈的脆弱性，我們不能免除於世界的傷害，於是我們就要長期生著靈魂的病。」

這是只有倖存過生死掙扎的人，才能夠產生的體悟。如果說整理亡友所留下的種種紀錄，就像走進她扭曲而陰暗的心靈之森，那麼在這本書的最後，賴香吟終於從一片迷霧中，看見了回到現實世界的出口。

[1] 袁瓊瓊與賴香吟於《聯合文學》第8卷第6期中的對談提到：「像是太宰治的死亡，還有顧城的死亡，可以說是作家自殺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作家兇殘的歷史；這樣說作家好像是職業傷害最嚴重的行業。如果以這樣來講，五年級創作者是因為寫作而職業傷害最嚴重的世代。他們因為寫作碰觸到死亡的問題，也用死亡來做解決。」

今天提到「比利時」，腦中多半可能會想到這個國家「製造」出許多好吃巧克力。但是你未必知道，這個建國不到兩百年的歐洲國家也「製造」出自己的「王室」。

比利時巧克力

也許這樣的用詞可能不夠精確，但請先耐著性子，繼續看著今天的冷知識週刊吧！

這故事要從拿破崙在滑鐵盧滑了一跤打了敗仗說起。

歐洲各國在拿破崙一世敗於那場慘痛的滑鐵盧戰役後，為了懲罰胡亂擴張的法國，同時也防止同樣惱人的問題再次出現，決定削弱法國的力量。因此普、英、奧等國便在「維也納會議」中將法國北邊的經濟重鎮南尼德蘭地區割讓給鄰近的荷蘭王國，變成了荷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

但是這樣報復性的強硬外交行動，反倒引起居住在此地「說法語的南尼德蘭人」的強烈反彈，除了語言不同以外，他們所信奉的舊教（天主教）都和信新教的荷蘭人相差甚遠，這實在太難讓人忍受。

雪上加霜的是，荷蘭採「重商主義」的政策，希望透過低關稅的自由貿易來發展商業和漁業；反之，南尼德蘭地區主要是需要關稅保護的工業與農業，而且荷蘭聯合王國內的各項政策都對南尼德蘭人不公平；南尼德蘭人也從不覺得被荷蘭人當人看（似曾相識）。

眾多不滿就這樣在「被合併」的十五年後爆發開來。

在荷蘭上用力地開一槍，讓我們獨立在這聲巨響

1830 年 8 月，為了響應「追求自由主義與追求民族主義」的法國七月革命，說法語的南尼德蘭人決定發動獨立，不過動機並不是要建立一個永久的「比利時國」，而是要等待適當時機重回母親「法國」的懷抱。當時除了英法兩國以外，大部分的國家都反對比利時獨立，希望能維持 1815 年維也納會議時共識下各國勢力版圖。

等等，當初英國不是也嚷著要把比利時割給荷蘭嗎？怎麼現在又同意比利時獨立了？

其實是因為英國擔心商業發達的荷蘭會因此飛黃騰達，支持比利時獨立，但不贊成他們重回法國，則可以打擊到一輩子的歡．喜．冤．家法國。英國你好樣的。總之，比利時就這樣在英法兩國支持、奧地利與普魯士國內也在革命無暇顧及下，順利獨立了，但是獨立後的比利時隨即面臨到一個大問題。

那就是今晚誰當家？

本來，他們想要找的第一國王人選是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的二子，但一直想打臉法國的英國當然不同意。最後在多方探詢人選下，他們找上的是不久前才拒絕希臘王位邀請的這位……

利奧波德

「嘿！聽說你是薩克森科堡哥達王室的利奧波德嗎？」
「欸……是阿」
「聽說你才剛拒絕繼位為希臘國王，真是太狂了！」
「還好吧‥‥」
「你有個贏在起跑點上的優良血統！拜託來當我們國王好嗎？」
「什麼！？這樣不會太突然了嗎？」
「可是我們國會都通過了，就是你了！我們的王！！」(～全劇終)

(以上為設計對白)

總之，這個來自德國科保的貴族利奧波德，可有不小的來歷；他曾經是英國王儲夏洛特公主（後來因難產而死）的夫婿，曾經有機會繼任為英國國王，雖然公主最後不幸死亡，但基於這一層姻親關係，所以也受到英國的支持而繼位比利時國王囉。

至於他放棄的英國國王寶座，後來反倒由他的外甥女接手，這是因為利奧波德的姊姊嫁給了夏洛特公主的叔叔愛德華王子，生下了後來叱吒風雲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而他本人後來則娶了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沒錯就是比利時本來要找來當國王的爸爸）的女兒，這幾段錯綜複雜的聯姻關係，最終讓他的家族幾乎統治了整個西歐。

一天又平安的過去了，這都要感謝皇室製造業比利時！

維多利亞女王

所以說……比利時王室和英國王室其實是一家人囉？

這個嘛……後來又發生了一些故事，就留給之後的冷知識週刊囉。

2012 年起，網路上出現了名為「羅輯思維」（你沒看錯，就是沒有走之旁的羅）的知識性脫口秀自媒體。

該節目常透過講述歷史，試圖詮釋現在社會的際遇；短短 3 年，已經發展到破億人訂閱觀看，甚至從一個賣書的本業擴展至自行出書（還出了 5 本），對於喜歡聽故事、講故事，並希望普及歷史的老ㄕ來說，那也是相當有吸引力的。

所以當「羅輯思維」的第三本書──《成大事者不糾結》有正體字出版，我是立馬買了本來參詳，看完之後，我覺得……這書基本上可以不用買了！

書商估計看到這，都快昏死過去了吧？

別急，事出必有因，老ㄕ這就說說如此評價的原因。

平時有收看「羅輯思維」的朋友，就別期待從這本書挖到什麼新觀點，因為它是挑選了 12 期的網路節目，將其中的文字稿修飾過出，其中內容，按「羅輯思維」主持人羅振宇（又自稱羅胖）的說法：「上網出門左轉就可以看到。」

所以對於已經看過影片，或是對「看書」本身沒有興趣，甚至會頭疼的朋友，就不用特地花大洋、掏銀子的購買實體書。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自己上網看影片，或是下載 app 聽音樂都是種選擇。

（當然若想要證明是個貨真價實的羅粉，或是對觸摸書本翻閱感到享受的「看書」份子，那可以自動忽略老ㄕ上述的說法）

但對於沒有收看「羅輯思維」的朋友，老ㄕ真是推薦：「把書買回去讀讀看吧。」

一方面，看影片頗花時間（ 1 期節目大約 45 分鐘，看完 12 期約花 540 分鐘，但本書用語淺白，容易閱讀，估計不花 6 小時就能看完一遍)；而「羅輯思維」談論的主題五花八門，難得人家已經整理出一個主題方便閱讀，也真的省去在網路上找對應影片的麻煩。

（不過老ㄕ還真自找麻煩的，把每個章節所對應的網路影片查了出來。啊？問我是哪 12 則影片？開玩笑，要是說出來，書商沒準就跑我家砸雞蛋抗議本人破壞生意了。）

另一方面，如同前面所提，書中的 12 則故事扣準了一則主題，而這則主題與你我息息相關，那就是……如何面對這變動的世界。

以書中的舉例，碩博士生以往被視為有知識地位及有薪水保證的象徵。可如今呢？

花了許多時間精力投入學術獲得高端知識，碩博士卻要面對不怎樣的起薪，甚至失業危機。由此看來，「好好讀書就有出息」這個以往實用，現在卻不管用的價值觀正在瓦解，那請問：當、事、人、又、該、怎、麼、辦？

同樣的狀況，相信在其他行業也正在上演，以老ㄕ自己身處的教職為例。

以前修讀教育學程的師培生，一畢業就有正式工作，之後乖乖教書，就能有穩定收入及不錯的退休待遇；但現在的師培生那叫一個慘，在少子化越趨嚴重的情況下，正式工作開缺銳減，導致流浪教師滿街走。就算好不容易當上正式教師，也許哪一天就因人力過剩，而被迫調職甚至被解雇。

教職不再是以往的鐵飯碗，身處其中的第一線教育人員該如何是好？

聖經曾說：「日光之下無新事。」我們今天所遭遇的變動處境，其實前人早有類似的經歷。英國作家艾倫狄波頓說：「歷史教導我們：事物並不恆常，它們總在改變。我們現今最需要的是『好主意』，而這在歷史中俯拾皆是。所以好的歷史能給今日帶來靈感、勇氣與慰藉。」

「羅輯思維」的《成大事者不糾結》就是透過歷史上同樣面臨變動處境之人，以他們的經驗，試圖去回應變動日趨激烈的如今。本書尤其難得的，是他們透過扎實的資料整理，先建構出歷史人物身處的背景及處境；接著以淺白的文字、流暢的敘事節奏，很快的讓讀者輕鬆了解人物的性格、處事的方法、人際交流間的眉角、還有最後成功及失敗的原因；而羅胖本人在故事後段的解讀，則引導我們持續去面對問題以及思考。

以書中最推崇的曾國藩為例（12 則故事，只有曾國藩佔有 2 則；而本書書名，也來自於2014 年 41 期的影片，專門頗析曾國藩的成大事者不糾結，可見羅胖有多愛他），那時太平天國勢力正盛，本來只是讀聖賢書的曾國藩就被捲入了動盪的風暴。

曾國藩 （Source: rocidea.com/）

人家很有才能嗎？

對不起，曾國藩不擅軍事，不僅他自己講：「我有滅賊之志，但無用兵之才。」當時人幫曾國藩的湘軍整理戰績，發現幾乎拿不出什麼漂亮戰績出來說嘴。人家很有資源嗎？

看看曾國藩帶兵的過程，那真是一個「慘」字來形容。皇帝給不出軍餉又不喜歡他，身旁的戰友幾乎自掃門前雪，沒事還在他背後捅兩刀（左宗棠一天到晚跟人說曾國藩笨、本為下屬的沈葆楨死活不肯為上司籌辦軍餉），曾國藩很多時候只能靠自己。人家際遇好嗎？曾國藩一生都遇到苦差事，太平天國作亂他要負責、洋人鬧上門了他要負責，甚至中央鬧出政變他這地方官竟也要負責的出來表明態度。

既非天才、本無後盾、一生也不特別走運，可曾國藩最後還是熬出頭，不但因軍功獲得侯爵的地位，還因處理洋務得當，穩坐號稱「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官位。而後事人一提到曾國藩，各個都說他是名臣，對其推崇之志。

如果你被我上述的文字勾起了興趣，那老ㄕ能告訴你：「《成大事者不糾結》就是這樣勾起你想看下去的慾望。」而在閱讀後，讀者會發現，它無愧於自己喊出的口號：「有種、有趣、有料。」

捧人的話講完，秉持「羅輯思維」的精神，老ㄕ接下來要說些話好提醒《成大事者不糾結》的讀者。

第一，我們不是書中的任何一個主角，而是獨特的自己，所以別認為能完全複製其中的成功或失敗。像是受羅胖推崇的李鴻章，此人在書中展現機巧應變的才能，如果不是天生反應快、心思周慮，勉強學習的結果只怕事情沒解決，還惹得一身麻煩。

李鴻章 （Source: mychistory.com）

那讀者說：「我學羅胖舉的另一人物──曾國藩，老實的待人處事守本分。」那又有問題了！人家曾國藩之所以能熬出頭，是學習到了忍耐，吃再大的虧也能承受，並調整步伐誠懇且扎實的面對問題解決。要一個心理素質不夠的人學習曾國藩模式，只怕沒多久就崩潰的一蹋糊塗。

其實若是照表操課，很明顯的就與「羅輯思維」提出的變動性相衝，《成大事者不糾結》只是點出問題以及對過往經驗提出評價。在我們對前人有所感悟之際，重要的是，認清自己並對未來要前行的方向做出相應的調整。

第二，「羅輯思維」一再強調，他們秉持著保守主義。何謂保守主義？按羅胖自己的說法，就是不信事情會一夕之間改變，所謂的改變，是按著現實的許可性，日趨一寸地慢慢「拱」出來。

老ㄕ不會說這樣的想法或模式不正確（因為從《成大事者不糾結》中，已經看到許多帶有保守主義色彩的人成功的案例），可若全按「羅輯思維」的保守主義思維分析事情，那也是很危險的。

有道是：「盡信書不如無書。」前面也提過，別人的成功不一定適合自己，再換句話解釋，如果保守主義真能解釋一切，那麼世界上就不會有如此多的主義存在。如果看官想成為書名所提的成大事者，那真的別糾結在單一的思考模式上，而是先了解一種模式，然後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使用，如此或許更能有所得。

第三，看官們如果想：「喔？這本書難不成是我解決現在困境的苦海明燈？趕快買一本！」老ㄕ會說：「沒那麼簡單。」因為如果凡事真的都有辦法解決，「困境」這樣詞彙也就不會出現了。

當用盡了方法，但「成大事」卻遙不可及時，還能怎麼辦？

其實書名的下半截已經提供了一種答案：「不糾結。」《成大事者不糾結》的內容，與其說是提供解決方案，不如說是提供一種態度或精神。身處困境，但盡其力，勝固欣然，敗亦可取。更白話來講：「能做得盡量做，真的無法可施，那也學著欣賞自己的處境。」如此說來，這本書除了務實及新穎的探討，似乎還多了些感性的瀟灑。

講了這麼多，最後還是用簡單幾句話結論吧：

本書很有看頭，本就喜好歷史的人可以從其中認識歷史活潑有趣的一面；對歷史不帶感的人，也還是買一本當投資自己，因為你可以學習用不同以往的視野去見識的更多。

作者：瑪莉蓮‧強森（Marilyn Johnson）

自從「世界遺產」這個偉大計劃開始實施至今已經四十年，四天之中來自六大洲的考古學家討論如何管理世界遺產的遺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古學文化遺產管理國際委員會（ICAHM）的會議得出結論，我們該怎麼做呢？

現在正是處理的時候了：我們決定實地考察考古遺址中最重要的馬丘比丘。攀登印加古道要花四天時間，沒有參與者辦得到，因此他們選擇搭乘三個半小時觀景車頂（Vistadome）火車到馬丘比丘山麓的阿瓜斯卡連提斯（AguasCalientes），這雖然不比海蘭．賓漢（Hiram Bingham）的車廂豪華頂級，但可免於背包客列車的驚心膽顫。

這是我的夢想，搭上塞滿考古學家的列車，在百變風景和真實世界的夢幻王國映入眼簾的同時，討論考古學、文化認同、文物遣返和其他熱門主題。

阿瓜斯卡連提斯（AguasCali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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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遺產運動展開古蹟和歷史建築的保護，並以多種方式擴展，也是這次研討會的內容，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及其諮詢團體主辦，延伸、檢驗並調整遺產的定義，並回答問題：人類歷史哪些部分值得保留？

這個問題在過去四十年獲得若干調整。

自然遺產、歷史城市中心、歷史公園和花園、水下文化遺產，甚至包括無形文化像舞蹈、音樂、口述傳統和節日都被納入遺產的概念中。吉爾弗勒金在研討會上提出理由，認為木乃伊應該考慮列入名單。雖然埋葬的地方，如龐貝和古提比斯及其墓地，已經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但人類遺骸並沒有列在指定範圍內。

目前放置在丹麥錫爾克堡博物館的圖倫人（Tollund Man），以及阿爾卑斯山上發現的冰封五千年、天然保存的木乃伊奧茨冰人（Ӧtz the Iceman），都不具申請世界遺產的資格，但吉爾弗勒金持疑，他們不也是考古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只一個考古學家跟我說，考古領域每往前走一步就要埋葬過去一次。經過許多年，考古學家才接受歷史考古學成為考古專業的合法分支。

一旦他們接受田野方法新方式理解遺址中十七、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文物，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轉向二十世紀，甚至是二十一世紀的遺址？考古學家能不能把他們科學觀測技術應用到你剛住過的房間？過去考古學把骨骸、石器、陶器列入古典，或史前的研究範圍，而現在從兩百五十萬年前遠祖使用工具到你剛才扔掉的雞塊的來龍去脈都當作發掘（或是觀察、思索）的對象。

演討會講題除了技術性展示目不的暇給的考古學工具、若干遺址連結社區各種成敗的現身說法、防範文物洗劫者、人類生存和環境威脅等等，也有像西弗曼謙遜又出人意表的人文關注。這些終必銘記在我腦海裡。

約翰．史考菲（John Schofield）是英國約克大學教授，在會上詳盡介紹考古學平民和現代的觀點。他長相不討喜，有張靈活、普通的臉，史考菲專注於他所謂的「當代過去的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past），我稱為五分鐘前的考古學。

他曾與一個團隊合作發掘已被考古發掘過的一輛破舊的福特車。他們把車當作一件物質文化來進行記錄。仔細檢查、測量、清理車內角落發現的十七世紀的陶器灰塵碎屑，在車體骨架上取鐵銹樣本，記錄曾用來當作跳板的車頂凹痕，然後拆解車體和引擎。

兩個月來，他們把這部車視為被人類製造、改裝並丟棄的物件加以研究。一方面是練習，甚至是一種噱頭，也是控制的科學調查的有趣應用：觀察、測量、記錄、拆解。團隊達成的結論讓我印象深刻：車內狀況完好，考古學家為車定期保養和維修。但車體和外裝卻因為田野調查的需要弄得凹凸不平，看起來像是肇事撞毀。車內車外處處是考古學家留下的痕跡，以及他們進行各種發掘的證據。

即使是我們每天使用的東西，經過深入的調查，也會透露新訊息。史考菲對著坐滿考古學家的觀眾席聊到這個轉變，從形象和建築的角度思考文化遺產，轉變到以另一種記錄常民生活方式的角度來思考文化遺產。

他特別提到馬爾他首都瓦勒塔（Valletta），位於地中海南部一個美麗的城市，這個城市因為高密度的歷史古蹟而列為世界遺產，自十八世紀晚期以來建物都維持不變。馬爾他多年來是各國海軍停靠的港口，到訪的水手會去光顧瓦勒塔海峽街的酒吧和夜總會。

瓦勒塔（Valletta）的港口 (Source: Andrew Price＠Flickr)

一九七○年後酒吧已經關門，海峽街幾乎是棄置狀態，包括天主教會在內的馬爾他權勢階層，連認定城市的文化價值都沒有興趣，更遑論去保存。但是，曾經在海峽街工作的某些人被發現生活在這廢墟中，其中包括前舞者喬。史考菲感嘆：難道屬於喬的那個瓦勒塔不是這座城市歷史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思索著，當史考菲環顧研討會場，從黑暗中升降舞台上各色人種臉孔的瞥視中，從光鮮的市政建築中，從傳送粗陋的西班牙語或英語同步翻譯的耳機中，從丟棄的傳單、筆記和名片，從苦於高山症的人吃的古柯糖包裝裡，他究竟看到什麼。當史考菲站在馬丘比丘的梯田上，他看到什麼？

他看到十五世紀的印加遺址和百年或更久前的牧羊人小屋，他看到來自各個發掘的靴印和鏟挖痕跡，他看到園丁清理、修復和種植的標記，他看到此時在遺址遊走的旅客丟棄的廢物。他看到幾個世紀前、上一季或當天稍早人們的遺留物：硬幣、鈕扣、門票、太陽眼鏡和糖果紙、頭巾、空的防曬乳罐、走私水瓶、蛋白能量棒包裝紙、人們的手杖在小徑上戳出的小洞，以及格狀鞋底運動鞋、果凍涼鞋或釘靴留下的鞋印。

他看到入口附近路面格外磨損，因為旺季人群在這裡堵塞住；他看到大石上的青苔磨損，因為攀登瓦納比丘的背包客在這裡休息。從他們留下的東西可以解讀他們的故事片段。收集古老歷史紀錄找不到的跡證是有用的，比如訪客紀錄或旋轉門計數，或是園丁、巴士司機和導遊的出勤卡，都可以用來考量人們可能採取各種使用遺址的破壞性或替代性方式。

「我們尋找並認知這些常常是細微的痕跡。」史考菲說：「考古學家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方式看世界。當代與過去的考古學家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探尋人類過去活動的痕跡，但是剛剛過去的時刻，也許只是前一天。」他微笑著說：「我們所看到的可能是有用的。」

不用坐在庫斯科的講堂時， 我穿過市區遊蕩到卡薩孔查博物館（Casa Concha Museum）。曾被賓漢帶回耶魯大學的馬丘比丘文物展（耶魯大學剛剛還給祕魯）旁邊，我看見更多有關考古學積極運作的介紹。透過幻燈片我看到令人驚嘆的帛琉洛克群島（RockIslands）和新喀裡多尼亞（New Caledonia）的珊瑚礁的興盛，也看到在祕魯荒野和智利一望無邊的沙漠發掘。

帛琉洛克群島（RockIslands）(Source: denAsuncioner＠Flickr)

窮困至極的考古學家令我感動，他們的工作受到的支持少得可憐，「哪裡有洞我們就去挖。」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考古學家如是說。

但我也受到那些資助文化遺產的人們所吸引，例如送考古學家飛越黑森林的德國人，他們帶著激光雷達設備去拍攝透視照片：你看哪，我們發現了古老城堡！

一天晚上，整天漫長專題介紹之後，我坐在庫斯科一間餐廳裡，餐桌是白色老式浴缸構成的水族箱。你在玻璃蓋上面吃飯，魚從你的盤子下面，游過海藻和貝殼裝置周圍。坐滿浴缸四邊的各國考古學家點了皮斯科酸酒，當然也點了啤酒。奇趣的填充料天使吊在天花板上，椅子和長凳上墊著假虎皮枕頭，陰暗的紅色光線，彷彿我們是在水下，淹沒在折衷主義的氛圍裡。我們在水族箱上吃羊駝排。

不過，素食者不吃羊駝，道格拉斯．科默（DouglasComer）也沒吃。這位是考古遺產管理國際委員會的美國籍共同主席，他曾攀登庫斯科上方的沙賽瓦曼（Saqsayhuamán）廢墟，展開他的旅程，一頭漫步遺址附近的迷路羊駝愛上他，他不能吃羊駝，因為他被羊駝用鼻子示過愛。

我坐在科默和根岸洋之間，科默是空間考古學專家，根岸洋則鑽研一萬四千年前生活在日本、古繩紋時代的狩獵採集者。科默在巴爾的摩經營文化資源管理公司，專門收集和分析衛星和航空資料。他曾與美國國家航太總署合作，並鼓勵考古學家利用其圖書館最近解密的衛星照片，進行遺址的歷時性研究。

根岸洋處理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他告訴我，為了清理土地進行開發，九九％在日本的發掘是緊急事件。考古學家形象在世界其他地區也許瀟灑浪漫，但在日本，根岸洋和他同的事專業遭受蔑視。他回想一次緊急發掘，工程進行中在機具邊緣起出骸骨，他們被召來在及膝深泥洞中工作，因此暫停施工的男子在一旁嘲笑他：「你這個叫做工作？」根岸洋模仿他的語氣，他笑了起來。

離開祕魯之前，為了向索利斯的精神致敬，我前往美洲最古老的城市朝聖。我和導遊布列索一起開車出發，他殷勤健談，一半祕魯人、一半巴爾幹人，載著我快速離開利馬趕往海岸。我們經過利馬貧民窟之中的一部分，他告訴我，人們住在墓地上。我們經過許多房屋，像豪豬聳起鬃毛那樣，從屋頂立起一條一條的鋼筋。

「我們的房屋永遠處於未完成狀態。」他告訴我：「我自己蓋的房屋，屋頂也留了鋼筋，因為有一天我兒子可能要在我上面再蓋一層來住。看吧！這裡已經幫他把銜接點都準備好了！」他打開汽車的CD音響播放奇查（chicha）音樂，亞馬遜的樂器和節奏加上迷幻影響又滲雜少許卡洛斯．桑塔納（CarlosSantana），泛美公路上短程遊覽的完美配樂，響徹陡峭多霧的山丘和沿海沙漠。

幾個小時後，我們在棕櫚樹下燒焦的甘蔗田旁邊轉向東走。我們看到灌溉渠有裸體男子在洗澡，其中有個躺平小睡，工人在休息，馬車堆滿農產品。我們開車經過肥沃蘇培河谷，沿路兩側盡是萬壽菊田、玉米田和蘆筍田。我們追過車後攀載幾個人的敞篷卡車、經過土坯屋，最後看見的藍色告示牌上面寫著：「注意：聖城卡拉爾，二十三公里」。

我們等在路邊，讓穿裙戴花帽子的女人趕著黑色和棕白雜色的羊群通過，羊群伴著狗、毛驢和斑點小馬。農地中間另一個巨大的告示牌宣示考古區到了，基地撐起固定單斜棚架，由兩隻狗看守。

一下子整片沙漠的景致出現，放眼全是米色系的枯旱和乾河床，綠色的群山和田野已成為遙遠的背景。

往卡拉爾的路就像月球上的單色系，內陸一路照耀我們的太陽已經隱藏。陰曇天並未覆蓋大氣，這不完全是霧，只像是一切被籠罩，變得潮濕、淒冷。六座淺黃色的金字塔兀自杵立在蕭瑟的高原上，廣場褪色的大片區域橫躺在金字塔之間，石頭堆疊的矮牆在其間劃出界線。為了便於遊客和學生參觀，遺址裝設了告示標誌、簡易的開放式茅屋與低技術的展示架、供巴士停放的大車位和乾淨的廁所。

卡拉爾聖城的遺址 (Source: beardiebloke＠Flickr)

我們等候迪諾前來，為我們導覽卡拉爾聖城，我們讀到蓆克拉（Shicra），蘆草寬鬆織成的籃狀容器，用來裝運金字塔的基石。遺址延展一百六十五英畝。我們從金字塔頂往遠處看，看到只有山羊一般大小的人們。迪諾加入我們，並指出那些人是考古學家，他們在這裡工作二十二天，然後休息八天。他笑著說：「這像是考古學家的監獄。」在載滿學童的晚班巴士抵達之前，布列索、迪諾、我和在遠方忙碌的考古學家，是卡拉爾僅有的生命跡象。

索利斯搞懂她發現了什麼之前，當時她看到此地的樣貌是我無法想像的，石牆還埋在地底，金字塔看起來像沙丘。她發掘出粗陋卻引人入勝的遺跡，蓆克拉囊袋、骨雕藥物吸食器、離海二十英里的沙丁魚和鯷魚骨堆，鶴骨製成的笛子的儲藏處。花了十五年才明白，這些發現並不只是古代族群的遺跡，更是具有廣闊貿易網的有組織社會的明證。

而這樣一個複雜的有形基礎設施，有祭壇、地下通風管道，這種東西你也許會在歐洲廢墟中發現，但不會遲到千年之後才發現。高原的邊緣，灌溉耕地一年四季輪流生產大量的豆類、南瓜和棉花。

部分豆類和棉花作物運往濱海地點阿斯佩羅（Aspero），交換棉花製魚網捕獲的沙丁魚和鯷魚。這就是索利斯和莫斯利工作的地點，莫斯利是美國考古學家，他曾經捍衛索利斯，指責哈斯和克里默的「學術帝國主義」；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莫斯利責備他們「顯然都太專斷。」索利斯、哈斯和克里默都參與一場轟動又具革命性的考古學工作。他把他們之間的互相敵對歸咎於困擾很多考古學家的性格缺陷：「他們的自我意識太過強烈。」

我站在最大金字塔時，迪諾正談到他的成千上萬的祖先一定曾住過這裡。他提醒，也許我們走在他們的房子殘骸上。

布列索問了些明智的問題，他已經迷上了考古，因為他和朋友沿海岸步行的時候，在某個洞穴找到一具木乃伊。索利斯迷戀前殖民族人的故事。這迷戀促使她發現目前為止美洲最古老的城市，她因此還原了遠祖族人的過去。認知到卡拉爾的重要性，證明了她作為一個考古學家的技能。但考古學家其實是這樣：無論有沒有卡拉爾，她都會達成她的成就。不論她是否發現最古老的城市，不論她是不是最先發現，雖然沒有人鼓勵她，她會發現什麼也沒有什麼保證，她還是會放棄休假，睡在她的車上，每天早上醒來繼續工作。不管她挖到什麼，我相信她仍會堅定追求她的願景。

我思忖所有我見過的考古學家，驅動他們、使他們頑固地堅持願景的意義是什麼？我想到漢那斯，長頭髮的蘇瀑市（Sioux Falls）考古學家，本書一開始坐在一家小餐館吃烤培根，描述美洲平原的原住民如何從獸骨中提煉骨脂。越戰老兵漢那斯在惡劣狀況下結束他的兵役，阿米巴痢疾讓他瘦了六十五英磅，同時對親眼見到的「醜惡的血腥暴力」感到強烈厭惡。除役後他放棄法律研究轉向人類學，轉向人的研究。

考古學對他來說是什麼？

考古學是殺生的相反詞。考古學試圖把那些被遺忘或埋藏千年甚至數百萬年的物件，用意志喚回生靈。考古學不只是骨頭或寶物的斷片，而是在大自然面前跪下，集中注意力，試著把曾經觸動這場所的人類生命的火光找出來。

我和布列索離開卡拉爾的時候，視線內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在這偏遠月球表面的岩石河床緩慢滾動，然後……這是什麼？摩托計程車（三輪的摩托車）迎面而來，上面坐著一個穿戴黃色夾克和帽子的人，黃色的散熱器綁在他面前。布列索搖下車窗，他們在乾河床上聊了一會兒。

他遞上幾個索爾，那男人回遞給我們一些雪糕，我們繼續推進，通過千百年回到現實。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之《生活在廢墟：你所不知道的考古學家與他們的一百種生活》

提到考古學家，你的腦海會浮現什麼畫面？

本書作者是愛好考古學的業餘者，
她前往世界各地去見形形色色的考古學家
書中記述她與十四位考古學家上山下海，
忍受炙熱的沙漠氣候、毒蛇肆虐的林地，
與危機四伏的沼澤地，
從加勒比海到印加帝國遺跡進行考古發掘，
聽他們講述在中國發現五千年前的女神廟，
美國獨立戰爭沉入海底的戰艦，印地安人的木乃伊，
曼哈頓黑人墳場，以及一萬八千年前的印尼矮人族。
考古學家在一堆廢墟中觀察到什麼？
一件陶罐碎片或一顆古老牙齒如何拼湊過去？
他們可以如何幫助我們保存歷史？

「神無疑是宇宙的主宰，但是我們可以探索世界，而且也應該探索自然世界。」

在現代科學觀念尚未建立的 12 世紀，英國哲學家阿德拉（Adelard of Bath）以這段話告訴他的讀者，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科學（註1）與神學的立場並非對立。

如今看來，這段話如此理所當然，但在阿德拉所屬的時代，卻相當大膽新穎。因為阿德拉及多位飽學之士的大力推廣，才讓探索自然世界的熱情，漸漸融入西方社會，日後以各種樣貌激勵科學知識的成長。

更重要的是，阿德拉將這套重要價值觀的建立，歸功於阿拉伯人，如同他毫不避諱地接著說：「阿拉伯人就是這樣教導我們。」

本文所要引介的《智慧宮：被掩蓋的阿拉伯史》（The House of Wisdom: How the Arabs Transformed Western Civilization，以下簡稱《智慧宮》）便從阿德拉的觀點出發，述說中世紀（ 7 至 13 世紀）伊斯蘭世界的科學發展，以及如何開拓歐洲人的視界，激發他們從神學以外的角度認識世界。

12世紀在智慧宮內的學者。
圖片來源：https://goo.gl/FIYmZs

時為 754 年，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位哈里發阿布‧加法爾‧曼蘇爾（Abu Jafar Al-Mansur, 712-775）繼位，生性好奇，喜歡追求各種知識的他，決定利用既有文化資源，創設日後稱為「智慧宮」（House of Wisdom）的中央研究機構。

阿拉伯帝國內最優秀的學者聚集於此，並且在國家力量的支援下，研究、翻譯古往今來的著作，盡情鑽研學問，智慧宮可說是伊斯蘭世界積極推廣學術的重要象徵。來自不同文化圈的知識份子，例如阿拉伯、波斯、印度等，都因為伊斯蘭形塑的共同生活圈而聚在一起交流，加上統治者與社會氛圍的鼓勵，不僅保存大量古典著作，更在天文學、幾何學、醫學等各領域上，創造出遠非當代歐洲人所能及的成就。

西西里統治者羅傑二世(Roger II)委扥伊斯蘭學者伊德里西(al-Idrisi)製作的世界地圖，12世紀中期。
圖片來源：https://goo.gl/5vEUR0

在漫長的中世紀，大多數歐洲人其實對伊斯蘭世界的狀況所知甚少，甚至帶有許多畏懼、反感、厭惡的負面應像，但直到兩者間的交流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十字軍東征後，歐洲才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對中世紀歐洲人而言，西班牙半島、西西里島這兩個地區是探訪伊斯蘭學術成就的絕佳地點，因為地處交界處，此地匯集大量的伊斯蘭學者與相關書籍。更積極的人，甚至會親到大馬士革或巴格達學習，阿德拉就是其中代表人物。這些最早開始引進伊斯蘭科學成就的中介者，還帶回一股對西方文明更具影響力的思辨主題，也就是神學及科學的衝突與調解。

阿維森納(Avicenna)《醫典》(Canon of Medicine)的插圖，11世紀。這本書對歐洲醫學發展有莫大影響。 圖片來源：https://goo.gl/FR3cmz

《智慧宮》特別強調，伊斯蘭信仰鼓勵人們追求知識，數個世紀以來的信徒也朝這樣的道路前進，但在某些面向上，科學發展依舊不可避免和神學觀點有所衝突，尤其是這個世界是否由上帝所創？或只是推動這個既存世界開始運作？或者上帝是否會細心插手人類世界的每項事務，還是讓自然法則影響人類？

這些問題從未有明確解答，但確實引導伊斯蘭哲學家從神學以外的角度思索自然世界。阿威羅伊（Averroes）便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著作中尋找論述基礎，宣稱世界永恆存在，而理性或自然法則主宰這個世界的運作。他以亞里斯多德式的觀點認為，透過邏輯推演尋找因果關係，是認識世界、揭示真理的唯一途徑。

阿威羅伊等哲學家的論點傳入歐洲後，也引起不小波瀾，許多人都曾參與這場科學與神學的激辯；前者希望跳脫神學限制，後者則反批科學離經叛道。最後這兩個立場的支持者達成某種妥協，除了最關鍵、核心的神學議題外，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用科學加以分析與認識，確立了「哲學和宗教從來不曾真正牴觸」的原則。

這種不同於以往的世界觀，加上從伊斯蘭世界大量引入的古典著作與科學知識，緩慢地在歐洲世界開創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

《智慧宮》原文書名的副標問道：「阿拉伯人如何改變西方世界？」大略回顧17世紀之後的世界演變，便能理解作者的提問動機。最遲至 18 世紀，歐洲便逐漸顯露有機會稱霸世界的潛力，而且從未放棄從伊斯蘭世界獲取更多領地、商業利益或戰略地位。此一傾向到了19世紀不僅未曾停歇，反而更加顯著，主要的大國或地區如土耳其、伊朗、埃及，紛紛成為西方的勢力範圍、殖民地或保護領。

在人類歷史上，西方世界從未以如此摧枯拉朽之勢，擊退伊斯蘭世界的勢力。身為被征服對象的穆斯林，即使心有不甘， 短時間內也難以提出有效解決之道。戰後民族自決和去殖民化浪潮雖然使之獲得形式上的獨立，西方勢力也從未離開自然資源豐富、戰略地位極佳的伊斯蘭地區；帝國主義式的強力控制，仍是定義西方與伊斯蘭關係的特徵之一，久久不去。

今日主流媒體所呈現的伊斯蘭，多半都是其對抗西方勢力時，最極端激進的面向，從這個世紀初的 911 事件，到最近的伊斯蘭國莫不如此，使得穆斯林沾染越來越多的反科學、反進步、宗教至上與保守落後的形象。

《智慧宮》的內容在在提醒讀者，如果相信這些負面發展就能概括伊斯蘭世界，無非是個過度誇大西方文明優越性的危險偏見，有意或無意地抹煞伊斯蘭對這個世界的貢獻，乃至於遺忘了西方曾在伊斯蘭世界身後苦命追趕。而且這兩個文明之間不全然只有殺戮與征服，交流與學習絕非不可能的發展。

《雅典學院》，1510年。
圖片來源：https://goo.gl/Lo4z24

西元 1510年，文藝復興畫家拉斐爾在羅馬完成舉世聞名的壁畫《雅典學院》（Scuola di Atene）。他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放至在畫面正中央，兩人相望對談，在他們周圍是歷代著名哲學家與科學家們，或交談或研究，這是一個由畫家建構的哲學世界烏扥邦。拉斐爾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繪至於最重要顯眼的位置並不令人意外，許多的藝術、哲學或宇宙觀念都源自於他們的見解。而在畫面左下角，可明顯看到帶頭巾的伊斯蘭哲學家阿威羅伊向前張望，仔細觀看必達哥拉的研究。

在《雅典學院》的對面，拉斐爾另外繪製代表神學的壁畫《聖禮爭辯》（La disputa del sacramento），譬喻兩種追求真理之道的調和。雖然有點隱晦，拉裴爾其實也用屬於他的方式，肯定伊斯蘭哲學家對西方文化的貢獻。

《雅典學院》左下角的阿威羅伊與畢達哥拉斯。
圖片來源：https://goo.gl/uFRFcz

從拉裴爾到《智慧宮》，在這數世紀的光陰中，西方世界從未忘記伊斯蘭文明的重要性。但就像拉裴爾描繪的阿威羅伊，相關資料處在不甚顯眼的的位置，非常容易被各種偏見或歧視所掩蓋，只能散發出微弱的光芒，斷斷續續地引導人們回望過去。

當然無須刻意放大這段歷史，卻也不應該盡為世人所遺忘，偏見是助長仇恨的一大因素。目標不在於將穆斯林發起的恐怖攻擊合理化，也不是否定西方世界在追求科學進程中所作的努力。

只是，可以讓更多人試著想想，我們所抱持的世界觀，或對其他文明的評價是否真如原先所認定的合理？

（註1） 在阿德拉的時代，研究自然的努力歸屬在哲學，尤其是自然哲學中，其為現代科學的前身。本文使用的「科學」一詞，泛指以不同於傳統神學的態度，研究自然現象的傾向，與哲學之間沒有相當明確的分野。

作者：李彥勳（臺大物理所研究生）

故事來到龍馬遊說各藩，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共同援助成立聯合商社，達成倒幕之目的。龍馬心中相當清楚，要幹一番大事，最重要的還是得有錢才行，是極為務實的想法，

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龍馬另一個更為務實的想法。

龍馬並不打算以辯論說理的方式來遊說各藩，司馬先生後面補充：「龍馬一向不太相信辯論說理的效果。靠辯論說理使人屈服通常效果僅限於辯論當下。」又，「龍馬個性卻似乎意外地不在乎辯贏或辯輸。這位現實主義者反而知道自己若辯贏，將損及對方顏面而對自己懷恨在心，實際上往往適得其反。」

這可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對於辯論給雙方造成的傷害，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類似情形。對於主張不同的兩人，在一方辯贏時，另一方通常也不會真的接受對方的思想，只是暫時找不出論點來反駁對方，如此地討論乍看之下告一段落，其實並未達成任何效果。筆者認為，孟子的「予豈好辯哉？」便是如此，自然在境界上就低了孔子一截。

第二，《龍馬行》裡頭，其實注入了許多道家無為的色彩。龍馬學刀時，便有無想劍的境界，前文引用西鄉的話來呼應「無欲則剛」。龍馬在遊說各藩時，心中想的是「利」，而非輸贏。去除對於輸贏的執著而能無所欲求，純粹以實際的利害關係來論述。戰國時代的蘇秦和張儀，也是憑藉利害關係來遊說諸侯，而非從辯論輸贏的角度，不是嗎？

不過龍馬與二者又有不同之處，龍馬甚至沒有打算在倒幕、成立新政府後取得官位及榮華富貴的意思，有的只是一片至誠，為日本打拼的心意。

坂本竜馬 (1835 – 1867)
(Source: wikipedia)

薩長同盟後，武力倒幕的方針漸趨明顯，龍馬卻尚覺沒有把握，尤其自己的家鄉土佐藩藩主山內容堂不太可能出兵援助，因此龍馬想出了空前絕後的策略──大政奉還。

一如其名，德川幕府需將政權交還京都天皇，自貶為諸侯，從此神權及治權合一。但大政奉還案還有個問題，京都未掌權已有數百年歷史，突然掌權必然青黃不接，於是龍馬提出了船中八策。船中八策可視為維新政府建立的準則，也是日本現代化的先鋒。

但大政奉還畢竟有些癡人說夢，德川幕府統治日本三百年，即便搖搖欲墜，也不至於輕易交出政權，當時其他人皆如是說。不過大政奉還在龍馬心目中其實在倒幕或佐幕派內都可以成立，司馬先生解釋如下：

龍馬的大政奉還案其實含有某種戲法般的性質。無論對討幕派或佐幕派都能權宜解釋，讓他們理解。好比後藤象二郎理解的是「不僅是為德川家著想，也是為天朝好」，是一種統合矛盾的方案。由此點看來，這對陷於勤王或佐幕矛盾的山內容堂而言實為絕佳方案。

一旦德川慶喜不接受大政奉還，薩長兩藩和土佐便有出兵上京的理由，集結三藩討幕便能師出有名，反之，便能避免生靈塗炭的討幕之戰。龍馬提出如此兩面顧慮周全的方案，在當時想必超乎所有人的想像了。但或許也有些太過鋒芒畢露了。

大政奉還的德川慶喜。
（Source: wikipedia）

來到故事末段，德川慶喜終於接受，德川幕府的統治時代正式畫下句點。

司馬先生寫道：「龍馬所說的話及此時光景，都成了在場的中島作太郎及陸奧陽之助醫生無法忘懷的記憶。他們日後把這段話轉述給旁人聽，於是龍馬當時的話就以舊式文言文持續傳頌著。因此，還是將龍馬的低語以文言文描述較為自然吧。」

「大樹公（將軍）今日內心不知作何想。好個決斷呀。好個決斷呀。余誓為此公捨命。」

他顫抖著聲音道。龍馬看來似乎是因自己內心的感激而無法撐住身體。

可說再無如他此時之感動那般複雜卻又單純之物了。

而讀至此時，也不禁為之動容！龍馬一生的辛苦奔波在此刻終於有了代價，若不是如此嘔心瀝血、苦心孤詣，又怎會有如此激動的反應？

而後司馬先生對於慶喜的敘述，也非常值得品嘗：

日本因慶喜的自我犧牲得救了，龍馬定是如此認為。慶喜竟做出如此犧牲，龍馬覺得簡直是奇蹟。慶喜內心的痛楚，除此企劃者龍馬之外，再無任何人能理解。

如今，在日本史的這個特點上，龍馬和慶喜只是兩位同志。慶喜此時恐怕還沒聽過坂本龍馬這位草莽英雄的名字吧，龍馬也不知慶喜是何長相，卻僅靠他們兩人的合作而扭轉了歷史。龍馬企劃，慶喜裁斷。以龍馬之立場而言，除對慶喜的自我犧牲覺得感動，或許也以企劃者身分，一如藝術家完成藝術作品般深感欣慰吧。況且此欣慰之情還建立在慶喜的犧牲之上。正因如此，龍馬關心並同情慶喜內心的想法，終於連「誓為此公捨命」的話都說出口了。

邨田丹陵畫《大政奉還圖》
（Source: wikipedia）

坂本龍馬隻手帶領著日本成為現代化富強的國家，完全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完成如此大業後卻出乎眾人意料地急流勇退，更顯出他的格局之大，根本不在一般人的認知範圍。筆者讀完全書，想像著另外一種歷史，若龍馬未遭人刺殺，這個世界會變得如何？

沒有龍馬參與新政府的明治維新已將日本變成世界強權之一，而後擊敗俄國甚至侵略中國。若明治維新後，日本還有著坂本龍馬這樣的人，那會是何等光景啊？

或許歷史認為此人如此功績已經足夠，因而將其生命收回也不一定。而且在死前，以刀術聞名江戶，卻連刀都不帶在身邊的坂本龍馬必定也只是心想：「這是天意」！

忍不住還是要節錄司馬先生的話：

人終得一死。

龍馬也一定會死。死因為何與這本小說之主題也無任何關聯。筆者在構思此小說時，是希望著眼於完成大事業的人所具備的條件，卻在一位名叫坂本龍馬，鄉下出生，既無身分地位也無學問，有的只是一片「志」的年輕人身上找到了。

司馬先生大概希望能與《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一句「俟後世聖人君子」相互呼應吧，期待《龍馬行》能將坂本龍馬的「志」一代一代傳承下去，自強不息。

同為列強侵略，受到極大震撼的中國，也在日本明治維新如火如荼進行時有了重大的轉變，知識分子紛紛站出來想方設法變法圖強，朝廷方面腳步雖慢，卻也成立許多現代化機構，學習西方新知。

只是不禁令人疑問：同樣受到內憂外患的壓力，被迫吸收並效法西方，為何中國未能有如明治維新那樣程度的變革呢？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闊，絕對不缺像坂本龍馬這樣的人才。即便沒有龍馬的格局，至少也有西鄉隆盛、桂小五郎等人的智慧和意志。這也許是讀者在閱讀《龍馬行》時可以思考的問題。

戲劇之所以迷人，在於能使人感人所感。《龍馬行》的確就像齣戲，這齣戲的角色多如繁星，劇情盤根錯節，卻在作者的適當調度下，配上後設手法的隨寫，使各個角色得以完整發揮，與讀者互動並使其隨之起伏。

閱讀歷史時，人物就是人物，並不會主動與讀者互動，當然也就有了距離。但《龍馬行》既是部小說，傳記小說，坂本龍馬便不再只是個歷史人物，他在讀者心中便有血有肉。小說的手法或許容易因加入了作者的想像而有失偏頗，但歷史何嘗又不是如此呢？

而歷史之所以迷人，則在於可以此為借鏡，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維新史是日本近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已在日本被編為教科書內容。《龍馬行》大約可說是日本近代史中的「後」近代史吧，藉由司馬先生之手，讀者可以看見日本對於維新史及維新後的自我檢討，這才是這部小說真正難能可貴之處，值得我們細細品味。

本專輯為「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和遠流出版社共同合作的專題。

作者：池波正太郎

淺草區

那個時代，一對男女私會或是兩個男人見面，相約在蕎麥麵店都令彼此感到便利。每家蕎麥麵店除了放在水泥地上的桌椅席位外，靠近店內的地方還設置了比較隱密的榻榻米席位，而且每張桌子之間都用屏風隔開，店裡則瀰漫著蕎麥的香味。

淺草諸店

去年秋季有一天，我在淺草寺院內碰到一位美國人，他正在餵鴿子吃豆子。

「今天是我連續從大倉飯店到這兒來的第三天，淺草真是個好地方。」

說著，這位正值壯年的美國男人眼中閃出了光輝。

幫我們翻譯的，是一位與我同行的朋友。

「你覺得銀座怎麼樣？」我問。

男人搖搖頭，沒有說話。

我經常到淺草去，那裡是我「生長的故鄉」，但我到那兒去並不是為了「沈溺於懷舊的氣氛」。

當然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點這種心情。我常到淺草去，與其說為了懷舊，不如說，我要踏進淺草六區的繁華街，才覺得自己能「像個人一樣地走路」。

從觀音堂前的仲見世^[1]一直到電影院街，這片面積廣大而寬闊的繁華區向來不准汽車行駛。也就是說，只要走進這塊地區，行人就不必在乎紅綠燈了。

仲見世，淺草寺院內以觀音堂為中心的主要商店街。
(Source:Yasunari(康就)Nakamura(中村)@Flickr)

我碰到的那位美國人也說，全世界這麼多大城市當中，沒有一個城市擁有這樣的繁華區。

「只有淺草才有。」他說。

人們走進六區的繁華街之後，大家臉上的表情都顯得那麼愜意、放鬆。

人們在這兒悠然自得地散步、購物，走進價廉物美的餐廳享受美食，心情愉快地打發時間。

現在，新吉原的紅燈區早已停業，六區的葫蘆池也被填平，有名的電影院一家接一家關門大吉，往日淺草在夜間發出的燦爛燈光，現在也已「芳蹤難覓」。

平日晚間八點的淺草歡樂街，現在已幾乎形同「廢墟」。

不過淺草並沒有因此而變成荒涼之地。

東京的歡樂夜生活正在從市中心移往昔日的市郊地區。

就算是銀座的大街，現在的狀況也跟淺草大同小異。

但每天從中午到黃昏這段時間，淺草還是相當繁華的。數量繁多的商店一間間並列路旁，緊緊相連。平時很少來逛淺草的人們到了這兒，或許能在洋品店或皮包店裡發掘一些時髦玩意兒，驚訝地睜大眼睛嘆一聲：「喔？」

現代人一談起淺草，可能會聯想起有關觀音堂的舊日市集印象，事實上，淺草從前滿街都是一家家放映外國電影的戲院，其中包括首映電影院，也有二輪電影院，而且「松竹歌劇團」^[2]的根據地也在這兒（今天還是在這裡），附近還有很多別緻的咖啡店、餐廳，東京人都很喜歡到這兒來消磨時間。

「東寶電影公司」在日比谷興建的娛樂區完工之前，人們為了呼吸外國影片的香氣而聚集到淺草來。

也可以說，那時瀰漫在淺草的時髦氣息，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玩意兒。

而當時的那種令人懷念的氣氛，今天仍然充斥在淺草街頭。

※※※※※※※※※※

譬如像天婦羅店「中清」、鰻魚店「前川」、蕎麥麵店「藪」、雞肉店「金田」……=這些都是幼時外公帶我去過的餐廳，今天，這些餐廳依然還在淺草營業。

上述的幾家餐廳當中，外公最喜歡的是雞肉店「金田」。

「金田」的位置在仲見世後面第一條巷子裡，現在的老闆跟戰前並不是同一個人。從前的「金田」後來搬到千束町去了，那裡現在也算是淺草的一部分。老店搬家之後，店名改為「本金田」，生意也很興隆，但我總是不自覺地走到從前這個位置的「金田」來。

因為從前店裡那排面向後院的小房間，現在都還保留著，而且「本金田」在戰前雇用的廚師也留在這裡，不論是雞肉的切法、擺盤方式……都能讓我憶起往日的歲月。

我常感到慶幸，幸好我從小就來「金田」吃飯，才能從幼時就領略雞內臟的美味。

每天午後接近黃昏，晚餐的客人還沒進來，我坐在「金田」店內的小房間裡，就著雞肉火鍋自斟自酌，那種悠然自得的氣氛，真是美妙無比。

但是話說回來，有時為了懷舊而走進昔日老店，偶爾也會遇到些掃興的場景。

說起來已是五、六年前的往事了。有一天，我踏進一家壽司店，也是從前外公常帶我去的。進門一看，壽司師傅正拿著掃帚在打掃進門處的泥地。他看到我，不洗手，也沒擦手，立刻開始動手握壽司。我看了大吃一驚。

「對不起，突然想起有點急事。」

說完，我便奪門而逃。走出店門之後，一個人在仲見世的路上走了好久，這才一轉身，閃進「金壽司」。

這家壽司店的門面很小，看起來就像任何一個小區的路邊都會看到的那種壽司店。但是這裡的日本酒實在非常美味。

「金壽司」店內的老婦很得意地對我說過：

「還有客人大老遠從山手地區^[3]趕到我們這兒來喝酒呢。」

店裡負責握壽司的師傅只有一位，而且是女的。

「您可不要請她喝酒喔^[4]。」老婦對我叮囑。

她看起來有點像是老闆，但我終究沒有開口詢問。

女師傅的姓名我也沒問過，但我對她印象非常好，有時我不打算到「金壽司」吃壽司，卻對她感到好奇。「不知她在不在啊？」每次路過門外時，我都會從玻璃門外偷看店裡。

聽說這位女師傅只要喝一口酒，必得喝個過癮，而且徹底地喝得爛醉，這樣一來，第二天就沒法到店裡來上班了。所以老婦不讓客人請她喝酒。

每次我一走進店裡，便向師傅交代：

「把今天味道最好的東西端出來吧。」

說完，師傅便拿出鮑魚之類的時鮮，隨意切成幾塊端出來。這裡的時鮮價廉物美，總是讓我吃得非常高興。

去年十二月我到淺草去辦事，那時因為剛吃完飯，就沒走進「金壽司」，但經過店門口的時候，正好看到老婦和女師傅兩人氣氛融洽地站在店前聊天。

那天我應該是在從前的「電氣館」（這間令人懷念的電影院也已經拆掉了。）後面的洋食店「吉上」吃飽之後才走到「金壽司」的門前。

說起「吉上」，這家餐廳的洋食分量非常多，價格卻很便宜。另外還有一家淺草的洋食店「峠」，正好就在「吉上」隔壁，味道也很不錯。

吉上店的外觀

吉上店外的招牌寫著：「太美味了，真是抱歉！」

偶爾，我也會走進居酒屋「松風」，在他們品牌齊全的酒單裡選出自己中意的清酒，喝上兩小瓶之後再從店裡走出來。

有時，我必須到淺草去買自己的和服拖鞋或腰帶，這時我一定在購物前，先到「松風」去喝上一杯。

酒精能幫我提高購物的興致。

購物之後，我又在回家的路上經過「安潔拉斯」，進去喝一杯冰滴咖啡。這種路線安排早已成為我的日常慣例。

「安潔拉斯」的前任老闆以前是我舅舅的朋友。有一次，他到我家來玩。

「阿正，來！」

前任老闆把我叫過去，給了我五十錢當零用錢。不過現在我連眉毛都白了，每次走進這家店裡，當然不再有人認識我了。

記得當時那位老闆是一家針織廠的小老闆。

回家的路上經過「安潔拉斯」，進去喝一杯冰滴咖啡。這種路線安排早已成為我的日常慣例。

※※※※※※※※※※

幾年前，淺草寺的觀音堂院內建起一座現在很流行的「某某塔」，我也登上展望台去參觀一番，不過從高空俯瞰地面時，只看到東京下町的風景，已經變成一種奇妙的景觀。關東大地震和太平洋戰爭空襲帶來的大火，早已燒毀了東京下町原有的風貌。據說遊客從塔上向下望去，大家的感想都是：「實在沒什麼好看。」

這座塔現在已經拆掉了。

我不得不讚一句：這才是最妥善的結局。

淺草這地方現在仍以舉辦各種固定儀式與活動而著稱。

記得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在山陰的航空基地服役，那時東京已被燒成一片焦土，但母親始終留在東京生活。有一天，我接到母親來信說，變成廢墟的淺草已經辦完每年定期開市的「草市」^[5]，「四萬六千日」^[6]儀式也已結束。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讀完那封信之後，從心底泛起篤定與欣慰的感覺。

這種心情，不是生長在淺草的人，無法理解。

尤其當時那場戰爭，已到了即將以敗北收場的階段。

所謂的傳統活動，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得按期舉行，否則就不配稱之為傳統活動。

三社祭^[7]、草市、四萬六千日、針供養^[8]、羽子板市^[9]、還有酉市^[10]……這些淺草的傳統活動，至今從沒有中斷過，同時，淺草也經由舉辦這些傳統活動，自始至終在堅持本身存在的價值。

三社祭(Source:Marufish@Flickr)

今天，不論日本的現代青年或是外國人，大家都為了參與並享受這些傳統活動，而聚集到淺草來。

至於我呢，每次我要走向淺草之前，只需隨著不同的季節挑選適當的時段，再好好地把喝酒的地點與散步的路線規劃一番，肯定更會覺得到淺草散步是一件心曠神怡的事情。

淺草有很多商店是我從以前就常去的熟店，若是隔一陣子沒去光顧，有些商店可能會完全變樣，變化的程度不僅會令我吃驚，甚至也會大失所望。不過在這些商店裡，有時我們還是能碰到一些堅持以傳統方式做生意的頑固份子。

記得戰前在廣小路^[11]有一家壽司店，店名叫做「鐮鮨」，是我常去的熟店，但戰爭結束之後，這家店卻不見了。

出人意料的是，大約七年前，有一天，我正在天婦羅店「天藤」吃飯，突然有一位老婦走進來，點了一份天丼。

當時我聽到「天藤」的前任老闆稱呼那位老婦「『鐮鮨』老闆娘」，於是我細細打量那位老婦的臉孔，但我不記得曾經見過她。

「如此說來，「鐮鮨」又在淺草開店了嗎？」

我不禁暗自納悶，很想偷偷跟著老婦去瞧瞧。但那時身邊有朋友相伴，我正在暗自猶豫時，老婦已經吃完了天丼。

「哎呀！真好吃！這下又能多活幾歲了。」

說著，老婦結完帳，走出店外去了。

不久前，一位與我交情不錯的編輯告訴我，這家「鐮鮨」已在本願寺附近開了新店。

所以我打算最近一定要找個時間過去看看。

寫到這兒，我突然又想起點心店「蛸松月」的最中餅^[12]。

這家店裡的最中餅殼上印著一隻浮雕式的章魚，我小時候覺得這家點心店的最中餅簡直好吃得不得了。

「蛸松月」現在仍在廣小路的一角繼續營業。

啊！對了！下次到淺草去的時候，我可不要忘了去買點最中餅來吃。

蛸松月

[1]指淺草寺院內以觀音堂為中心的主要商店街。

[2]又稱ＳＫＤ歌劇團，與寶塚歌劇團、ＯＳＫ日本歌劇團並成日本三大少女歌劇團，以淺草的「國際劇場」為根據地，已於一九九六年六月解散。

[3]指東京西部的台地區域，江戶時代這裡多為高官的府第或寺院，明治時代以後，多為知識份子居住。

[4]這是日本壽司店的風俗習慣，顧客經常會請師傅喝杯酒，拉近彼此的關係。

[5]每年七月十二日晚上至第二天舉行的花草市集，主要販賣中元節供奉在佛前的花草。

[6]每年七月十日是觀世音菩薩的「緣日」，亦即「與觀世音菩薩有緣之日」。在七月九日、十日兩天參拜觀世音菩薩所獲得的功德，跟平時連續參拜四萬六千天所得到功德一樣。

[7]即「淺草祭」，每年固定在五月十七、十八日兩天在淺草神社舉行的祭祀儀式。因淺草神社從前叫做「三社明神社」、「三社權現」，所以叫做「三社祭」。

[8]每年二月八日或十二月八日禁止使用縫衣針，並將平時做針線活兒弄彎或折斷的縫衣針插在豆腐或蒟蒻上，送進神社或放在水中漂走。.

[9]以長方形木板作成的傳統花樣木拍，最初的用法類似現在的羽毛球拍，後來人們認為羽子板可以除厄辟邪，逐漸形成正月送給女性辟邪的習俗。淺草寺每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舉行羽子板市總能吸引大批遊客。

[10]每年十一月的酉日在「鷲神社」（也叫大鳥神社）舉行的祭祀。以淺草附近的「鷲神社」最有名。神社內供奉的日本武尊據說是掌管武運長久、商業繁盛之神。

[11]繁華街。江戶三大廣小路，除了淺草廣小路之外，還有兩國廣小路，下谷廣小路。

[12]日本的傳統點心，外型像各種形狀的盒子，有圓形、方形或花朵形狀，酥脆的外皮以糯米烤成，內餡是紅豆沙。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散步時總想吃點什麼──東京、京都、大阪的經典老舖》

天婦羅、壽喜燒、關東煮、香雅飯、
炸牡蠣、炸豬排、握壽司、蕎麥麵……

散步可及的美食，創造日本料理的百年風華！

文學名家池波正太郎一生流連忘返的散步美食。
職人對料理的熱情、美食家對味道的執著，

挺立於時光洪流的無情考驗，
讓經典老舖的人情故事一頁頁延續……
那個時代，每條街道都擁有獨特的氣息。

作者：陳柏勳（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中西醫師）

醫療糾紛頻傳的現代社會，人們似乎逐漸體認到：醫學同時有其專業與極限，而我們在面對醫學的專業卻有限的情況時，應如何自處呢？本文所要引介的《科倫醫生吐真言：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Dr. Golem: 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將告訴我們如何從醫學爭議，學習面對醫療決定的態度。

對了，誰是科倫醫生？怎麼以前聽都沒聽過，可以掛號嗎？

科倫（Golem）其實是猶太神話裡一個由泥巴與水，加上咒語所變成的怪物，它強而有力也很聽話，會依照指令為您工作，抵擋敵人的攻擊，然而，他又很笨拙也很危險，一旦失控，科倫會橫衝直撞毀滅自己的主人。

本書作者柯林斯（Harry Collins）與平區（Trevor Pinch）藉此來比喻科學，指出科學立意良善的笨拙，而笨拙是因為我們的誤解和誤用。相較於物理學（核能、輻射），當我們談論醫學時，醫學科學的笨拙反而不讓人太過訝異，因為人總有一死，醫學總有不確定性可能會犯錯，但是「知道醫學會犯錯，那我們該怎麼辦？」

本書第一章「醫學的核心破洞：安慰劑效應」就直指醫學最笨拙的核心──安慰劑效應。目前的臨床試驗都以隨機分配、且雙盲的方式，來排除安慰劑效應，避免因為醫師與病人的明示或暗示，影響試驗的結果，然而，對照臨床實作，排除安慰劑效應的舉措反而暴露出現代醫學揮之不去的不確定性。

(Peggy Huang＠Flickr)

不過，就如同科倫（Golem）一般，醫學有其笨拙的一面，但也有立意良善的救助功能，醫學的科學面與救助面因而對立，但是如果只有支持與反對可以選擇，作者認為支持醫學是比較划算的選擇，否則，我們沒有可治癒的機會。於是乎，與其因為現代醫學的不確定性而反對它，我們不如更真切地來認識現代醫學。

無照駕駛開車上路會被警察開單，但您知不知道冒牌醫師卻不常因醫療上的疏失而被拆穿？「以假亂真：冒牌醫師」以歐美的冒牌醫師實例揭示了令人震驚的現象：沒有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冒牌醫師之所以露餡，很少是因為醫療疏失，而絕大多數是由於和醫療無關的不當行為被抓包，連帶掀出底細，像是病例寫作時使用太過俗俚的文字、護照過期被海關順帶發現冒牌的身分、還有因為遭生氣的家人背叛才露餡。

在這個現象背後更讓人吃驚的是，原來就瞭解疾病而言，相對於從實作中學的經驗，書本上的知識是多麼不重要，那麼，在醫學爭議時，對於那些僅從文字資料蒐集資訊、號稱自己是專家達人的論述，其代表性與適切性究竟多高，都需要我們仔細思考。

如果問阿公阿嬤說：扁桃腺還在嗎？您會驚覺沒有扁桃腺的老人家還真多（筆者外婆的扁桃腺已被割除），究竟手術開不開的判準在哪裡？

「扁桃腺：診斷與處理不確定性」更具體點出醫學診斷也有其不確定性。將一批發炎扁桃腺的幻燈片，秀給治療經驗豐富的醫師判斷是否需要切除，其中有兩張重複，結果大多數醫師對這兩張幻燈片做出相同判斷的機率和瞎猜差不多。

也就是說，醫學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但關鍵是要知道自己在怎樣的不確定性位置。舉例來說，手腳骨折這樣透過 X 光就一翻兩瞪眼的情況，我們很少會尋求第二意見就接受手術固定，可是如果被診斷為乳癌，我們常會尋求第二意見、對於治療方式考慮再三。然而，作者指出對於低成本、低風險的手術，如同扁桃腺切除，我們常認為就跟骨折就要手術一般理所當然。

或許很少人知道：心肺復甦術（CPR）的成功率，比銅板擲到正面的機率還低，但為何政府仍投入資源全面性地推廣？當 1973 年美國開始推廣心肺復甦術時，其成功率在各州僅在 2%到 26%，我們可能會心想：什麼，比銅板擲到正面的機率還少？那為何還要投入大量資源在研究上？

作者的回答是：如果心肺復甦術的成功率能再有 1% 或 2% 的改善機會的話，就原有的那1% 或 2% 成功率來說，已是百分之百的改善。易言之，對集體的層次而言，沒有太多證據顯示心肺復甦術在拯救生命上帶來多大差別，但有需要的個人仍會希望這個技術能拯救他們的性命。因此，從醫學作為救助的角度來說，在有限的資源下，並不是要放棄心肺復甦術，而是讓此技術變得更簡便實用。

CPR的練習
(Greg Clarke@Flickr)

醫學科學雖然有不確定性，但是為了集體和長期的利益我們還是應該加以支持。

參加新藥臨床試驗，您有一半的機率會拿到救命仙丹，但另一半是拿到安慰劑無助病情，您會怎麼面對，是繼續賭那 50% 的機率，為醫學進步犧牲奉獻？還是跟另一組受試者私下交換藥物，讓自己吃到有效的藥物？

在隨機雙盲的規則下，1985 年愛滋病患進入 AZT 藥物臨床試驗時，他們冒著有一半機會得不到治療而死去的風險，讓更多病患在試驗成功後有機會使用新藥，在個人與集體利益的衝突下，他們起初選擇私下交換藥物，使彼此都吃到有效藥物，卻讓此新藥試驗失敗影響集體利益。

後來，愛滋病病患團體與同志社群，開始對美國頂尖醫學專家主導的抗病毒藥物臨床試驗提出許多批評，透過示威和其他手段干擾施壓，使得政府研究機構調整作法，但在衝突磨合的過程中，醫學專家驚訝地發現這些沒有醫學背景的社運人士，竟然能夠對藥物試驗的方式提出許多中肯而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這一波的社運人士並非像名嘴一般，拿著研究資料就開始說嘴，而是花費大量時間研讀相關文獻、學習知識內容，跟該領域科學家有密切的溝通與互動，而能間接地幫助前者看到某些研究盲點、協助調解爭議乃至幫助醫學專家做出更好的研究，儼然已具備「互動型專家技能」。

疫苗打不打？打了，可能要冒著副作用的風險，不打，冒的是被疾病感染的可能，您選哪一項？

彰顯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緊張關係，莫過於疫苗接種了。疫苗的特色是除了個人接受接種可以得到免疫，也可不須自己施打──而是透過其他大部份的人施打產生群體免疫，當考慮到疫苗帶來的副作用時，就變成了囚徒的兩難：個人為避免副作用產生而選擇不施打疫苗，就得賭其他人會施打疫苗，要不然所有人有暴露在疾病感染的風險。

不管是本書提的 MMR 三合一疫苗造成的自閉症爭議，或是 2009 年台灣發生接種流感疫苗與個案死亡的疑義，都呈現出個人與集體的對風險的認知和賭注，但本書作者認為面臨疫苗安全性問題這類爭議，民眾應該根據統計科學提出的證據來做決定，不該聽信反疫苗運動引用不確定之個案，而訴諸情緒的說法。

就社會的層次而言，本書作者是支持科學的世界觀，即便我們得接受至少有某些人的健康在如此情況下會間接受到傷害。

在「另類醫療：維他命 C 與癌症的例子」中，作者指出我們尊重個人尋求另類醫療的選擇，但政府不應該迎合消費者的需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另類醫療，甚至，在「雅痞感冒、纖維肌痛以及其他受到爭議的疾病」認為病人的倡議可能會帶來令人不安的效果或是反效果，是一種民粹主義的表現。作者顯然對1998年美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輔助與替代醫療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NCCAM）頗不以為然。

市面上的維他命C與保健實品。（Open Grid Scheduler ＠Flickr）

然而，對照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 2002 年提出傳統與另類醫學的全球策略，其目的在確立傳統醫學及另類醫學發展應有的地位，本書作者的論點就值得商榷。

作者承認現代醫學有其不確定性，但瑕不掩瑜，應該致力於改善其笨拙，而非納入未被科學證實有效性的另類醫療，此說法不免忽略多元醫療所造成的影響，也就是說作者的論點未考慮到各地區文化中既存的多元醫療型態，以台灣為例，如：中醫、原住民傳統醫療、其他健康保健食品，仍是一般民眾面對現代醫學不確定性的選擇之一。這些多元的醫療管道，也依然會產生醫學爭議、法律爭議、政策爭議，像是慢性病病人除了西藥控制病情，也會尋求其他管道促進健康，倘若發生藥物不良反應，那麼該如何解決如何預防？

因此，筆者認為，政府仍應支持另類醫療的研究，消極的目的可提供藥物交互作用，與不良反應研究成果，作為醫師的臨床指引；積極的功能則是開發新興的治療選擇。筆者曾在一場聽衛福部，關於中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建置者的演講中聽到，他們曾接獲服用某種草藥造成尿崩的通報，他們一方面向衛生稽查機關通知此不良反應，另一方面，也將此草藥列入生藥研究的清單，希望藉此找尋新的利尿藥物。

最終，本書的兩位作者透過科學、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的角度，在科學的世界觀下，提出有別於醫學至上與民粹主義──這兩個極端對立的論點，他們認為醫學就像科倫一般，有其不確定性的笨拙，但總的來說它仍是立意良善、是我們面對疾病可依賴的工具。

作者介紹：臺南安平人。興趣是聽故事也樂於分享故事，主要研究關懷是傳統事物與現代社會的對話與互動。大學八年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世界觀跨越，也逐漸思考著傳統醫藥如何與現代社會互動。

「科學、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這個學會的目的在於，理解與分析科技與現代社會之間複雜卻也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您對此領域有興趣想深入了解，請洽臺灣STS學會，或是台灣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STS 期待培養出能夠理解當代科技社會特質的歷史根源、具有分析當代科技爭議能力、協商當代科技爭議的素養、協助推動當代科技與醫療民主化的新公民。

幾年前，工黨的政治家黛安‧阿伯特（Diane Abbot）在 BBC 的《今週》（This Week）電視節目上，提出她的看法：「總地說來，毛主席『功大於過』（did more good than harm)。」這種看法在（西方）左派之間還是很流行：拜訪任何一間英國的大學，可以輕易發現教職員裡還是有人作如是想。

不知怎麼搞的，中國因為他的政策而發生大饑荒、大屠殺、人吃人、刑訊折磨，但是毛澤東還是很時髦，甚至在（西方）上流社會，是一個上得了枱面的歷史人物。他的小紅書還是繼續行銷世界，他的肥臉還是繼續出現在 T 恤以及馬克杯上。

（西方）對毛主義不渝的同情，讓五十五歲的荷蘭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覺得很奇怪。馮客近幾年不遺餘力地踢爆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真相，完成了「人民的三部曲」，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肇建到 1976 年毛澤東死亡為止。

這三本鉅著，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史寫作具有開創性意義、並以英語寫作的作品。這三本書持久性的價值，在於它對描寫毛澤東治下的恐怖真相毫不手軟：打算把中國經濟帶到世界前頭的「大躍進」，事實上帶來大饑荒，馮克估計死了四千五百萬人；他最新的書：《文化大革命》，描述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他邪惡、混亂、暴力、想要消滅「布爾喬亞思想」、閹割政敵、建立自己成為最偉大的共產黨人，流芳萬代的過程。

馮客的書，如同英國歷史學家羅伯‧康魁斯特（Robert Conquest）曝露史達林的罪行一樣，應該能起震聾發聵的效用。因此不令人奇怪的，馮客常常收到仇恨信函、網路上也有很多詆毀他的人——他認為其中有許多是了拿中國政府的錢。

就像康魁斯特一樣，馮客無法忍受愚昩。不像阿伯特，他主張毛澤東應該接受希特勒與史達林一樣的待遇——後人應該把他視為令人髮指、專門奴役自己人民的暴君。他認為他寫的書應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歐洲有些人就是不認為毛澤東可以跟希特勒、史達林相提並論，為什麼？

他說：「禮貌的說法是『東方主義』。（愛德華‧薩伊德的理論，認為西方對於東方總是抱持高高在上的態度。）」

「我的說法是：種族歧視。如果你看到一個金髮碧眼的小孩被關在鐵絲網後面，你覺得這是悲劇。但假如是亞洲的數百萬人口，那不過是數字而已。歐洲人真的在乎嗎？不，我們不在乎。」

馮客新書，《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

批評馮客的人說，他過度專注於毛澤東的罪行，沒有提供歷史脈絡，也沒有考慮他積極的建樹。

他的看法不同。

「對於我來說，稱讚毛澤東的功業，就好像是在說希特勒蓋了高速公路，而且對狗很友善一樣。」

他相信西方對毛澤東的東方主義，其遺毒更加劇烈，因為它在兩個層面上發揮作用：第一，中國的受害者不會得到跟西方受害者一樣的同情；第二，西方還可以把毛當成一位可以提供神秘古老、孔子式智慧的人物。

馮克說：「毛被西方視為一名偉大的哲學家，正因為他不是史達林、也不是托洛斯基。他被認為是一個具有君主風範的東方哲人。這簡直是滑稽。」

馮客使用原始的檔案材料，讓許多書評人很感興奮。

我問他，在中國這樣一個不以資訊自由流動聞名的國家，他如何取得材料。

他說：「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很多時候你只是到了現場，拿出介紹信就可以了。」

他又說：「問題在於這樣做的人並不多。」顯然是故意挖苦那些他稱之為「扶手椅漢學家」的人物：「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就是在回旅館的路上跟三位計程車司機聊天。」

他利用省級的檔案室，獲得了許多成果，因為那裡的員工不知道他寫作什麼樣的書，也不知道他們擁有的資料含有爆炸性的秘密。馮客表示：「在一個專制國家中，任何事都可以是禁忌，但同樣的，任何事也都可以做，如果你的態度好，又有冠冕堂皇介紹信的話。」

另外，2008 年北京奧運時，中國國家對檔案室的資訊稍稍開放與放鬆，有利於馮客收集材料。但是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一切開始走下坡。在習的任內，他寫書所利用的檔案，有一些已經被重新加密了。馮客認為習近平是個「平庸的小暴君」，企圖建立起自己的個人崇拜，「頗似狗急跳牆」。

馮客努力想讓西方了解毛澤東統治時中國的恐怖全貌。他的書在中國不能出版，因為任何違反黨文宣口徑的說法，都是被禁的。中國也是一個 Google、Instagram、臉書、甚至《經濟學人》都會三不五時被「中國防火長城」擋掉的地方。

中國會自由到有一天可以面對自己的過去嗎？他說：「我可以想見一個自由的中國嗎？當然。但它不會驟然發生，也許有一天會發生。」

「屆時，這些垃圾、卑鄙與邪惡、暴力的文化、謊言、欺騙，都會被攤在陽光底下。」

「所以對於那些批評我只描寫中國共產革命陰暗面的人，我要說：假如這是我從解密的檔案可以拼湊出來的圖像，那麼那些還屬於機密的檔案，你認為會說出什麼樣的故事？」

英文原文參照："Millions dead and still many see no evil, hear no evil from Mao", by Josh Glancy 

作者：黃裕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如果你要在臺灣進行時光回溯旅行，身邊卻只能帶一本書，那《臺灣歷史地圖》會是你不錯的選擇。

二二八事件地圖（p.148）：如果你掉到228事件爆發那天，這張圖可以讓你避免掃射災禍，或是你冒險要去看熱鬧也行。

誠如審訂學者翁佳音教授所說，這是一本免於背誦的「工具書」。我們一般以為歷史是一門記憶與背誦的學問，現代資訊爆炸，背誦何其浪費生命，有這本書在手，隨時可以查閱歷時的地理與重要事件詳情。比Google大神厲害的是，它是空間與時間的疊合閱讀，是立體的、多焦點的，不會因為僅關注於某個點而發生知識上的死角，可說是全方位的臺灣史工具書。

鄭荷海戰圖（p.34）：傳聞何斌獻圖給鄭成功，翻轉了臺灣命運。看這張就知道，鄭家軍對臺江內海確實有相當充足的情報。

再說，這也是臺灣史的「新讀本」。另一位審訂學者吳密察教授提到：「地圖所具有的圖示性，可補助文字敘述的不足，而直接訴諸視覺，有助於理解空間因素，因此可做為歷史敘述之補充而收畫龍點睛之效。」愛臺灣、想了解過去的臺灣，這本書平時就應該多翻翻。

牡丹社事件地圖（p.79）：有這張圖，你可以掌握當時詭異的局面，如果能串連原住民對抗日本遠征軍，說不定就獨立建國了。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它是一本「指南」。各地觀光旅遊不免都會印製附有地圖的「觀光指南」，《臺灣歷史地圖》就是一本臺灣歷史觀光指南書，不管你身處哪個時代，想知道自己身處何時、身處何地，又該往哪裡去，這是一個最好的參考書。

出版初衷

只可惜，這本書是重了一些，不到兩百頁的書怎麼會這麼重？還有讀者反映，這本書長得太像教科書了。確實，這本書的初心就是要提供臺灣史的教師、學生們一個方便認知、深化教育的巧門，滿滿的知識與訊息，正是編集團隊的用心與誠意。

且說說這本書的來歷。公元2003年起，臺灣歷史博物館就開始累積地圖文物的蒐藏，並且展開相關的應用，除了印成明信片、書籤、印在衣服、帽子上拿來做紀念品之外，大家普遍看不到的，是委請學者專家運用科技，將地圖資訊數位化、解譯與全面系統化。學術團隊抽譯當中的地理與文字資訊，也試著將每個點點到當今的地理系統上，再融匯歷史文獻上的地理資訊，這些工夫讓歷史地圖重新活了過來，新的歷史認識概念就此浮現。

荷蘭人在17~18世紀所繪製的《福爾摩沙島或漁翁島圖》相當全面地反映荷蘭時代臺灣的史地。書中將本幅古地圖的資訊與今日地點比對並中譯，相當容易查閱。

長期功夫與資訊積累，讓我們發現到用地圖認識臺灣的可能性，於是「感覺」來了：臺史博與遠流智慧藏公司、地圖繪製學者黃清琦展開合作，進行兩年多的專案，合作出版這部作品。

我們常說臺灣是個「淺碟型」的市場，動盪大、汰換快，在不斷變動的局面裡，養成了不務長遠的打帶跑精神，政治經濟如此、文化事業更是如此，我們要求效率、要求成本考量、要求快速回收，就連做書、做學問、教學都這樣。但是這本不一樣，它顛覆了一般市場原則。

這本書初版後，將繼續引進歷史學界、地理學界、出版設計等專業領域的指教與改造意見，持續演進改版。十年磨一劍，仍將千錘百鍊，下個十年、二十年……幾十年之後，我們也能從各版本的《臺灣歷史地圖》裡，發現我們認識臺灣的不同方法與姿態。

就從這本開始，帶著它穿越時空吧。

本文出自於遠流智慧藏出版《臺灣歷史地圖》之編者手筆。

本書精選臺灣歷史66個重要主題，將主題中的人、事、時、地、物等元素轉化為地理空間資訊，繪製135幅歷史地圖。

本書另外精選28幅17-18世紀古典地圖及20世紀日本時代的舊地圖，進行部分解讀或考訂；另搭配105幅歷史照片輔助說明，共同呈現臺灣歷史重大進程中的各個視角與樣貌，是一部可輕鬆閱讀、深入感受的視覺臺灣史。

作者：葛雷易克（James Gleick）

當勞倫茲還是小男孩時，他就是位天氣迷，看緊了他父母在康乃狄克州西哈特福屋外，懸掛的最高最低溫度計，記錄下每天最高最低溫度，不過他比觀察溫度計花了更多時間在數學謎題的書本上。

愛德華·諾頓·勞倫茲
（Edward Norton Lorenz, 1917-2008)
(Source: technologyreview.com)

有時候父親會和他一起解決書本上的謎題，有一次他們碰上特別困難的問題，根本無解，父親告訴他，這也行得通，證明沒有答案亦為解決之道。勞倫茲喜歡如此想，就像他喜歡數學的澄明一樣，當他在1938年於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畢業時，他覺得數學便是他的終身志業了。

但是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使得整個情況有些改變，大戰期間，他擔任陸軍航空單位的天氣預報員，戰後勞倫茲決定留在氣象圈子裡，研究氣象理論，多鑽研一些數學，他在諸如大氣環流的正統問題上發表文章，博得響亮名聲，同時他繼續思索預測的問題。

即使對最嚴謹的氣象學家而言，預報還稱不上科學，這是一種熟能生巧的工作，需要一些擁有直覺的技術員，從儀器和雲況中讀出明天天氣，偏向猜測。對於類似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研究中心，氣象學喜歡那些有確實答案的問題，曾經親自提供預報給軍機駕駛員，勞倫茲自然能體會到天氣預報的雜亂潦草，但他對問題懷抱著別具匠心的興趣──一種數學上的興趣。

不僅僅是氣象學家看輕預報，1960年代所有嚴謹的科學家都不信任電腦，這些加足馬力的計算器不像是理論科學需要的工具。所以數值天氣模擬變成進退維谷的問題。

但時機逐漸成熟，天氣預報等待一部可以幹粗活兒，重複計算成千上萬次的機器已經整整兩個世紀了，只有電腦能兌現牛頓式的期望：世界沿著前因後果的軌道演進，像是星球奉行的規則，或像日、月食和潮汐般的可靠預測。

理論上，電腦應該能讓氣象學家辦到天文學家用鉛筆和計算尺達成的效果，從初始狀況和控制其演變的物理定律，來計算宇宙的未來。描述流體運動的方程式，和描述行星運動的方程式一樣老早為人熟知，對付這座由九大行星、成打衛星和千萬個隕石間重力場形成的太陽系，天文學家並未達到盡善盡美，而且也永遠不會。

但天體運動的計算已經準確到使人們忘了那是預測，當一個天文學家說「哈雷彗星在七十六年後將會由這條路徑回來」，這像陳述一項事實，不像是預言，決定型的數值預測刻畫出太空船和火箭的精確路徑，為什麼風和雨卻不能如此？

拉普拉斯的理想

天氣現象複雜許多倍，但是它卻由相同的定律所控制，也許一部能力強大的電腦，擁有拉普拉斯理想中的卓越智慧，這位十八世紀的哲學兼數學家感染上無可匹敵的牛頓式狂熱，他曾寫過：

這樣一位大智者，可以用相同的方程式，處理宇宙間最大的星體和最小的原子，對它來說，沒有所謂的曖昧，未來和過去都會歷歷如繪，直逼眼前。

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相繼問世後的時日，拉普拉斯的樂觀幾乎像滑稽歌手，但大多數的現代科學仍在追求他的夢想，暗地裡許多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包括生物學、神經學和經濟學家的任務即是去解析其領域至遵循科學規律運行、最簡單的元素，在這許多學門中，都背負著牛頓式決定論的擔子。

現代計算的長老們心裡都念著拉普拉斯，自從1950年代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紐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設計他的第一部機器起，計算和預報的歷史就開始融合在一起。馮諾伊曼體認到天氣模擬會是電腦相當妥貼的目標。

1945年，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與IAS 的電腦。
(Source: theguardian.com)

還有一項小小的但書，小到科學家們幾乎都忘了擱在何處？

隱藏在他們哲學的角落像一張未付清的帳單，那就是測量絕不可能精確。

在牛頓旗幟下踏步前進的科學家們，實際上也搖晃著另一隻旗幟如此說：給我一些系統初始狀態的近似資料和明確的物理定律，就可以計算出系統的近似行為。

這項假設座落於科學哲學的核心，就像一位理論學家喜歡告訴他的學生：

西方科學的基本理念就是如此：如果你正在計算地球檯面上的一顆撞球，你就不必去理會另一座星系某星球上樹葉的掉落。很輕微的影響可以被忽略，事物進行總會殊途同歸，任意的小干擾，並不至於膨脹到任意大的後果。

傳統的，信任這種近似和聚集的確有它的道理，修正1910年哈雷彗星位置的小錯誤，只會造成它在1986年來臨時的小誤差，而且百萬年後來臨時誤差仍然會很小。電腦也在同樣的假設下引導太空船航行，近似正確的輸入會獲得近似正確的輸出；經濟預測也根據相同的假設，雖然較少明顯的成功；全球天氣預報的開拓者亦是。

使用他的洪荒級電腦，勞倫茲簡化天氣至一副乾淨的骸骨，一行一行列印出來的風和溫度，似乎大體符合可辨識的地球特色，印證了藏在他心中對天氣的直覺，他覺察到天氣會自我模仿，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似曾相識的類型，氣壓此起彼落，氣流的南北遷移。

他發現倘若一條從高降低的線段未曾經歷顛簸，下回就會碰上雙重崎嶇突起，他說：「那是預報員可以用得上的規則。」但是所謂的重複並非那麼精確，而是帶著一點混亂的類型，一種井井有條的無秩序。

讓類型一目瞭然，勞倫茲創造出一種基礎圖表，取代只印出通常的一行數字，他指令機器在字母a前印一定數量的空格，他可以選擇一項變數，比方說是氣流的方向。逐漸的，這些a沿著印表捲筒前進，循著波形線條，前後搖擺，製造出一長系列的山峯與山谷，代表西風穿越大陸南北遷移的方式，其中可辨認的循環代表有秩序的部分，一次又一次發生，但絕不雷同，像一場催眠下的銷魂舞，這座系統慢慢在預測者的凝視下揭露自己的奧祕。

1961年冬季某日，為了檢查一段較長的序列，勞倫茲決定抄捷徑而行，捨棄重新由開頭計算的方式，他改由從中間開始，直接根據先前印出的結果敲進數字，提供給機器當做初始條件，然後離開那些噪音，走下樓小啜一杯咖啡，一小時後當他回來，卻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一些真理為新科學播下的種子。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新的運算按理說應該完全複製以前的結果，勞倫茲親自把數字輸入電腦，程式內容沒有改變，但當他注意最新預測，卻看到天氣很快速的從上次類型背道而馳，短短數月內，所有的相似性消失了，他檢查一組數字，然後另一組，簡直像是從一頂帽子裡任意取出的兩種天氣，他的第一個念頭是也許哪個真空管燒壞掉了。

突然間，他領悟到事實的真相。問題並不在機器故障，而是在他打進電腦的那些數字。電腦的記憶體中，可以儲存小數點以下六位數字。例如：0.506127，在印表紙上，為了節省空間只印出三位，0.506。而勞倫茲輸入了四捨五入後較短的數字，假設這千分之一的誤差並不重要。

其實這也算相當合理的假設，如果一顆氣象衛星測出的海面溫度可以精確到千分之一，操作人員會覺得自己受到幸運之神眷顧。

勞倫茲的皇家馬克比容納傳統程式，它用一組純屬決定系統的方程式，提供一處特別的起點，天氣每次會以完全相同方式發展，給一個少許差異的起始點，天氣會以少許差異的方式演進，些微的數值誤差，像淡淡的一縷輕風，必須確定，在改變重要的大尺度天氣結構前，這些輕風會此消彼長或消逝，但勞倫茲的特殊程式系統卻不然，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皇家馬克比 LPG-30 C電腦 (Source: library2.smu.ca/)

他決定更仔細檢視兩組近乎相同的天氣分道揚鑣的情形，於是在透明紙上描錄了一條波狀線的結果，讓它壓到另一條上頭，然後檢查線條彼此分離的方式。最初兩條曲線相當吻合，而後，幾乎無法覺察的，其中一條開始落後，當兩條線到達下一個彎曲時，已經明顯出現落差，而到了第三或第四個轉彎，所有的相似性都已經消失了。

只有少許的擾動來自笨拙的電腦，勞倫茲可以假設他的特殊機器或模式出了差錯，應該是順理成章的猜測，這並不像混合氯和鈉會煉成金子錯得離譜，但是以他超凡入聖的數學直覺，勞倫茲感受到一陣悸動：有些東西從根本上完全脫節，實際上的重要性可能方興未艾。雖然他的方程式是地球天氣的粗糙模仿，不過他相信它們已經捕捉到真實大氣的神髓，他相信長期天氣預報注定無藥可救。

他說：

即使我們從未預報準確，但現在掌握了原因。人們常覺得長期預報能辦得通的其中一個理由，是有些真實的物理現象我們可以預測得很好，像是日、月食和海水潮汐，而太陽、月亮與地球間的動力系統也相當複雜。我從沒想過潮汐預報是種預測，習慣中總把它們想成事實的描述，但實際上你進行預測，潮汐和大氣一樣複雜，兩者皆有週期的成分，你可以預測明年夏天會比今年冬天溫暖，不過對天氣來說，我們會認為這種敘述是老生常談。對潮汐而言，我們有興趣的恰好是可預測的部分，不能預測的部分份量很小，除非受到暴風雨影響。

一般人看到我們既然能夠在數月以前把潮汐預報得滿好，會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對天氣如法炮製，僅僅是另一套流體系統，規則的複雜也大同小異，但是我開始理解，任何不能遵守週期性規矩的物理系統皆難以預測。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之《混沌──不測風雲的背後》

一只在亞馬遜雨林震動翅膀的蝴蝶
兩週後在美國德州引起一場颶風
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蝴蝶效應」

正是源自於「混沌」這是改變你知識生涯的一只蝴蝶

★普立茲獎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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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屏中選的大合唱曲

2016 年 1 月 16 日，蔡英文與陳建仁以 6,894,744 票當選中華民國第 14 任正副總統，隨即進入長達四個月的等待。

就在上個月底，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李厚慶表示，英仁就職當天府外廣場的活動將分為七個階段，蔡英文的就職演說排在第五，接著是國立實驗合唱團、敦化國小合唱團帶著全場會眾共同高唱〈美麗島〉，唱完後，由雷虎小組的衝場作為大典終幕。以上程序的亮點並非不知是否會在演說時出現的「九二共識」，也不是名聲享譽國際的空軍健兒，而是在戒嚴時期被列為禁歌的〈美麗島〉。

微妙的是，〈美麗島〉也曾是「倒扁」與馬吳2012年競選正副總統時的代表歌曲。

熱銷中的紀念啤酒，取自台啤臉書。

亂亂查，亂亂禁

目前台灣公認的第一首禁歌是 1934 年年底，由泰平唱片製作的〈流浪的街頭〉，熱銷三週後遭到警察機關的取締，歌詞中對社會不景氣與失業現況的描述，踩到了當局的地雷，被認為可能危害到總督府的統治。

不過，當時台灣還沒有唱片檢查的專門機關與規定（日本國內在1934年8月成立隸屬內務省警保局的唱片檢閱室），因此唱片並沒有被沒收，所謂的「禁止」只是不准發售歌詞單，意外展現了當代殖民政府的法治觀念。

1936 年 7 月，總督府實施〈台灣蓄音機唱片取締規則〉，九年後大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但是政府對歌曲的查禁並沒有因此而告終，因為三民主義即將帶領福爾摩沙進入了新的禁歌時代。

隨著國共大戰吃緊，國民黨政府先於 1948 年頒行〈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隨後台灣省政府也在 1949 年宣布戒嚴，包含在言論自由中的歌曲發行自然也受到了影響。

當時的歌曲查禁並非事先送審，有時甚至是一首歌紅了之後有關單位才開始查禁，而一首「禁歌」，有的是被禁止公開播放但仍可發行，有的是連賣都不可以，幸運些的，則可能一段時間後又被解禁。歌曲審查通常由是令人聞風喪膽的警備總司令部進行，但地方政府或省政府也有相關業務，總之，最初並沒有統一的法規與專門的執行單位。

你愈禁我愈紅

戰後，歌曲被查禁的理由，大致是因為：親日、宣傳社會主義與歌詞消極負面，例如文夏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的旋律採用的是戰前的日本曲，因此即便填上新詞也是被禁了；〈補破網〉則是因為歌詞太過消極，以至於李臨秋被迫再加上第三段來個光明的收尾，讓他本人充滿無奈。

在國家機器的審查網羅下，唱片公司常以改歌名作為應對的方式。

例如 1967 年謝雷的〈苦酒滿杯〉被認為太悲情而遭禁，而唱片公司重新發行時，也只是把專輯名稱由《苦酒滿杯》換成《男人的眼淚》，而〈苦酒滿杯〉一曲則改為〈酒與人生〉。然後他就死掉…啊不是，是然後專輯就過關了！依舊大賣！

到了 1973 年，出版法共列出了「違反國策」、「為匪宣傳」、「內容荒誕」、「意境誨淫」、「鼓勵狠暴仇鬥，影響地方治安」、「幽怨哀傷、有失正常」等十二條歌曲查禁的理由，在認定上非常主觀，甚至有點愚蠢。

像是歐陽菲菲在 1974 年發行中文版的〈熱情的沙漠〉，就因為開頭「我的熱情」後面那個「啊~」被認為有性暗示，就這樣遭到了查禁的命運；侯德健的〈捉泥鰍〉原本個歌詞是「小毛的哥哥帶著他們去捉泥鰍」，但新聞局認為這會讓人想到毛澤東，這位小弟弟的哥哥只好從「小毛」換成「小牛」了。

新聞局在 1979 更加碼，規定所有的歌曲必須要發行或公開播放前送審，政府對歌曲開始更全面的控管。

不過要聽禁歌還是有方法的，有些地下電台會在法律管轄不及之餘，放送被禁止播放的歌曲，而當錄音帶開始普及之後，今日被視為罪惡的「盜版」卡帶，竟也成為相對於政府允取發行的「正版」之破口，許多「分身」就這樣流竄於大街小巷。

說真的，幾乎沒有任何一首歌因政府的查禁而消失，反而是愈禁愈紅，愈查愈旺。

民歌，美麗島

在美國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1941~）的魅力與「中華民國」國際地位日禁窘迫的雙重影響之下，不少大學生基於民族情感與對台灣島嶼現況的反省，醞釀且造就了1970年代民歌熱潮，楊弦、陶曉清、胡德夫、李雙澤與楊祖珺等人開始活躍。

這些當代知識青年的想法單純卻深沉，也就是在浸淫西方（當然主要是美國）文化多年之後，那「我們的歌」究竟是什麼？1975 年 6 月楊弦在中山堂舉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當中八首歌改編自余光中的詩集《白玉苦瓜》，被認為是民歌年代的肇始。不過當時主要還是以「國語」作為主要歌唱語言。

英年早逝的李雙澤還有一段傳奇，他正是譜寫出旋律〈美麗島〉的創作人。

1976 年 12 月，李氏在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一場民歌演唱會中，手拿著可樂瓶質問著前一位歌手：「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接著在演唱完〈補破網〉、〈雨夜花〉與巴布狄倫的作品後，他大吼「我們應該唱自己的歌！」後便下台離去，並且投身創作以實現自我的理想。

只可惜 1977 年 9 月，李雙澤在淡水海邊，因下水救援遊客而溺斃，僅留下八首民歌作品，其中也包含了〈美麗島〉。李雙澤的好友胡德夫，與當年在淡江台下聽著李雙澤大吼的民歌歌手楊祖珺，他們在李雙澤出殯前一晚整理李氏的手稿，並在隔天首次公開了〈美麗島〉。1978 年楊祖珺將〈美麗島〉收錄於個人專輯中，讓曲子不因李雙澤的離開而消逝，也成為民歌時代重要的代表作品。

黨外，美麗島

楊祖珺除了是民歌歌手之外，同時也擔任台視民歌節目「躍動的音符」的主持人，最後卻因為受不了政府規定節目要有一定比例的「淨化歌曲」而離開。楊祖珺後來走上街頭，加入當時的黨外運動，並且發行刊物批判時政。

〈美麗島〉這首歌被認為具有「台獨」意味而不能公開播放，整張專輯也因為她個人頻繁參與社會運動，而遭到下架，卻也將這首歌帶進了黨外運動的領域。

1979 年 8 月，楊祖珺也參與其中的《美麗島》雜誌創刊，不少書籍與網路資料大致上都認為《美麗島》刊物的命名即是啟發自〈美麗島〉這首歌曲，但這裡讓我們參考一下同樣是創黨元老，呂秀蓮的回憶。

呂氏在《重審美麗島》一書中提到，雜誌在籌備之初曾討論過不少名稱。

原先，黃信介以「聖國」提出申請，卻遭駁回，之後有人提議「美島」，也因為擔心被謔稱「倒楣」而被打槍。最後，在周清玉（前考試院長姚嘉文之妻）以連橫《臺灣通史》中「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為底，經在場所有人同意而將雜誌定名為「美麗島」。同年9月8日，美麗島雜誌社的創刊酒會在中泰賓館（今文華東方酒店）舉行，並且在眾人合唱〈美麗島〉的歌聲中拉開了序幕。

因此，根據呂秀蓮的記憶，雖然酒會開場就唱〈美麗島〉，但雜誌的命名跟歌曲似乎沒有關係。

正當酒會舉行之際，會場外聚集了一群極右派雜誌《疾風》的支持者，以「愛國」之名擾亂秩序，場內氣氛緊張肅殺。就在這個時候，楊祖珺回憶當時有人要她帶著大家高唱〈美麗島〉並衝出去，卻被田孟淑用閩南語喝斥「別唱那豬仔歌」；而呂秀蓮在《重審美麗島》中只寫到當下施明德宣布：「老弱婦孺站在中間，義勇軍當前與殿後，護衛大家回去。」並沒有提到有人提議唱〈美麗島〉。

大概是彼此的記憶不同，也可能是個人認同有別，這首新生的歌曲在當時尚未出現定於一尊的地位，也說明「黨外運動」成員之多樣性。

1979 年 12 月 10 日，高雄爆發震驚全台的「美麗島事件」，隨後的逮捕與大審更是餘波盪漾，卻也讓「美麗島」這三個字在 1980 年代成為類似基督教所說的「三位一體」，只是「聖父」、「聖子」、「聖靈」換成了「事件」、「雜誌」與「歌曲」，在台灣的社會運動中不斷來回進出。

1990 年 3 月登場的「野百合學運」，〈美麗島〉被製作成一張張的傳單，在中正紀念堂反覆傳唱著，成為跨世代的學運歌曲。

《美麗島》雜誌，取自維基百科。

誰的美麗島？

不過，〈美麗島〉並非 520 就職當天會場唯一的禁歌，像是在第三階段登場的台語歌〈黃昏的故鄉〉，也曾被政府查禁，甚至被譽為「黨外五大精神歌」之一。但《黃昏的故鄉》排定由卑南與阿美族混血的原民歌手巴奈獻唱，其意義自然不同於蔡英文與現場的大合唱，而〈美麗島〉在語言與歌詞上也確實有個更大的包容性。

在此先不論國家機器對台灣語言生態造成的是非，但目前所謂的「國語」，確實是目前島內諸多族群的共通語言，這是現況也是妥協。此外，由梁景峰改編自陳秀喜詩句的歌詞敘事也相當完整：以美麗島為地域邊界，不言明的祖先亦可囊括所有的族群；勇敢人民則是自我的投射，水牛、稻米、香蕉及玉蘭花則試圖喚起共同的純樸與美好。

因此，〈美麗島〉大合唱的重點或許不在於曾經被查禁，而是歌詞內容與元首合唱，藉此釋放的政治意涵，營造島內一家、相互連結的氛圍。畢竟，在當年要成為「禁歌」並非難事，而〈美麗島〉當時被禁，也不是因為這首歌有多可怕多煽動多厲害，而是主政者的自卑與顢頇。

〈美麗島〉曾在 2006 年 9 月的「倒扁運動」中登場過，甚至是由當年主唱的胡德夫在凱道前引吭；〈美麗島〉也是 2012 年馬吳的競選歌曲，三年後準備要選總統的洪秀柱也在國民黨全代會上說，她最愛的歌就是〈美麗島〉；而再過不久，〈美麗島〉又要因為蔡英文的就職增添新的話題與歷史記憶。

未來〈美麗島〉一曲響起時，究竟會令人想到些什麼？

是當年校園文青的民歌？還是黨外運動的雜誌故事？倒扁？挺馬？政黨再輪替與台灣首任女總統的就職？

這當然不會有標準答案，因為歷史永遠不會停止。

只願吟唱時同心祈求天佑台灣，這是我們所有人民的美麗島。

Photo Credit: Mark Kao @ Flickr

〈美麗島〉
詞：陳秀喜、梁景峰           曲：李雙澤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

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約翰‧西西弗斯

 發生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浩劫。

文化大革命。（Source: wikipedia）

在那個盲從的年代，每個人都被捲入群體運動的浪潮中，輪流扮演著批鬥者與被批鬥者的角色；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除了被尊奉為神明般的毛澤東主席外，其餘個人的空間都遭到大幅地壓縮。

彷彿任何人要進行任何事，都得要「以毛之名」。

「以毛之名」摧殘個人獨特自由與獨特性，「以毛之名」摧毀各種古蹟與史料。

在文革於於一九七六年嘎然而止後，原先參與過文革的人很快地就在各個場域禁聲。沒有多少人樂意提起自己過去在文革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那些活躍於政壇上的關鍵角色們。這些人或客死獄中，或在其餘生三緘其口。而隨著以及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與社會逐漸的「現代化」，這些人曾經做過些甚麼、說過些甚麼，對大眾來說似乎已越來越難以考究。

事過境遷，那個夢魘般的回憶已逐漸為人所淡忘。而對海峽彼岸的臺灣讀者來說，由於史料性質的資料更形匱乏，往往也只能自行透過各種不全的傳媒資料，試圖拼湊當年對案文革的恐怖經歷。

今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的五十週年，或許該是要彌補這段歷史缺憾的時候了。

只要稍為瀏覽臺灣坊間描寫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書籍，我們便不難發現其主題大多數仍集中在「幕後黑手」毛澤東身上。對於文革時期中共政壇上的其餘要角，如林彪、陳伯達、劉少奇，以及「四人幫」的描寫，就相對少了許多。即便有，亦常以「稗官野史」或「歷史傳聞」的形式呈現。而用史料來呈現文革者，殊屬罕見。

有鑑於此，約翰‧西西弗斯所主編的這套《文革風雲叢書》，選擇以大規模史料編纂的方式來呈現文化大革命，可謂市面上絕無僅有，更因此彌足珍貴。

《文革風雲叢書》這樣的史料集為何重要？

讀者或許還記得最近在臺灣鬧得沸沸揚揚的「白色恐怖檔案」事件，知道這個事件突顯了檔案存取與開放性的問題。但是讀者們或許不曉得，臺灣的歷史檔案在開放給民間學者或大眾利用上，相較之對岸，已屬相當便利；在中國，一般民眾與那些來自海外的研究者，要獲取檔案的困難度，無疑要高出許多。

與「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不同，文革在今日的中國已不是什麼絕對碰不得的政治禁忌。

然而，一旦論述偏離官方所喜好的版本而「事涉敏感」，論者往往仍會因此遭受來自各方的壓力，甚至被列入黑名單。除了官方這種似有若無、讓人無所適從的打壓會影響論者的研究方向以外，對一般大眾而言，光就是想要親自接觸文革時期的史料檔案，也顯得困難重重。

曾噴有毛語錄開頭的牆。(Source: wikipedia)

正如知名大陸史家楊奎松所說的，中國的檔案「雖有 30 年解密的法律規定，實際上因行政干預造成檔案館內定的解密限制甚多。」因為其檔案機關「總是認為歷史檔案的解密事關『形象』問題、恩怨問題，把歷史研究與政治宣傳混為一談。有些問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連那些已經在海外公開多年的外國檔案，都不想讓我們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

其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外人想要存取民國與中共五零至七零年代的檔案時，往往還得要先經過層層關卡。一來研究者會需要「介紹信」，二來即便有了「介紹信」，申請調閱檔案有時還得經過逐層批准、請示下來，手續既繁瑣野花時間。而且，即便調閱到檔案，要利用影印等方式來利用這些檔案的費用，也遠較其他國家來得昂貴。

一般歷史研究者都如此，那就更不用說沒有那個時間與心力去調閱史料的一般大眾了。

約翰‧西西弗斯所編寫的這套《文革風雲叢書》恰能彌補坊間研究者與大眾難以見著史料的缺憾。在這套龐大的系列書之中，編者收錄了大量史料，並且沒有加入過多個人的主觀評論。

約翰‧西西弗斯整理這套史料集的用意，毋寧近似於「讓史料自己說話」。

誠然，今日任何一位受過嚴格訓練的歷史研究者都可以告訴你，「史料其實不會自己說話。」史料就像布偶，而史家則是操縱布偶的師傅，史家決定史料要怎麼說話。即使如此，歷史研究者當不會否認，史家要講話之前，仍舊得要先透過史料。

沒有史料的史家，就如同沒有布偶的操偶師，只能在戲台上給人看笑話。 正如西西弗斯在序言當中提及的：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那麼在獲得史料之後呢？

或許正如同「白色恐怖檔案」爭議所啟發我們的一樣，只要確定史料的專業保存沒有問題以後，就。對此，西西弗斯繼續寫道：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

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

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在西西弗斯的悉心整理之下，無論是學有專精的理論家、曲學阿世的權力者，還是盲信盲從的追隨者，這些形形色色、曾在文革時期扮演過各自角色的各方人物，皆得以再現於讀者眼前。

現在，就讓我們透過西西弗斯這套《文革風雲叢書》所整理的史料，來拼湊出這些人所曾鮮活過的真實樣貌吧。

臺灣友人日前傳來《中大學生會致中大學術交流處及聯合書院公開信》（2016.03.22），附了一句按語：「真是驚人的公開信！」，作為香港人的我，看後很是尷尬。公開信開首是這樣寫的：

近日，康文署要求表演劇團刪去其場刊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國立」字樣一事，引起公憤，抨議不斷。港共政權屈膝中共之下，以政治理由審查藝術表演，故受社會猛烈批評；然而，更令人震驚者，乃相繼有學生及傳媒發現本校學術交流處之網頁上亦竟將「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等大學之名稱中「國立」字眼刪去。其後，教務會學生委員孔浩名代表亦發現本校聯合書院邁進地球村計劃之文件亦同將「國立臺灣大學」中之「國立」二字刪去。

公開信圖。
（Source: 中大學生會 CUSU的Facebook）

中大學生會認為擅改他校名銜，有貶低及侮辱他校之嫌，並聲討中大校方：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祖國」，有違中大的創校精神，信件的日期更用上了民國紀年。

「驚人的公開信」一語，可褒可貶，一時間也拿捏不準友人的意思，遂直接問他，對信中的「『中國』亦必以『中華民國』為正統」一說有何觀感。

友人從大處著眼，讀到的是中大學生會的氣節，看到一份前朝遺臣，抱着某種漢賊不兩立之氣概說話的樣子。至於他自己，則已不再「供奉」中華民國的神主牌了，可冷靜地看待此信。他明白香港的侷限，沒有不快，反倒體諒香港人在中共壓迫下的抑鬱。

不過，相信很多臺灣人讀後很不是滋味，在網上看到不少嘲諷的留言：「中華民國意外多一塊領土」、「香港回歸一次不夠，有沒有再回歸第二次？」、「臺灣獨立，中華民國流亡到香港好了」、「國民黨送你們，快拿走」……

難怪臺灣人那麼反感，「中華民國」這名號，連總統馬英九也不敢對外宣稱，藍綠兩營都棄如敝屣。[1] 應屆中大學生會「星火」，以本土立場見稱，主張命運自決，卻替臺灣人撿回他們早已丟棄的招牌，此舉能稱的上是尊重他人的命運嗎？

臺灣已有人在設計新國旗、新國徽[2]，準備隨時撇清黨國體制的殘渣了，香港這個本土學生會，之前擊敗嫡系內閣，艱苦地贏得學生授權時[3]，我還興奮了好幾天，不旋踵就來個野人獻曝，教我怎能不羞愧。

公開信又提到「創校先賢錢穆先師更終其一身與中共不懈對抗」，讀後更是感概良多。

國族認同凌駕地方意識

錢穆終身佩服章學誠的學問，在小學教書時，曾夢到自己獲睹世所未見的章氏著作，多年後到了北大當教授，果然發現並親自校訂了《章學誠遺書》。[4]章學誠以方志學起家，對地方上的風土民情甚有研究，他的史學理論，幾乎都從修地方志的具體經驗中得來的。

錢穆在香港生活十五年（1949～1963），人生最後廿四年（1967～1990） 在臺灣定居，港臺是他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兩個地方，可是，崇尚章氏史學理論的錢穆，對港臺兩地的風土民情卻甚為鄙夷，凡提及港臺，例必置於中國國族的框架下立言，在他眼中，港臺必須依附於中國才有價值，且看以下這段話：

我們臺灣怎麼樣呢？臺灣是中國人的，將來要歸併給中國大陸，還是此地仍是中華民國？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可是要獨立成為臺灣國，則是另一件事了。今天有人要獨立，可以不做中國人，中國從前的都不要了。你做中國人有三千年、四千年的生命，你做臺灣人，你的生命只從今天開始，只是世界上一個嬰孩，不能獨立於天地之間。做一個中國人，或做一個臺灣人，在人中間的價值是不相等的。[5]

這是錢穆課堂間興之所至提及的，這門課講於 1974 至 1975 年[6]，上溯荷蘭人踏足臺灣，剛好 350 年，也就是說臺灣當時最少有 350 年歷史了，怎能說「生命只從今天開始」呢？

五月花號到美國，不過比荷蘭人抵臺早幾年，他會認為當時已叱咤風雲的美國，只是世界上一個嬰孩，不能獨立於天地之間嗎？再者，以現在的知識水平來看，做非洲人有十多萬、二十萬年的生命，如果有人說：做一個非洲人，或做一個中國人，在人中間的價值是不相等的，倘錢穆泉下有知，該有何感想？[7]

國族主義乃雙刃劍

「一生為故國招魂」，是余英時對錢穆的蓋棺定論[8]。

1938 至 1939 年間，錢穆任由頭上的戰機到處轟炸，在曠野奮筆疾書，寫成《國史大綱》這部足以傳世的鴻篇鉅制[9]，期以國族主義凝聚國人，合力抗日。國族主義在國家弱小時確能救國保種，但在國家強大時，就成了壓迫弱者的利器。

《國史大綱》與錢穆。
(Source: wikipedia)

1949 年敗走臺灣，1971 年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確處於劣勢，而國民黨在臺灣的國內管治反而非常強勢。錢穆只聚焦於丟失了的中國和國際環境，以弱者自居，企圖拉攏臺灣人做中國人來力挽狂瀾，全然漠視黨國體制下的白色恐怖，難怪一些痛恨國民黨惡行的人，會視他為極權的幫凶。

每個人都受他的時代視域所限，對古人或許不應苛責，然而，活在今天的人，也不宜隨意捧出一尊尊的圖騰來為自己站台。錢穆的學術成就無庸置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更世罕其匹，但將「終其一身與中共不懈對抗」寄託於他，可能要讓中大學生會失望了。

國族認同凌駕國共對立

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時，邀請了錢穆寫紀念祝辭，對於即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的香港，錢穆在祝辭中有以下感言：

現在不僅英國人即將退出其殖民地的地位，而香港也真成為新亞洲一重要的新邑了。我們中國人正該歡欣鼓舞，而不幸今天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不僅沒有這表現，反而懷有恐懼憂慮的心情，這真是值得悲傷的。[10]

祝辭寫於 1989 年 5 月 18 日，當時有一批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亦有數百萬名市民在北京遊行示威，吾爾開希也在當日穿起睡衣到人民大會堂與李鵬談判。錢穆執筆之際，大概還未有人預測到學運的結局，文章接觸到它的第一批讀者時，相信學運的大局已定，那可怕的血腥鎮壓畫面，能不使人對此政權恐懼憂慮嗎？

1989年，吾爾開希穿著睡衣與李鵬談判。
（Source: 64wiki.com）

用香港今天的觀念說，錢穆是「民族回歸派」，比「民主回歸派」更不堪，錢穆只希望中國人統治香港，有否民主根本無關宏旨，即使接收的不是他所屬意的中華民國，中國人也該歡欣鼓舞。

可見，錢穆的「反共」，也不是無條件的，在歐洲帝國主義等外敵面前，國共對立也要讓步。

本文原為筆者個人網誌上的雜感，經陳兄、劉兄、盧兄三好友鼓勵與建議，改成此文投稿，特此誌謝。

[1] 就臺灣近年的選舉狀況來看，兩黨都避免直接用「中華民國」為號召，但有些泛藍候選人會逆向操作，堅持自己的正統性，企圖拉攏鐵藍票源。

[2] 詳參此臉書專頁：https://plus.google.com/communities/106492214906796567434/stream/de99f721-9efd-488d-bc47-607853293a12，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4月18日。

[3]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過去19年都只有一支內閣參選，學生長期只能投信任票授權參選內閣，2016年2月的選舉，可謂1997年以後首次有選擇的選舉，當時曾在香港的學運圈有過一些迴響。

[4] 事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1998），卷51，頁190～191。

[5] 錢穆：《經學大要》，《錢賓四先生全集》，卷52，頁718。

[6] 參上書之出版說明頁3。

[7] 臺灣史的規模，當以臺灣島的人類活動來看，錢穆以中國史的框架來思考臺灣史，不論其他面向的脈絡，難免覺得臺灣沒有歷史。

[8]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1991），頁17。

[9] 事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錢賓四先生全集》，卷51，頁226。

[10] 錢穆：《新亞遺鐸》，《錢賓四先生全集》，卷50，頁685。

作者：林今開

郵差父子

崔太太正挨著客廳上那座落地燈邊上釘鈕扣，聽見她丈夫推門進來，腳步聲跟往常不一樣，響噹噹的，好有勁，她於是抬起頭，望見他笑咪咪的，一邊哼著小調子，一邊卸下郵差的制服。

「怎麼啦？」她放下了針線說：「今天，什麼事這麼開心？難道在路上撿到了黃金？」

「哈！撿到了金不換的，我先進去沖個涼，回頭告訴妳。」他步入浴室。

老崔是個老郵務員，從臺東山村一所小郵局送信做起，做到這城市來。就郵務員來說，算是很有成就的。通常人家讀信都是讀信肉、信骨，老崔一天到晚只讀信皮，讀多了，居然也能替信件看相算命，信一拿到手，是凶是吉？是愛是恨？是憂是喜？是貴是賤？他一眼能看準七八成；他也能替信醫病，不論是龍飛鳳舞的，鬼畫符的，滿封別字的，漏字筆誤的，種種疑難雜症，他都盡心救治，起死回生。

有一回，他打從局裡「死信欄」邊上經過，看到一封這樣的信：「××市秋陽街父親收」，沒戶沒名也沒姓，老崔也認這信死定了，可是心不甘，只多瞧一眼，在那天真稚氣的筆觸間，彷彿出現了一個哭泣孩子的臉影，他才猛然想起在孩子心中，「父親」是何等偉大的「專有」名詞，又何須有名有姓呢？

心裡一軟，便伸手到欄架上取下那封信，收放在郵袋裡。

從那天起，他每天都往秋陽街走一趟，分段挨戶查探，是誰家父親遠了他的兒女？那條街依傍著一條河溝，又臭又長，查探了好幾天，終於在街尾仙公廟裡找到，那人正醉倒廟廊邊，幸好他還叫得出自己兒子的名字，總算把這封信救活了。

有一年清明節，他還送信到陰府裡去呢！

那是一個少女從荷蘭國寄來的，寫著：「郵差先生敬啟」，內附「祭亡母」文一篇，冥紙一疊，另夾一張信箋，千祈萬懇郵差先生，務必在清明節日把這送往清風山第二公墓第十八號墓場，替「不孝女兒」祭拜一場。墓地本無郵區，何況事涉陰司，郵差原可不管，可是，老崔卻悄悄把它帶走。

那日，天色初明，他敬備香燭一具，獨自登上清風山去，依號找到指定的墓墳，取出祭文，焚香誦讀過了，讀到一段悲愴句子，他還嗚咽兩聲；然後把冥紙焚化成一縷青煙，這才心安理得地趕回郵局上班去。

老崔對郵務原抱持如此敬業的精神，怎麼也沒想到，最近幾年，他逐漸喪失了工作的熱忱，感到沮喪、乏味而無力，雖然，他對工作一點不敢怠忽，但絕非出於舊時那種由衷的熱情，每天都像被迫拖著一條死蛇上街似的，顯得十分無奈。這也難怪他，是郵政的世界先變了。

以往，郵袋裡裝的盡是人間的歡笑和眼淚，溫情和應許，細語和幽怨︙ .人世間，沒有比這更珍貴的袋子了。在他所過路上，經常會遇見羞怯的少女守候在路邊，截取屬於她的信件；也常遇見佇立在寂靜門庭下的老夫老妻，向他張望著期待的眼睛，揮動著歡迎的手臂；大部分的信件都經由他溫熱的手心，交給另一個人溫熱的手心；信和人兩相對映，不論其為悲為喜，往往從中折射出一股屬於郵差的暗光，如今，這種暗光全然為現代高樓建築所遮蓋了。

自從臺灣全省建立自動電話系統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都在頃刻指撥間，信函數量銳減，現今郵包裡八成以上是廣告單、競選傳單、稅捐、水電代繳清單等等，而且大半是電腦作業。每天，老崔面對的「收件者」不再是人，而是櫛比毗連的大廈底樓一系列信箱，他大半的工作是把冷冰冰的郵件按號碼塞入冰冷冷的郵箱。

有一天，老崔站在長列的信箱前配信的時候，他的腦際突然湧現出擺在郵局那部電腦終端機，而覺得他自己才是一部真正的終端機；也許他不配是，但，頂多是電腦終端機中的一具小零件罷了！

在這種意識下，老崔對工作怎麼能起勁呢？

每天晚上他從郵局下班，必須走過兩條街，然後踏上十七級古老傾斜的石階，背向著西下的夕陽，隨著自己的影子走向家門。在暮色下，他強烈意識到自己郵差的成分已比腳前的影子更稀薄了。有時，他連推開家門的氣力都嫌不夠，不過，今天的情形可不同，好像一個洩氣很久的氣球，突然給充了氣似的，他昂然闊步走進家門。

信箱 (Johnny OuYang@Flickr)

這時，他已沖了涼，興高采烈地從浴室走出來，好像透露什麼機密似的，挨近他的老婆輕聲說道：「今天，我送了一封情書—一個少女的情書。」

「情書—說真的？」她驚訝地取下眼鏡。

「那個女孩姓柳，看樣子還是個學生，一連四天都有她同一來路的信件，今天，我實在忍不住，才輕聲問她是不是情書？她向我笑一笑，點個頭，那是十足愛情幸福的微笑，這種笑，我一生看多了，錯不了的。」

「不是說：現今信差都把信扔在信箱裡，哪能再看到什麼收信人？」

「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樓下，開一間小雜貨店，她手上拿著一本書在看店，我當然把信送進去給她。」

「不是說：情書都絕了種？」老崔哈哈大笑。

近年來，由人寫的信函比以往少得多了，情書更是難得一件的，「絕種」只是他在感慨時說的氣話，不料，他老婆卻認真聽進去，他只好順著話鋒回答道：「地球上絕了種的，有時也會重現。」

「爸，什麼生物絕了種又重現了？」不知什麼時候，十八歲的寶貝兒子悄悄從房裡走出來，好奇地探問著。

老崔不吭聲。

「總不會是恐龍吧……哦！我想一定是那可愛的石虎，在臺灣深山裡絕了種，可是，動物園裡還有呢！」

「全是自說自話，沒有一句正經對題的。我說的是情書，今天，我的郵包中發現一封情書，這才稀罕難得！」

老崔著實很開明，他兒子才十八歲，就鼓勵兒子談戀愛寫情書，要他少打電話跟女孩子亂蓋。

兒子哪聽他的？從學校一回到家就拚命打電話，不管長途短途的，打起來一點也不心痛。老爸多說他兩句，他就抓起大把硬幣往外跑，到電話亭裡去打個痛快。平心說，老崔倒不是捨不得電話費，他還儲備一筆「書信獎金」，按封論賞，他向兒子強調情書會促進愛情起昇華作用。

戀愛如果沒有情書，有如落花無水，淡月無雲，那算不得愛情，只是情慾而已！兒子哪聽他那一套，也不稀罕什麼獎金，他依然我行我素，一封書信都不繳。今晚兒可好了，老爸就以雜貨店少女為範例，一五一十訓了兒子一頓，也算是一次機會教育。

「爸，我能發問嗎？」兒子聽了半天庭訓，起了反應：「您追求媽的時候，是不是常寫情書？」

「當然囉！滿滿一大櫃，至今還保存得很好。」

「當年您是怎麼寄給媽的？」

「還不是投郵，有時甚至快信掛號。」

「那就不對了，論情調，那時代，爸應該採用飛鴿傳書，那遠比郵差送信美妙多啦！爸，您為什麼貪圖便利，不用飛鴿，而用郵票？」

「我那個年代，早已通行郵政，當然利用郵政。」

「那就對了！我這個年代，通行電話，當然，我就用電話。爸，其實，在電話中跟女生聊聊，是另一種形式的情書，跟愛情與情慾並沒有差別。」

「我告訴你，情書是人類極優美的感性文化的產物，也是男女間的互相期許、承諾的一種信物，電話永遠代替不了情書。」

「可是，爸，我聽過，也看過前輩人談情說愛，他們一鬧意氣，決裂分手時幹頭一樁事就是燒情書，多麼難過的事！既然明知到頭要把情書燒，不如用電話交談，省時省事，不留痕跡，而且也省一把火。爸，我這一代，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我很欣賞情書，可是，那是繡花一般的細工，我實在沒有閒情去做，原諒我實在不能……」

崔太太眼看老子鬥不過兒子了，趕緊解圍道：「父子倆少說兩句好吧，寫信和電話不是都一樣，有什麼好鬥嘴呢？」

「我非弄個明白不可，我問你—」老崔火大了，對著兒子咆哮著：「為什麼雜貨店柳小姐能，你就不能？」

「爸，對不起，讓我說一句缺德的話，我很懷疑柳小姐可能有點毛病。」

「胡說！」老崔甩了一個巴掌過去，兒子閃得快，溜走了。

第二天早上，老崔在郵局整理郵件時，又見到一封柳小姐的情書，於是跟同事聊起這件事，同事們聽了也覺得很稀罕，但不如老崔那麼熱中，都認為情書早晚要絕跡的，用不著咱們郵差去操心，咱們只管送信，不管是尺牘、信札、柬帖、八行書、明信片、廣告單、稅單以及各種電腦文書，一概照送不誤，反正只當一名郵差而已！

「依我看—」年紀最輕的小蔡開了腔：「問題不在情書什麼時候絕種，而在郵差什麼時候絕跡。從資訊科技發展情勢看，郵差不久就會退出世界舞臺。在古生物中，為什麼恐龍首先被請出地球呢？因為牠的食量過大，大自然付出的成本過高，牠必然遭受淘汰的命運。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是我的兒子或你的孫子時代，他們看到寄信要上郵局，送信要送上門，那是絕對無法忍受的事，所以，郵差追隨恐龍而去，實在為期不遠了。在這個時候，崔大哥還奢談提倡寫情書，那未免太不識時務了。」

姓蔡這小子，年紀輕，做事勤敏，心直口快，剛才說那番話，搬出了科學的道理，又有生物史的看法，這一招，斷非老崔所能招架，他於是默默不語，揹起郵袋，從側門走出，跨上摩托車，正待發動，郵務股葉股長派人把他叫進辦公室。

「剛才聽說，你在郵包中發現了一封情書，真的有這回事嗎？」葉股長兩眼投射出探索的目光。

老崔據實以告。

「恭喜你！」這突如其來的祝賀，使老崔嚇了一跳。「你應該知道，情書是當世稀有的物質，你真的有把握嗎？可別弄錯！」

「絕無問題。」

「好！你繼續注意它的發展，隨時跟我保持聯絡。這件事，如果把握得好，運用得當，不但可以重整我國郵務的結構與品質，也有助於復興中華優美的西廂文化。」

「是的，股長。」

這一下，老崔又被充了氣，駕起摩托車，輕飄飄的，他好樂。

(skepticalview@Flickr)

往後幾天，情況平穩，每天老崔都送一封同來路的信給柳小姐，同時，向上級反映。他也做過追蹤調查，情書發自只隔兩條窄巷的仁愛街上一幢民宅，這一點，更增添了幾分古風高雅的氣氛。在那個週末，葉股長召見老崔，遞給他一份郵局最近召開業務會議的記錄，其中赫然出現一條有關「情書事件」的議案：郵局決以雜貨店柳小姐為典範，發起一項全國性的情書寫作運動，這計畫定名為「恐龍行動」，意在促使情書從敗部復活。

辦法訂得很細密，逐條都有嚴肅主題，兼帶浪漫的色彩，可望一舉而轟動全國。例如：建議內政部頒定每年七夕節起一週間為「情書週」，由總局發行「情人郵票」，並徵求一家電視臺及報社聯合舉辦全國情書徵文大展，發行《中國古今情書集叢》；還有一項計畫，比較簡單，但極重要。邀請《郵政天下》雜誌指派一名記者前來本市，給柳小姐寫一篇專訪報導，以此文做為一枚「火星塞」，來引發上述一連串的活動。末項計畫指定老崔負責聯絡安排，這項全國性的活動竟然輪到老崔來點火啟動，他真的樂死了。

老崔激動得全身起了微顫，在他看來，這份記錄不像是公署文書，倒像是他的家當私事，由郵局發動全國的力量來解決，藉這一次運動的推力，可望改變他兒子的氣質，所以他既感激又興奮地回答道：

「葉股長，我不但很明白，也很領情。我只差一年半，滿六十五，快退休了，此生最後的一個心願，只盼望每天郵包裡能多裝幾封用手寫的信，當然，同時希望我的小兒也能寫簡單的信，我才不愧做為一個郵差。」

「好，我們立即採取行動，我相信你很快就會被情書壓死在路邊。」葉股長輕拍著老崔的肩膀。

「關於訪問柳小姐的計畫，《郵政天下》雜誌已表示全力支持，不但派一名記者，還聯絡一組電視記者前來配合採訪，訪問日程由你負責和柳家聯絡。記住一點，電視公司再三關照，通知雜貨店不要刻意裝修門面，柳小姐要穿平常便服，也不用刻意打扮。」

當天下午三時，大隊人馬自臺北乘著兩輛採訪車到達郵局，葉股長和老崔登車帶路，浩浩蕩蕩駛向這家早已圍滿了群眾的雜貨店，柳小姐微垂著頭坐在櫃檯邊，柳媽卻濃妝豔抹地立在門口，看那架式，顯然要搶女兒的鋒頭，迅速迎著笑臉趕著過來，正要貼著老崔的耳朵說話兒，老崔趕緊退縮一下。

「崔先生，你過來吧！我跟你先說兩句話。」

「柳太太，今天，記者訪問的對象是妳的女兒，妳可別弄錯了。」老崔輕輕提示著。

「今天訪問的重點是—」一位記者補充著說：「在電訊交通如此便利的時代，柳小姐是怎麼樣養成寫情書的習慣？」

「對的，對的！」柳媽攤開雙臂，顯然力圖控制全局，她很禮貌而有力地說道：「所以，請各位讓我先說兩句話……」

「請趕快說吧！」老崔嫌惡地催促著。

「記者先生，我的女兒在九歲時，不幸生過一場大病，從此變成了啞巴，聽力倒還可以，為了她，我這個做娘的，也學會了一套手語，在今天訪問中，我必須當她的翻譯，請各位原諒！」

店門口立時掀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眾記者異口同聲嚷著：「啞女寫情書，情節更感人。」於是把鏡頭紛紛對準母與女，可是，那掌聲，對於老崔卻是一陣強烈的爆炸，他像被擊傷似的，身軀傾斜下去，幸虧身邊有個人反應得快，伸手扶他一把，坐到店門邊上一張靠背椅上，他失神地自語著：

「完了……我，我輸定了……」

葉股長趕緊走過去，安慰著：「老崔，你放心，一切按預定計畫照樣進行，不會有什麼影響，這樣轉變，可能更具有社會教育的意義。」

「一切都完了，我輸得好慘—輸給我自己的兒子。」

「輸給兒子，有什麼要緊？」

「我什麼都輸得起啊！只這一點，我實在輸不起，因為……因為……他……他是郵差的兒子呀！」

—刊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聯合報》副刊

本文摘自好讀出版之《連臺好戲：一代新聞工作者林今開重新素顏登場》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演戲的作戲的看戲的，有時清明有時癡傻。

30篇華語散文小品
藉事寫人
寫人寫心
幽默且深情
無比寫實真摯的一代記者健筆拍案叫絕，睿智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