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振興

你知道嗎？最早的公用電話源自美國！

世界上最早的公用電話亭出現在舊金山，時間是電話發明兩年之後的1878年。那是一種有人看管、「借用之後付費」的電話亭，為了怕客人打完電話開溜，甚至就把客人先鎖在話亭內，打完付費後放人。

美國人貝爾自1876年3月成功獲得電話發明專利，當時住家安裝電話不僅費用高昂，而且還十分不易維護，公用電話可說是奇貨可居。1889年美國第一部投幣式付費電話在康耐狄克州（State of Connecticut）問世。

其後三年，全美的公用電話很快就超過8萬1000部了。隨著通訊量增加，此後的近百年間，人們更加依賴公用電話。到了1998年高峰期，全美達到260萬部的數量。

二十世紀初期：台灣早期公用電話沿革

1897年澎湖首先有軍用電話，是台灣民間電話之創始，時台北廳設台北交換局及基隆支局，提供市內電話、長途電話服務，台北也首先開放公眾使用的電話，基隆則在1902年在火車站前首先設置公眾電話。日治時代電話業務由各地「郵便局」或「郵便受取所」兼辦，在台灣頭的基隆，以及台灣肚的台中、嘉義，以及台灣尾的高雄，都建有歐風典雅的郵便局。

公眾電話後來又稱為公共電話，但因其名有公共財聯想之虞，1992年之後正名公用電話。據《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陳柔縉》：1936年全台北統計只有10座公用電話，分別設在台北火車站內、站前，還有萬華站前、萬華、古亭、圓山、新公園（今之228公園）、西門町、文武町（今重慶南路和公園路一帶）、和千歲町（今建中和植物園附近）這和電信文物檔案記載相符。

1945年11月1日光復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郵電管理委員會，接管全省郵電機構，其時公用電話無正式營運單位。次年5月5日，改組為台灣郵電管理局，1949年4月1日郵電分家，成立台灣電信管理局（直屬交通部電信總局），實際負責台灣電信建設之推展。

1947年4月正式開辦局營公用電話業務。戰後百廢待興，當時的台灣郵電管理局管轄電信、郵務及儲匯，於台北、台中、台南、嘉義、花蓮、高雄等6局，開放市內公眾電話以彌補市話建設之不足，起初每5分鐘收老台幣6元。

台灣最早的公用電話亭就在西門

初期公用電話只設在營業廳設置的隔音間，或是靠近有人照顧的地方，例如派出所邊。其中最早一座公用電話亭就是台北電信局西門圓環電亭（可稱是台灣第一亭），遠景可見總督府（今之總統府）。

據周志剛先生口述：「早期公用電話亭叫做電亭，這座西門電亭，位在鐵路西面圓環的南側，原是日本人留下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碉堡），具有歷史性。…1947年把它整修了一下，裡面不大，設了一個只能容納兩個人的小小營業處，只有一個小櫃檯，曾裝有最早引進之一部美式投幣話機，由兩位營業員輪班辦理公用電話和長途電話業務，可以出售或兌換專用有凹槽的銅幣。後來投幣式公話推出之後，就把這個小小營業處撤銷了，改為在宅的四周裝設四部公話機。1954年時大安修配所自製投幣式公話機也是首裝於此亭內測試，但最後還是難逃拆除的命運。」

圖一：1947年台灣首座公用電話亭，周志剛攝。

1950年代：引進美製投幣式公用電話

根據公用電話口述歷史資料，1949年向美國自動電器公司首批購買的10部投幣式公用電話（Pay Station, PS），是投幣式公用電話之源起。

1950年4月向美國新訂製的專用銅幣到貨，開始試辦投幣式業務，4部裝在台北火車站（大廳3部，另1部裝在營業處電話間），北門營業處裝了2部，博愛路營業處及西門町各裝電亭1部。

這個計劃使用和美國一分銅幣（Penny）類似的專用規格（公用電話收幣時需要判別是否偽幣），打電話時要先去換購銅幣，增加不便。而且因為背面有特製的凹槽，投幣時必須對準凹口，很不方便。後來民眾又收藏專用銅幣，造成無幣可用的窘境，服務就中斷了。

圖二：1950年試辦美製投幣式，周志剛攝。

圖三：1949年有凹槽公用電話銅幣（陳祝生捐贈）。

1960年代：擔當大任的投幣式機型──W-4M手搖磁石式（紅色）

電信修配所最早自製W4-M公用電話，採用磁石4號M電話話機基本電路，接人工台，後付式，使用1元鎳幣，單投幣口，銀箱最大容量約500枚，適用於市內及人工台轉接之短程長途電話。1956年電信修配所再修改內部電路自製而成W5型（如圖），其投幣口則置於右上角。到1970年代末，因鄉村電話大都完成自動化，只在偏鄉地區代辦處留用。

圖四：1950年代中至1970年代初的主力，W5-M型磁石式手搖公用電話

你知道嗎？破壞公用電話最重可判處死刑欸！

公用電話本來維護就不簡單，又常有宵小覬覦，常受破壞。1968年9月台灣電信管理局就曾呈報以公用電話被歹徒連續破壞，供應困難，因此陳報「擴充公用電話應暫停辦」，部會間協調結果，同年11月，司法行政部函復破壞公用電話之犯罪，已劃歸軍法機關審判。

因此在話亭和話機上都會貼有「破壞公用電話機依軍法審判」之警示：「根據《戰時交通電業及器材防護條例》規定，竊盜或毀損交通設備及器材者，最重可判處死刑」。後來真的還有被判刑責的案例，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之後，才沒了這個嚇人的條文。以後的犯行僅構成違反刑法之毀損器物罪，但毀損罪係告訴乃論罪，以致就有偷竊銀箱案件層出不窮，在1990年代公話中心，曾以電腦系統追蹤公用電話銀箱故障情況，主動請警方協助而成功捉賊的故事。

1970年代：藍色聽筒與按鈕投幣的公用電話們

1970年代，為擺脫石油危機的經濟災害，進行十大建設，台灣人民富裕許多，電話門號供應卻捉襟見肘，公用電話需求更加殷切，公用電話營收也年年增長。台灣通信公司和東亞公司分別和日廠合作在本地製造投幣式公用電話，市場規模漸大，在1990年最多裝置102169具。

1975年2月2日，開始裝設672型長途撥號公用電話，俗稱青筒仔，開放全區長途自動撥號（STD）業務，公用電話營收蒸蒸日上，這個青筒仔成為提昇公用電話營收的先鋒。

圖五：於1975年首裝的#672型青筒仔是開放長途直撥是營收大功臣

1977年，103型按鈕式公用電話出現，[首次]將撥號改為按鈕式。

圖六：台灣首款按鈕式公用電話，
外型與配色上大至已具備今日投幣式公用電話的雛形

中東的戰爭曾經讓台灣人沒硬幣可以撥電話！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佈石油禁運，當時原油價格曾從每桶不到3美元漲到超過13美元。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金屬商品也暴漲，民眾因而屯積一元硬幣，導致公用電話的「缺幣危機」。為此分二次洽由中央銀行共鑄500萬和4000萬枚公用電話專用代幣，於1973年11月起開放兌換應急，該年度營收也破天荒略為負成長。

1980年代：迄今還在服役的投幣式公用電話

1986年6月21日，開放公用電話撥叫080及081（今日之0800字頭）；1987年2月，開始裝置「單一投幣口」的智慧型公用電話機，有113及630兩型。同一個錢道可接收10、5元和1元硬幣，不但減少機械障礙，使用者也方便多了。

1988年9月24日，首先於中正機場及小港機場裝設國際直撥（IDD）公用電話，開放公用電話撥叫直撥國際電話（亦稱ISD）；1989年7月1日，前電信總局於7月1日開放第一代AMPS行動電話業務，公用電話配合開放撥叫行動電話。從此行動電話興起，但是手機貴費用又高，暫時尚未對公用電話構成威脅。

圖七（左）、圖八（右）說：台廠製按鈕投幣式。
兩者自1987年2月推出啟用迄今20多年仍使用中。
圖七（左）為#113型台灣東亞產品，面板為不銹鋼，框體為藍色塗裝，按鈕鍵盤在右上方。圖八（右）為#630型為台通產製，按鈕鍵盤在左邊靠近聽筒。
一樣銀灰色身，藍色聽筒，
兩者均採單晶片微處理器設計及對客戶友善之智慧型收幣方式。

此兩者均可供長途國際直撥。採用微電腦（μP）控制，是智慧型公話機，三種硬幣1元、5元和10元共用單一投幣口。其最大特色具有自我除、偵錯回報之能力，以及防偽幣辨識功能，有LCD顯示器可顯示餘額等訊息。它還和電腦管理系統連線作業，為投幣式話機成熟之主力機種。

本機唯一想得到的不足之處點是當10元或5元硬幣用完時，不能找零（如果再補差額就可以退回原來之大額幣值），因此就有人在通話完畢後特地行好事不掛回聽筒，好讓下一個人可以接著使用餘額。其實當被叫端掛斷後約35秒，交換機就會自動Time Out自動保護而限時切線的。

1990年代：從電話卡到電話IC卡

其實早在1970年，瑞士蘭吉爾（Land&Gyr）公司就已經發明了光學記憶卡，並逐漸運用在電話通信上。台灣[則]在1984年7月1日首先在台北市裝TK123型光學卡公用電話做服務測試，此即為1990年代初常見的卡式公用電話。

圖九：曾在台灣小小流行過的卡式公用電話

自1997年起綱際網路大興，相關科技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是以儘管在1997年時公用電話密度已達每千人5.61具，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韓國。然而在2000年之後，全世界公用電話都因為行動電話興起而快速走下坡。

2007年夏天，中華電信再推出最新型「IC卡、投幣兩用公用電話」，只可惜由於行動電話資費大降，已經普及到人手一機，公用電話步入黃昏，只因基本需求仍在，就靠普及服務維持生存。

行動電話的普及正是導致公用電話衰弱的主因！

公用電話主要的威脅來自行動電話，剛開始它的費率高、地理覆蓋率不足，對公話營收威脅不大。2000年起幾乎全世界主要電信先進國家公用電話和行動電話成長趨勢形成死亡交叉，台灣自2001年度起公話營收即一厥不振。據瞭解香港電訊當年度也減少了20%公話營收。

民眾對行動電話越用越順手，到了2003年行動電話人口普及率破百，之後即使剔除預付卡用戶，仍然高達97%，加上網內互打免費促銷，公用電話無力競爭。以前有人打公用電話拜年，新興拇指族大大逆轉了公用電話的「錢途」。

後來流行簡訊（Short Message, SMS），2005年全區SMS每月平均2億2,000多則，中華電信平日簡訊量達400萬則，而2006年情人節統計簡訊量即達760萬則，至此地步公用電話難有招架之力。

到了2012年1月，實施長市話單一話價區，固網電話超便宜，加上「LINE」免費興起，公用電話只是普及服務應急和應景之需了。公用電話自1999年營收高峰為91.9億元，話機14萬具，平均具年營收65,600元，到2015年11月話機數剩64,803具，全年營收估計不及4億（會計科目調整，不含普及服務1億多元），而平均具營收已衰退到5千多元，比起黃金年代不及十分之一了。

台灣公用電話大全：

本文摘自獨立作家出版之《話筒裡的台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

台灣光復初期，想裝電話要抽籤，
而且電話比黃金還要貴？
台灣人愛講電話，電信局不得不限時三分鐘？
破壞公用電話，得以軍法論處！
「一部全方位的台灣電信文史」　

從話筒裡的故事，見證台灣百年發展！
每一個電信故事，都紀錄著台灣的發展軌跡，
帶領台灣邁向現代，走向世界。

作者：馬賽克、今日傳媒股份有限公司NOWnews

唐朝│公元618 ∼公元906 年

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九月，武則天稱帝（睿宗被廢，貶為「皇嗣」），改國號周；這時候，她已經六十六歲。不過，大約距此五年前，她已「性致勃勃」，開始玩起「小狼狗」（男寵）來。有趣的是，為她引介「小狼狗」的，並非別人，正是她的女兒太平公主等人。

武則天第一個著名的男寵，叫馮小寶。馮小寶這位「床上巨星」，是唐高祖李淵的么女「千金公主」所發掘。

他本是洛陽賣藥的郎中，由「千金公主」舉薦給武則天，時間約在垂拱元年（公元六八五年），高宗駕崩兩年之後。這時，武則天六十一歲，馮小寶約二十九歲──她試用完後大為滿意。但為了掩飾身分、方便他出入宮廷，便命他到洛陽白馬寺為僧，並假稱他是太平公主駙馬薛紹的叔叔，法名懷義──一代「面首」薛懷義於焉誕生！

有野史說，武則天在感業寺時即認識馮小寶，因感業寺跟白馬寺僅有一牆之隔云云。

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感業寺在舊都長安，白馬寺在神都洛陽；兩地差很遠！再者，武則天的年紀跟馮小寶差很大，感業寺時期，兩人不太可能碰上。假若當時兩人真的年紀相近到足以搞曖昧，那麼，武則天找他入宮當面首時，馮小寶至少五十多歲了，他這把老骨頭，侍候得了武則天嗎？

武后行蹤圖　唐‧ 張萱｜
遠遠的看這張圖，很容易就可以感覺到一股氣飄過來，是威嚴，是氣勢，是武則天的那股強勢。
這幅畫裡的武則天，想必年紀已不小了，從她層層堆疊的肥厚下巴可見一斑，這可能是畫家內心有種想要惡搞的惡趣味吧！

武則天對薛懷義很好，封他為武衛大將軍、梁國公，後來更派他率軍遠征突厥。不過，他每次出征，突厥都已預先退兵，薛懷義認為這是他的功勞。公元六九○年，武則天進封他為輔國大將軍、鄂國公。武則天曾摧毀乾元殿，大興土木建造「明堂」，接著又建造「天堂」，命薛懷義監工，「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資治通鑑》語）

期間，御醫沈南璆逐漸得幸於太后，讓薛懷義滿腔妒火。

天冊萬歲元年（公元六九五年），薛懷義讓妒火變成縱火──把「天堂」燒了；接著波及到「明堂」也被燒個乾淨，巨大佛像碎裂成數百段。

武則天覺得「小狼狗」為自己吃醋縱火這種事讓她很丟臉，遂隱瞞真相，也沒有處罰薛懷義，只是下令重建「天堂」及「明堂」。反而是薛懷義自己，因為做了壞事，內心亂糟糟，講話多不恭順，據傳甚至對外爆出跟武則天的閨房祕辛。武則天逼不得已，只好授意堂侄武攸寧「揪團」，在洛陽宮城內的瑤光殿內，將薛懷義「蓋布袋」，活活打死。

薛懷義之後，武則天身邊有名的面首還有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柳良賓、侯祥、沈南璆、僧惠範等人；當中大多數，甚至經過太平公主「試用」，驗明「陽道壯偉」之後，才「按讚」推薦媽媽享用，尤以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最為得寵。

萬歲通天二年（公元六九七年），張昌宗經太平公主推薦入宮。接著張昌宗「呷好道相報」，向武則天推薦了哥哥張易之，兄弟倆一起入寢宮侍奉。朝內高官、宗室稱兩兄弟為五郎、六郎。史家多認為，薛懷義氣質粗獷，張氏兄弟則較接近「花美男」那一類。當時宰相楊再思，曾留下「馬屁界」的世紀名言──《新唐書‧楊再思傳》記載：

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

史書記載，二張的生母臧氏也是個美人，四十歲寡居，跟鳳閣侍郎李迥秀長期私通；後來，武則天作主，將臧氏嫁給李迥秀。但臧氏饑渴如狼以虎，李迥秀因無法滿足她熊熊慾火，終日借酒澆愁，常醉不醒。這是題外話。

武則天晚年，張氏兄弟把持朝政，敗壞綱紀。神龍元年（公元七○五年）正月，張柬之、李多祚等大臣趁武則天病重，發動政變，迎中宗復辟，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被殺。

武則天開始寵愛薛懷義時，年紀已逾花甲，後來再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已是古稀之年（七十三歲）。如果不是為了爭一口氣，證明「男人可以，女人為什麼不可以」，武則天的性慾之強，也可謂超乎常人了。當然，以今天男女平權的觀點來看，皇帝後宮可以有三千佳麗，「一代女皇」廣蓄男寵，又有什麼不對？

本文摘自好讀出版之《龍床上的中國：是的，就是你想像中的歷代皇帝荒淫實錄》

從荒淫逸樂的角度，認識中國各朝的興衰，
以及怎麼個「玩很大」法！
「性」這件事，從來無關男人或女人，
關係重大的，是誰握有「權力」
床事影響歷史，看看古代家天下制度的中國便知！

作者：林美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是男生，是男生！」6日上午8時50分左右，日本各大頻道播出二皇子妃紀子產下男嬰的好消息，幾乎所有的播報員都提高了嗓門，向屏息以待的日本國民報告了這個消息。……這是日本皇室暌違41年之後，誕生的第一個男嬰，無疑解決了皇室長年以來沒有男嗣的皇位繼承問題。[1]

2006年9月6日，日本皇室誕生了一位男嗣，舉國歡騰。對於這個消息，日本首相說這是「日本的喜慶之日」，一般店家則招待蛋糕或清酒共享喜氣。雖然已經是21世紀了，日本也身列民主多元的已開發國家之一，而且皇室並沒有政治實權，天皇的存在僅具象徵意義，可是皇室與許多人民仍然認為男嗣才能延續皇室正統。儘管日本史上曾出現過八位女天皇；儘管日本也有興盛的女權運動，但在皇位繼承上，女子仍未得到同等的權利。

在此之前，日本天皇明仁已有三位孫女，卻遲遲沒有皇孫延續所謂「萬世一系」的皇位。現在皇室與許多支持皇室傳統的保守派人士終於一償宿願，也有人預估日本的經濟將因此看好。皇孫誕生之後，普天同慶的畫面，透過電視不斷播送，像極了英格蘭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47）的時代。

在亨利統治近30年之時，他的第三任王后希摩爾（Jane Seymour, 1536-37）終於在1537年10月12日為王室產下一名男嗣，取名為愛德華，即後來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r. 1547-53）。王子誕生的消息公布後，亦是舉國歡騰，「全國各地施放煙火，人人充滿欣喜地感謝全能的上帝，因為祂賜與了一位尊貴的王子來繼承這個國家的王位。」[2]

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r. 1547-53）
(Source: wikipedia)

據說連國王本人都激動得流下淚來，而臣民不分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也同感振奮，相信愛德華的誕生代表上帝不再讓英格蘭人遭受苦難，國家將會欣欣向榮。隨著王子誕生、受洗、受封（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歡欣鼓舞的氣氛在英格蘭延續數週，人們在街上隨處可以喝到熱心民眾提供的酒，倫敦塔上也不斷射出禮炮致敬，估計這段時間共發射了兩千響禮炮。[3]

在愛德華誕生之前，亨利王已有兩名女兒，分別是亨利第一任王后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在1516年2 月18日所生的瑪麗公主（Mary Tudor, 1516-58），以及第二任王后安葆琳（Anne Boleyn, 1501-36）在1533年9月7日所生的伊莉莎白公主（Elizabeth Tudor, 1533-1603）。雖然亨利的嬪妃布朗特（Elizabeth Blount）在1519年曾為國王生下兒子，名為亨利‧費茲羅伊（Henry Fitzroy），但他不具有合法繼承資格。

在愛德華誕生之前，亨利始終無法摒除對王位繼承的憂慮。

此憂慮其來有自，第一，英格蘭在法律上雖不排斥女子繼位，但歷史上從無女王主政。

第二，繼承危機總易引發內戰，殷鑑不遠。因為英格蘭在1455至1485年之間，蘭開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與約克家族（House of York）的繼承紛爭，即爆發了流血內戰，史稱玫瑰戰爭（Wars of Roses）。

都鐸王朝即是由此內戰脫胎而出，首位君主亨利七世（Henry VII, 1485-1509）即位之後，仍不餘遺力地確立統治合法性，並藉著與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聯姻，增進王位正統性。

至亨利八世繼承王位，兼具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血統，都鐸王朝的正統性才毫無疑義。但都鐸王朝能否穩固延續，則需另一位合法男嗣繼承。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r.1491－1547）

第三，君王不能育有男嗣，在當時被認為是「神譴」的象徵，必是君王犯了某種罪，使他的男嗣若非流產便是夭折。例如亨利的第一任王后凱薩琳，除了流產多次之外，在1511年曾幸運的生下王子亨利（Henry Tudor），當時也曾薄海歡騰，可是亨利王子七週之後瘁死，這個事件使得國王自省「他做了什麼觸犯上帝的事」？[4]後來，王后在1515年又產一子夭折，此後再也未能為國王產下男嗣。

到了1527年亨利已在思考是否與凱薩琳離婚，或更正確的說法是，他要請教宗確認他與凱薩琳的婚姻無效，因為這項婚姻觸犯了上帝的律法。根據《舊約聖經》〈利未記〉20章21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亨利在1528年與法國使節會談時，以及在1529年離婚案件審判時，都提及這條律法使他深感良心不安。[5]

後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亨利八世》一劇中，也從這個角度揣摩了國王的心境:

亨利王：「……我覺得上天不是用笑臉待我，它下了一道禁令，我的夫人的子宮如果會給我懷一個男孩，其作用只等於一座墳墓對死人所起的作用，因為她的男嗣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出世後不久就夭折。因此我想到這是上天對我的懲罰。我的國家本值得世上最好的太子來繼承，我卻享不到這個福。[6]

這段話或許更能生動的表達當時亨利王的恐慌。

亨利八世因訴求婚姻無效一案，與羅馬教宗決裂，並於1533年與安葆琳成婚。不幸的，安葆琳也無法為國王生下男嗣，她在產下伊莉莎白公主之後，流產兩次，而且第二次是個男嬰。看來亨利的罪仍然沒有完全清除，或者是犯了別的罪無法得到上帝寬恕。

但是這一次他不須經歷冗長的程序除去王后，因為安葆琳被控與五名男子通姦，包括與自己的兄弟亂倫，並企圖謀殺國王。這些指控是在國王默許之下，由安葆琳的敵對派陳訴，無力對抗的安葆琳最後在1536年5月19日被送上斷頭臺。[7]不久亨利即與希摩爾成婚，愛德華王子隨之誕生。至此，亨利相信自己的罪已完全清除，英格蘭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顧。愛德華的誕生一如日本男嗣的誕生，為統治者與人們帶來新生的喜悅和期待。

日本皇孫出生之後，日本政府原本要修改《皇室典範》，讓女子也能繼承皇位的提議暫時停滯。不過也有人提出警告，日本皇室未來終難避免繼承危機，因為皇孫不見得能順利孕育男嗣。

同樣的擔憂出現在都鐸王朝，雖然亨利有了男繼承人，但愛德華王子體弱多病，之後的三任王后無一能為亨利王再生一男，而瑪麗與伊莉莎白兩位公主又分別在1534年和1536年繼承法案中，被認定為私生女，不得繼承王位。

亨利不得已在1554年要求國會通過新的繼承法規，明訂：萬一國王與王子愛德華未再有任何子嗣，王位傳予國王長女瑪麗及其後裔；若瑪麗也未有後，則傳予次女伊莉莎白及其後裔。[8]

此為亨利時代所通過的第三個繼承法案，法案中也給予國王未來透過特令或遺囑的方式，確認繼承人選次序。後來亨利在1546年12月30所頒訂的遺囑中，仍維持原案。

之後英格蘭歷史的演變，終究讓亨利八世的擔憂化為事實。愛德華六世於1547年即位，在1553年病逝，王位落到亨利八世的長女瑪麗手中，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女王。瑪麗雖然成婚卻無一子半女，王位由次女伊莉莎白繼承，直至1603年英格蘭王位才轉回男君的手上。

伊莉莎白一世（英語：Elizabeth I，1533年9月7日－1603年3月24日），

總計達半個世紀之久，英格蘭都在女性統治之下。在這50年內，除了瑪麗即位之初爆發短暫的繼承戰爭之外，並沒有嚴重的內戰，但這已是後話。

亨利王時代或兩位女王的時代，英格蘭人民對女性統治有揮之不去的深層憂慮，這種擔憂主要來自心理層面與傳統文化，包括要有男嗣才能傳宗接代的觀念、對女人才德的鄙視，或對「牝雞司晨」的焦慮，這些心態在歐洲傳統社會，一如在傳統中國，均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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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歐洲是一個女主的時代，並不誇大。

除了前文已提到的英格蘭女王瑪麗與伊莉莎白之外，在西班牙有依莎貝拉女王（Isabella of Castile, r. 1474-1504）、其女歡娜女王（Juana of Castile, r. 1504-16）；在法國有攝政王太后路易斯（Louise of Savoy，攝政1515-16;1525-29）及凱薩琳（Queen Catherine de Médici，攝政1560-63;1574-75）；在荷蘭地區有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攝政的女主，包括奧地利女公爵瑪格麗特（Margaret of Austria，攝政1507-15; 1519-30）、匈牙利女公爵瑪麗（Mary of Hungary，攝政1531-55）、帕瑪女公爵瑪格麗特（Margaret of Parma，攝政1559-67）；在蘇格蘭則有攝政王太后瑪麗（Queen Mary of Guise，攝政1554-1560）、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 親政1561-67）。還有其他多位王后在君王出征或幼子在位時擔任攝政，可參見附表一。

這種由女人當家的局面，在1559年至1600年之間尤為突出，西歐地區此時期只有西班牙完全由男君統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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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代早期的男性而言，一個女人站在整個政治結構的頂峰，當她是所有人的「頭」時，這情況與他心中奉以為常的規範和秩序背離。即使慣例上某些王國男嗣斷絕時由長女繼承王位；君主未成年或出征時，常由母親或妻子攝政，但傳統社會面對這樣的狀態仍會產生心理上的焦慮、理論上的困擾，或是實際的爭執。

史家很少能找到一般人面對女人執政的情況時，心中所產生的焦慮，不過政治菁英的感受則有痕跡可循，例如在英格蘭瑪麗女王登基之後，有一位新教徒說說：「啊！主，您把帝國從一個男人手中取走，交付給一個女人，似乎就是對我們英格蘭人非常不悅的表示。因為…當您的子民不值得擁有合法、自然而適切的統治者時，您就讓女人來統治他們。」他擔憂英格蘭人的苦難就此開始。[10]

又例如與亨利王同時期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五世（James V, 1513-42），在臨死之前得知他的王后產下一女（即後來的蘇格蘭瑪麗女王）的消息時，痛心長嘆：「這事有魔鬼跟著，它怎樣開始就會怎樣結束；它從一個女人來，也會斷送在一個女人手上。」[11]

蘇格蘭瑪麗女王 ( Mary, Queen of Scots，r, 1542-1587)
(Source: wikipedia)

雖然蘇格蘭司徒亞特王朝（Stuart Dynasty）並未在瑪麗女王手上結束，後來其子詹姆士六世（James VI, 1567-1625）反而承繼了英格蘭王位，統治英、蘇兩國。但詹姆士五世當時的憂慮是許多政治菁英共同的憂慮。

除了心裡的焦慮之外，女性統治時常產生實際的內戰或政爭。例如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Henry I, r. 1100-35）駕崩之後，僅遺一女瑪堤爾達（Matilda, 1102-67）可繼承王位。但英格蘭貴族不願接受女子為王，在溫徹斯特主教亨利（Henry of Blois）運作下，共同推舉國王的外甥史蒂芬（King Stephen, r. 1135-54)為王，並獲得教宗的承認。

瑪堤爾達眼見王位被奪，隨即由安茹地區（Anjou，為瑪堤爾達第二任丈夫〔Geoffrey V, Count of Anjou and Maine〕所居地）率兵進入英格蘭，與史蒂芬王之間爆發長達十八年的內戰，至1153年才完全結束。瑪堤爾達在內戰中雖偶有勝利，但未得到足夠的支持，在1147年被迫逃回法國。

這場內戰由其子亨利（Henry，即後來的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1154-89〕）延續下去，最後是在史蒂芬同意任命亨利為繼承人之下，才結束了這場內戰。瑪堤爾達的失敗終使她無緣成為英格蘭第一位女王。

因女人攝政而導致的政爭更是不勝枚舉，例如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çois I, r. 1515-47）的母親路易絲 (Louise of Savoy, 1476-1531)，在1515-1516及1523-1529之間因國王出征而兩度擔任攝政。路易絲攝政期間即遭受不少來自男性貴族的阻力，對她的職權多所限制；最嚴重的鬥爭是在1525年時，反對派推出與國王血緣最近的男性親屬查理（Charles de Bourbon），要求路易絲退位改由查理擔任攝政。[12]

其他相似的狀況在歐洲各地都曾出現，反對女性攝政的一方多是與王室血緣相近的男性貴族，他們提出的理由不外是女人無權掌有公共權威，或女人天性不宜主政等。這些女攝政常則需要支持者利用各種說法來支持統治的正當性，例如母后與國王之間血緣的親近性，天生的母愛所產生的保護之心與謹慎、細膩等特質，都可用來說服或降低反對的聲音。

但是歐洲中古或近代早期，整體的政治理論背景對女性統治偏於不利。就以英格蘭中古末期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家佛特斯鳩（Sir John Fortescue, c.1395- c.1477）為例，[13]他在1462年左右年討論到王位合法性時，他以國王手觸治病的神蹟（the King’s touch）作為說明的範例之一。

他認為只有正統合法的君王行此儀式時，才能真正治癒患腺病（scrofula，當時的人也稱之為國王的病 the king’s evil ）的人，因為只有合法的君主才會得神的恩賜，而擁有神奇的治療能力。[14]

林美香，《女人可以治國嗎？》

佛特斯鳩在作品中也提到女人與此儀式的關係。他說：「英格蘭的國王在王位上負有許多的職責，這些職責是女人的天性做不到的。」所以他認為一個女人即使貴為王后（或女王），來執行這個儀式都不可能有效。他寫道：

英格蘭的國王因受上天特殊的恩惠，具有某些能力（powers），而這些能力也是這個國家內的王后（queens 也可指女王）無法擁有的。英格蘭的國王用他們已被抹油的手，碰觸患了某種疾病的人民，即可去除並治癒這種疾病，這種病痛一般稱之為國王的病（the King’s Evil），除了此法無藥可救。而這種神賜的能力是王后（或女王）所沒有的。[15]

如果女人無法具有這種神奇的能力，就代表她不可能得到神特殊的眷顧，那麼女人的統治究竟是不是合法的？

統治者沒有了神的眷顧，也就令人不得不擔心，人民的苦難就此降臨。

本文收錄於左岸出版《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治之辯》

附表一：十六世紀歐洲的女王與女攝政

說明：表中所列年代為生卒年，而非統治或攝政時期。

[1] 《聯合報》2006年9月7日，A8。

[2] 引自David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Gloucestershire: Sutton, 1996), 104.

[3]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105.

[4]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21.

[5] Mortimer Levine, Tudor Dynastic Problems, 1460-1571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3), 55.

[6]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Henry VIII, II-4, 文見阮珅譯，《亨利八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466。

[7]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 82-89.

[8] XXXV, Henry VIII, cap. 1,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 3, 955.

[9] Lisa Hopkins, Writing Renaissance Queens: Texts by and about Elizabeth I and Mary, Queen of Scots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9. 關於十五、十六世紀的女主參見：M. B. Ryley, Queens of the Renaissance (Massachusetts: Corner House Publishers, 1982); Liza Hopkins, Women Who Would Be Kings: Female Rul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1); Sharon L. Jansen, The Monstrous Regiments of Women: Female Rul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0] Thomas Becon, An Humble Supplication unto God (Strasburgh, 1554), in Prayers and Other Pieces of Thomas Becon, ed. John Ayre (Cambridge, 1968), 227.

[11] John Knox, Th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Scotland, in The Works of John Knox, vol. 1, ed. David Laing (Edinburgh: James Thin, 1845; reprint, New York: AMS Press, 1966), 91.

[12] 參見Elizabeth McCartney, “The King’s Mother and Royal Prerogative in Early-Sixteenth-Century France,” in Medieval Queenship, ed. John Carmi Parsons (UK: Alan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4), 117-141.

[13] 佛特斯鳩在玫瑰戰爭時期，在蘭開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的鬥爭中，他擁護前者的王位正統性，並曾隨亨利六世（Henry VI, r. 1422-61, 1470-71）流亡到蘇格蘭（1461-63）。他在這段時間寫了多部支持蘭開斯特統治權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有二：《讚頌英格蘭的法律》（De laudibus legume Anglie, 1468）及《論英格蘭的統治》（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1471）。參見Shelley Lockwood, 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John Fortescue, De titulo Edwardi comitis Marchie, in The Works of Sir John Fortescue, ed. Lord Clermont (London: printed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1869), 70. 相關討論見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Monarchy and Miracl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rans. J. E. Anderson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61)及Raymond Crawfurd, The King’s Evi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15] John Fortescue, Of the Title of the House of York, in The Works of Sir John Fortescue, 498.

作者：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崔佛・平區（Trevor Pinch）

扁桃腺切除簡史

從西元一世紀就開始有人切除扁桃腺了。

著名的古羅馬醫師賽瑟斯（Celsus）描寫過這種手術技術。早期的手術步驟既危險又痛苦。包括直接使用刀子把扁桃腺切掉，或是用一條軟的線把扁桃腺勒斷。整個手術可以花上十二個小時，過程中病人坐在那裡歷經痛苦且無法吞嚥。

名字取得很好的美國費城醫師菲利浦‧斐基克（Philip Physick）[1]，在一八三二年發明了扁桃腺切除器，使得這個手術的疼痛減少很多。

斐基克改造了懸雍垂切除器（uvulotome）；這是十七世紀在挪威發明的器械，用來切除懸雍垂（uvula）這個喉嚨後方懸掛的小塊組織。扁桃腺切除器主要是由一個環以及後面一塊上了蠟、用來撐住扁桃腺的紗布所組成，容易伸縮的刀片像斷頭台般乾淨俐落地把扁桃腺切斷。今天大多數的手術不是透過手術刀切除，就是使用各式各樣像斷頭台的扁桃腺切除器。

要到二十世紀初，隨著外科本身的成長，扁桃腺與腺樣增生體的切除才開始增多。扁桃腺切除很快就成為最常見的一種手術。醫學史學者研究過早期醫院所進行的各種手術。例如，美國創建於一七五一年的賓州醫院（Pennsylvania Hospital）是美國最古老的醫院之一，甚至可能就是該國最古老的醫院。

賓州醫院（Pennsylvania Hospital）(Source: wikipedia)

該院在一八九五年最常執行的手術是頸部淋巴腺炎切除（也就是把頸部發炎的淋巴腺拿掉），那年它總共執行了二十五次這種手術。三十年之後，該院在一九二五年最常進行的手術是扁桃腺切除以及（／或）腺樣增生體切除，總共執行了超過一千次這種手術。（排名第二多的手術則是盲腸切除，那年總共執行了兩百三十四次。）《軍醫署圖書總目》（Surgeon General’s Index Catalog）在一八九三年首次出版時，只以三頁的篇幅提到扁桃腺的手術。但是到了一九一三年出第二版時，光是扁桃腺的手術就占了十八頁。[2]

腺樣增生體切除術的歷史則較短。哥本哈根的威廉‧邁爾（Wilhelm Meyer）在十九世紀下半提出，腺樣體的增生會帶來鼻腔感染與聽覺損害。

究竟手術應該只切除扁桃腺或只切除腺樣增生體，或是兩者一起執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意見。一般認為切除扁桃腺對喉嚨的問題有效，切除腺樣增生體則對中耳的疾病有效。實際上，外科醫師通常偏好利用病人住院與麻醉的時間，同時進行兩種手術。

十九世紀後期之所以切除那麼多的扁桃腺與腺樣增生體，原因在於當時流行的「感染焦點理論」（focal theory of infection）。這種觀念是一八七○年代病菌學說（the germ theory of disease）帶來的微生物學革命的一部份，再加上X光（一八九五年發明）之類的新科技，使得醫師能夠觀察到體內原本觀察不到的部位。[3]

如果微生物會引起疾病的話，那麼任何滋生微生物的地點，都可能是從關節炎到腎臟炎在內各種疾病的來源。當時認為扁桃腺「構成了微生物發展的理想巢穴。那兒有著溫軟、潮濕、分解中的分泌物，而且擋住了可能將微生物沖刷掉的氣流或液體的磨擦」（Howell, 60）。

當然，扁桃腺切除的增加，是伴隨著越來越多建議切除扁桃腺的診斷。事實上，隨著扁桃腺切除越來越普遍，似乎扁桃腺這個器官的存在，就是扁桃腺切除的適應症（indication）。正如一位名醫在一九三○年代回憶：「幾乎所有的兒童都會有威脅生命與健康的罹病扁桃腺」。診斷是基於兩種適應症：生理學的適應症與病理學的適應症。

生理學的適應症是和扁桃腺有關的某些類型損傷，像是「小孩的聲音不好聽」或是耳朵痛與聽覺障礙，抑或是「身體機能的某些失常導致缺乏抵抗力，或是整體而不明確的表現不佳」。病理學的適應症包括其他部位出現了感染，或是把切除當成是預防措施：既然扁桃腺在那裡，就應該把它切除掉。換言之，醫學實證幾乎可以支持將任何小孩的扁桃腺切除掉。

扁桃腺切除的數量不斷增加，本身就是對醫院外科發展的一大助力。需要進行這種手術的小孩子數量，似乎總是超過醫院所能容納。根據一九二○年代對紐約市兒童的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兒童有扁桃腺肥大或是呼吸問題──這是他們的扁桃腺必須切除的確切症狀。當時有些醫界領導人考慮讓小兒科的實習醫師等比較沒有經驗的醫療人員，來切除扁桃腺，以便能夠執行更多的手術。

在二十世紀初期，扁桃腺切除最能令人信服地展示外科的威力與成功。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注意到，「沒有任何其他外科手術能達到更高比例的滿意成果」（Howell, 61）。值得指出的是，沒有任何其他手術能夠為外科醫師的銀行存款帳戶帶來更令人滿意的結果。扁桃腺手術能讓外科醫師致富。針對外科群醫醫療（group surgical practices）的現代研究指出，採用論人計酬而非論件計酬的保險制度時，扁桃腺切除的頻率就會降低。

流行病學的謎

但究竟是切掉誰的扁桃腺呢？

流行病學學者注意到令人困惑的趨勢：某些群體的兒童似乎要比其他群體更容易失去他們的扁桃腺。

Queensland State Archives 2870 Medical examination with the School Health Services October 1946(Source: wikipedia)

早期關於扁桃腺切除的研究之一，是一九三○年代由英國免費學校健康服務（Free School Health Service）贊助下進行的。研究者注意到，「比較一九三一年某些不同區域的切除率…揭露出在表面上看起來相似的地區，卻出現驚人的差異。那年馬蓋特（Margate）的手術率是蘭蓋特（Ramsgate）的八倍（這是兩個類似的海濱旅遊小鎮）；恩菲爾德（Enfield）的手術率是伍德葛林（Wood Green）的六倍以及芬區里（Finchley）的四倍（倫敦相似的地區）；巴斯（Bath）的手術率是鄰近的布里斯托（Bristol）的五倍；吉爾福德（Guildford）是附近的雷蓋特（Reigate）的四倍；索里斯伯里（Salisbury）是鄰近的溫徹斯特（Winchester）的三倍」（引自 Bloor, 44）。

對病人階級背景的研究，也揭露出令人困惑的發現；例如英國頂尖的付費學校英國伊頓公學校，一九三九年的新生當中有百分之八十三已經沒有扁桃腺了。和其他的手術做比較，也揭露出令人困惑的資料。一九五○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加拿大接受過盲腸切除手術的兒童，扁桃腺切除的機率是其他兒童的兩倍。或許米勒（Miller）和同僚在一九六○年代的發現是最奇怪的，他們對新堡（Newcastle）的兒童進行樣本龐大的研究，發現四歲以下的兒童如果已經割了包皮的話，那他們接受扁桃腺切除術的機率是一般兒童的四倍。

這些令人驚訝的差異該如何解釋呢？

研究者開始把焦點放在「如何決定此一手術真的是必要的」。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對一千名紐約學童所做的研究，是經典研究之一。

這些學童當中，百分之六十一的扁桃腺已經被切除了；其餘百分之三十九由一組校醫進行評估，校醫建議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應該接受手術。至於被「排除」在手術之外的學童，則送去給第二組醫師再評估，而這組醫師則又推薦其中百分之四十六要接受手術。兩度被排除在扁桃腺切除手術之外的學童，再送給第三組醫師評估，這組醫師又建議其中百分之四十四該接受手術。到了這個階段，一千名學童當中，只剩下六十五人不需要接受手術。

針對腺樣增生體切除術所做醫學判讀的不一致，不只出現在不同的醫師身上，甚至由同一位醫師重複進行檢查，也會出現不一致的狀況：有個英國的研究使用九張兒童的彩色幻燈片，由四十一位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小兒科醫師與一般科醫師檢視。但這些醫師不知道其中有兩張幻燈片是重複的；結果發現醫師對這兩張幻燈片做出同樣評估的機會，只比瞎猜的機率稍微好一點點而已。

放大檢視醫學檢查

由之前我們所討論的那些研究看來，很清楚地，不同的醫師對於扁桃腺切除的必要性，有著相當不同的評估。可能的解釋之一是，醫師使用的診斷判準差異很大。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雖然不同的權威所強調的指標有所不同，但醫師所參考的指標其實相當的標準。

為了要找出究竟為何導致這些不同的結論，我們參考了一項針對醫師實際上如何進行診斷的社會學詳細研究。

這是醫療社會學者麥可‧布洛爾（Michael Bloor）於一九七○年代在英國進行的研究。布洛爾在幾家醫院的耳鼻喉科門診觀察十一位專科醫師。在英國，這類專科醫師是在比一般家庭科醫師更高一個層級工作，一般科醫師通常會在診所看兒童病人，如果有必要的話，則會將小孩子轉診到（通常是地方醫院的）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尋求諮詢。耳鼻喉科醫師會做出最後的決定，如果有手術必要的話也會親自執行。專科醫師的工作是評估個別病人，並決定是否應該切除扁桃腺。

從專科醫師的觀點來看，這類評估是頗為常規的，這點非常重要。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檢查喉嚨痛的兒童。小孩總是會在一定的病理現象範圍內呈現出一些症狀。病人的主訴很熟悉，醫師依循著熟悉的診斷步驟做出常見的預後，並且指示尋常的治療介入方式。換句話說，這類診斷並不是在性命交關的情況與巨大的壓力下進行；而這類的手術本身也是常規的。正由於這個過程的常規性質，使我們能夠用它來闡明醫療決策。

布洛爾觀察到，所有的專家在開始檢查兒童時，都會注意三個扁桃腺切除的關鍵臨床適應症：1、頸部腺體的腫大（淋巴腺腫大到可以在耳朵下方的頸部摸到）2、扁桃腺凹凸不平3、咽部扁桃腺前方的肉柱出現鮮紅的顏色。

然而在這些症狀當中，到底何者對於最後評估結果最為重要，這些專家則看法不同。尤其是有些醫師看的是相當廣泛的癥候（signs），其他醫師看的則是範圍相當小的一些癥候。例如，其中一位醫師認為，只要上面三個主要癥候出現了其中一個，就是扁桃腺感染的證據，因此需要將之切除。另外一位醫師唯一的判準是：出現多個腫大的頸部腺體，或是有兩個大到可以在脖子表面上看到的頸部腺體腫。

相較於他們所重視的臨床癥候，更具有啟發性的差異，是這些癥候和特定病人病史的關係究竟有多重要。在此我們首度面對醫學檢查工作所遭遇的複雜性。

寫出病人的病史絕非小可之事，它是諸多醫學診斷與檢查的關鍵。正如我們在本書導論中所指出，做為一種專業，醫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現突破，透過驗屍和聽診器這類的新科技，診斷不再那麼依賴病人對其疾病的自我評估。然而，是否要進行扁桃腺切除，卻還是有賴於病人的自我報告（喉嚨痛、扁桃腺腫等等），以及醫師可以直接看到的臨床證據。此外，布洛爾注意到在這些案例中，醫學專業有兩個不同層級都對病人進行評估，分別是首先接觸病人的一般科醫師，以及接著必須執行手術的外科醫師。而我們將會看到，這點導致事情更加複雜。

布洛爾發現，不同的檢查者採用不同的策略來處理病人的病史。

在布洛爾的樣本當中有一位醫師認為，三種主要癥候當中出現了兩種，是診斷的關鍵；這些癥候成為診斷為必須進行扁桃腺切除術的唯一基礎。換句話說，病人的病史不重要。這位醫師發現他大多數的病人都有兩種以上的臨床癥候：「我認為我的病人當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要進行扁桃腺切除，大概五個病人中有四個屬於這個範疇」（Bloor, 48）。就這位醫師的觀點看來，如果沒有扁桃腺感染的直接臨床癥候，那就沒有必要馬上進行手術。

但另一位醫師採取了幾乎是完全相反的策略。這位醫師毫不重視扁桃腺或頸部腺體檢查的發現。有些時候（例如診所中的小孩子鬧脾氣或是害怕），他甚至會放棄檢查小孩，而完全根據病史來做出決定，這些病史大多是由家長提供的。另一位醫師同樣強調喉嚨痛的重要性：「我認為幾乎每個個案都是由病史來決定的，而非檢查。有人曾經說過，檢查小孩喉嚨的唯一目的，是確定扁桃腺還在那裡，搞清楚有沒有人已經搶先一步把它切掉了！我肯定這是誇張的說法，但它說出了重點。」（Bloor, 49）

當然，病史很少是中性的。即便講一段關於喉嚨痛的簡單歷史，都可能涉及許多不同的預設。例如，醫師應該搜尋多少細節來重建病人的病史呢？布洛爾發現，其中一位醫師只需父母確認小孩是否常有喉嚨痛的困擾：

醫師：他的扁桃腺是不是帶給他很多困擾呢？

母親：是的。

另一方面，有些醫師詳細詢問父母症狀歷時多久，以及出現症狀的頻率。例如：

醫師：她的喉嚨痛？

母親：是的。

醫師：多久了？

母親：這兩年的冬天都會這樣。

醫師：妳一年得去看幾次醫師？

母親：三到四次。

而有些醫師認為，範圍廣泛的症狀都和病史有關，而會加以查問。在下面這個例子，病情的嚴重程度，以及是否有任何耳朵的症狀，都被提及。

〔一個十歲的女孩被一般科醫師轉診進來，在病史上註明「復發的」喉嚨痛和耳朵痛，還提到腫大而「不健康的」扁桃腺，並且詢問是否需要進行扁桃腺切除術。〕

醫師：妳多常出現喉嚨痛？

母親：最近常常這樣。

醫師：它們持續多久？

母親：一次一個禮拜。

醫師：這種情形有多久了？過去的兩三年嗎？

母親：是的。

醫師：一年發病幾次？

母親：三到四次。

醫師：她因此需要服用盤尼西林嗎？

母親：是的。

醫師：常常得向學校請病假？

母親：請了不少。

醫師：耳朵有任何問題嗎？

母親：是的，她上次耳朵痛。

醫師：她是否通常在冬天出現這種病？

母親：是的。

醫師（檢查小孩）：耳朵看起來還好。她多大了？差不多九歲嗎？

母親：十歲。

〔醫師發現扁桃腺感染，腫大的腺樣增生體，但鼻子和耳朵沒有看到什麼問題。他把小孩列入T’s 跟A’s (扁桃腺切除與腺樣增生體切除)。〕

透過索取更多特定的資訊，某些醫師對症狀的評估，就能夠獨立於父母與一般科醫師的評估。透過詢問發病的頻率，醫師雖然仍舊依賴父母的說法，但其所達成的評估，實質上可以和父母的評估相當不同。

此外，藉由過去是否曾經使用抗生素這類的指標，專科醫師能夠找到獨立於父母評估之外的判準；雖然就這個例子而言，這使得專科醫師更加依賴一般科醫師稍早對於情況嚴重程度的評估。在某個個案接受專科醫師診視之後，布洛爾詢問這個小孩是否罹患扁桃腺炎。專科醫師答覆：「是的，我認為如此。如果他只是感冒的話，一般科醫師不會開抗生素給他」。

這些小孩子是轉診來的，這就導致了病人病史的不同部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對其中一位醫師而言，轉診本身就意味著反覆感染的病史，而他精簡的病史詢問及檢查，只不過要用來肯定這一點。另一方面，有些醫師則尋求更為精密的證據，而絕不認為轉診這件事本身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出，為什麼不同的醫師會達成不同的結論。

這不是因為某些醫師的診斷能力比其他醫師差（雖然實際上可能如此），也不是因為醫師依據的是不同的指標和症狀。在抽象的層次上，醫師似乎對症狀種類以及適應症有大致上的同意，但是醫師對這些一般狀況的常規運用方式，卻可能有著戲劇性的差異。大家都同意，一些特定的症狀是切除扁桃腺的適應症；但在專科醫師日常醫療當中，它們卻得到不同的詮釋。

最後還有一個因素，讓一些醫學檢查狀況變得更複雜。他們處理的是小孩。

(Source:Aegean NG@Flickr)

關於出現了什麼症狀、在什麼時候出現、它們的進程以及之前接受過什麼樣的治療等等，醫師似乎樂於依賴父母的說法。這使得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因為這樣做的前提是，父母必須是小孩症狀可靠的見證人和詮釋者。

當然，即便在處理成人時，醫師也沒辦法直接探測到病人主觀的心理狀態；他們必須依賴直接的觀察和病人的自白。例如，一個病人可能會說「我痛死了」，醫師看到病人進到診間坐下時皺起眉頭，而能夠肯定這一點。

當處理的是小孩子時，要由這兩種不同的資訊來源來做出推論，變得更像門藝術了，因為小孩子可能只有有限的語彙，也搞不太清楚什麼是忠實的描述。例如，本書作者之一的四歲女兒曾經抱怨她的腿痛，但拒絕說出腿的什麼地方在痛。小兒科專科醫師在檢查她時，叫她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在他的診間走動。這門藝術是要讓腿「自己說出」哪裡在痛。

布洛爾發現小孩子的年紀，是醫師採取何種常規檢查之關鍵因素。有位專科醫師通常會依賴父母對於發病的嚴重性與時間長短的評估，但如果碰到非常小的小孩時，他會問更多特定的問題。其他的醫師在處理非常小的小孩時，會由小孩子一般的健康狀況來評估感染的影響。換句話說，當同樣的症狀與癥候出現在不同年齡小孩身上時，可以預期這對每位專科醫師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

至於什麼樣的年紀可以稱得上是「幼兒」，不同的醫師也有不同的判斷。有兩位專科醫師針對兩歲或三歲的小孩，會使用特別的常規檢查。另外一位專科醫師在診斷七歲以下的小孩時，會使用另一套決策規則。有一位專科醫師使用一套最精密的年齡標準，他把小孩子分成三個年齡組：針對三歲或三歲以下的小孩，手術的判準是最為嚴格的；四歲到六歲的小孩，手術的判準則沒有那麼嚴格；七歲和七歲以上的小孩，手術的判準則是最寬鬆的。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這篇論文所研究的專科醫師都是能力很強，經驗豐富的醫學檢查者，他們之所以會有不同的判斷，似乎不是來自於訓練上的差異。其實對於相關的判準為何，他們的意見一致。毋寧，不確定性似乎是內在於醫學的診斷過程本身。

[1] 譯者按：Physick有醫學的意思。

[2] 資訊來自於 Joel D. Howell, Technology in the Hospital。

[3] 導論中討論到這些新科技的重要性之一，在於提高醫師凌駕於病人之上的權力。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之《科倫醫生吐真言：醫學爭議教我們的二三事》

Golem（科倫）出自猶太神話
用泥巴和水做成
施加咒語之後變成人形怪物，可以為人類做任何事
但因為笨手笨腳，很可能回過頭來撞毀自己的主人
如同醫學力大無窮，卻也製造許多難題。

本書從「安慰劑效應」到「接種疫苗的決定」
共舉出八個案例，說明醫學複雜的面向，
特別是「醫學既是個人救助，又是人類集體科學」的拉扯。
作者希望我們用審慎的態度面對醫學裡的不確定性，並改善與醫療專業的互動，學習做合理的醫療決定。

瑪麗亞．特蕾莎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就算要我脫掉裙子，我也不願失去西里西亞（Schlesien）。」

這是奧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和波希米亞女王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ia）於1756年決定對北方普魯士王國（Königreich Preußen）宣戰時的豪情壯語。這時的奧地利，已經與她初即位時迥然不同。如果要概括地描述這位傳奇女王的一生，恐怕這句說話是最能反映她的剛毅，又能表現她一生對改革奧地利的那份執著。

1717年，沒有一個奧地利的人民意識到一位新時代的女政治家誕生了。瑪麗亞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Wien），身上流著的是尊貴的哈布斯堡家族王室的血統。她的父親是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爾六世（Karl VI），這時的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早已壟斷了神聖羅馬帝國皇位。這位年輕漂亮的公主在童年時已與青梅竹馬的洛林（Lothringen）公爵弗朗茨．斯蒂芬（Franz Stefan）雙雙墜入愛河。

在現今維也納霍夫堡宮（Hofburg）旁的約瑟夫廣場（Josefsplatz），有一間始建於14世紀的古老天主教教堂，名叫聖奧古斯丁教堂（Augustinerkirche）。哈布斯堡家族代代成員都曾在這裡受洗和舉行婚禮。瑪麗亞也不例外，1736年，18歲的她在這裡舉行了婚禮，與弗朗茨共偕連理，結成一對至死不渝的夫妻，而她的傳奇就在這刻開始。

年輕時的瑪麗亞．特蕾莎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從天真瀾漫的小公主，變成君臨天下的女王

當時的瑪麗亞，只是一個王室小公主，她也許沒想到，家族的重擔將於不久的將來會扛在她細小的肩膀上。卡爾六世到了晚年仍沒有子嗣，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冠，從來只傳男不傳女。為了解決王位的繼承問題，卡爾六世頒布了《國事遺詔（Pragmatic Sanction）》，明言如果在他臨終前還沒有誕下男子嗣，那麼瑪麗亞將成為整個哈布斯堡王朝的繼承人。

1740年，也就是瑪麗亞大婚後的四年，卡爾六世因食物中毒突然離世。只有23歲的瑪麗亞，在命運巨輪的轉動下，登上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最高權位，同時繼承了奧地利王位、匈牙利王位和波希米亞王位，成為了哈布斯堡家族歷史上首位也是唯一的女王。

然而，她的女性身份，隨即使她陷入了統治危機。

卡爾六世駕崩後，歐洲列強早已對奧地利的領土虎視眈眈，其中普魯士王國的國王—瑪麗亞一生的宿敵—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der Große）對富庶的西里西亞覬覦已久。

卡爾六世在《國事遺詔》明言，他的長女瑪麗亞．特蕾莎將繼承奧地利大公爵位、匈牙利王位和波希米亞王位。而由於女性不能繼承神聖羅馬帝國皇位，因此卡爾六世則意將皇位傳給瑪麗亞的丈夫弗朗茨。不過，包括歐洲強國法、普在內的反哈布斯堡家族陣營，連同神聖羅馬帝國具選王侯資格的巴伐利亞（Bavaria）、薩克森（Sachsen）等國，宣佈不承認《國事遺詔》，擁立了巴伐利亞維斯爾斯巴赫家族（House of Wittelsbacher）的卡爾七世（Karl VII）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戰爭的硝煙徐徐燃起，為時8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終於爆發。

普魯士王國的腓特烈大帝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馬背上的女王，我將誓死保護國家的子民

在維也納，有一所學習西班牙騎術的學校，歷代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員都會在這裡練習騎術，瑪麗亞也不例外。只是她沒有想到，她在這裡學到的騎術，將是她面對逆境時的一大奇蹟。

年輕的瑪麗亞還沒有學習到統治廣大帝國的熟練手腕，在面對強敵的侵襲，她只好放手一搏。她沿著多瑙河乘船到訪匈牙利的首都—布拉奇斯拉瓦（Pressburg，今斯洛伐克Slovakia首都）。匈牙利雖然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但他們卻是一個獨立王國，有自己的國會和政府機構。如果沒有國會的許可，哈布斯堡家族根本無法動用匈牙利的軍隊。

匈牙利自古已是馬背上的民族。為了取得匈牙利人民的支持，瑪麗亞加冕為匈牙利國王後，在隨後的慶祝表演裡做出了驚人的舉動。她在中心廣場上騎著馬，人馬並立揮著利劍。眾人的目光都突然被這位女王愕住了。瑪麗亞在西班牙騎術學校苦練的騎術大派用場，向匈牙利人民展現了精湛的騎術，拿著手中劍，向天立誓：「我將拼死保衛國家所有子民。」匈牙利人民看到此情此景，瞬間被女王的英姿迷住了。

瑪麗亞嬴得了匈牙利人的愛戴和支持，在隨後的國會演講，瑪麗亞再一次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最後，匈牙利國會決定參加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失去西里西亞，讓我使國家富強起來

儘管富庶的西里西亞最後落入普魯士王國手中，瑪麗亞的奮戰，最終贏得了各國對其王位的承認，以及成功把丈夫推上了神聖羅馬帝國皇位，是為弗朗茨一世。瑪麗亞在戰爭結束後，著手改革奧地利，並暗自許下諾言，她要在不久的將來重奪失去的西里西亞。

哈布斯堡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帝國內的軍隊士兵擁有不同的服裝、武器和作戰風格。瑪麗亞認識到要使軍隊戰鬥力增強，必須消弭不同民族在軍隊的差異，建立統一的編制，這樣的軍隊才會軍紀嚴明，作戰力強。她建立了奧地利第一支統一編制的常備軍，透過設立「軍稅」支撐所需軍費。這麼一來軍隊不再是各有特色的雜牌軍或是從各地徵召而來的僱傭兵，從此奧地利有了第一支現代化的軍隊。

軍隊之後，瑪麗亞還要面對兩個大的統治難題，但卻處理得游刃有餘。

第一個難題是貴族。奧地利是個多民族國家，沿用的是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國家內由很多小國組成，這些小國互不統屬。哈布斯堡家族為了統治平穩，給予這些貴族很多特權。然而，貴族們只服從當地的統治者，瑪麗亞的政令，往往無法在地方上實行，稅收也因此不穩定。大量財富集中在地方貴族手中，平民被嚴重壓榨。說白一點，這些地方貴族和統治者，是「土皇帝」。

要確保稅收穩定、並有效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是奧地利變得富強的前題。瑪麗亞決定在中央政府之下，設立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之下，又設立了很多市政府。政府官員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到地方貴族的領地並參與行政，這種直接向政府架構負責的行政模式，目的就是要從貴族手中奪回權力，這麼一來，國家的稅收就變得穩定，國家政令也能迅速有效地傳遞和實行。

另外一個難題，是教會在帝國的影響力。奧地利的教會，成立於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與哈布斯堡家族關係密切。教會把持了國家整個教育系統，其中包括審核書刊書籍的權力。這限制很多理性和科學知識書籍的出版，無疑是窒礙了現代教育的發展。瑪麗亞設立了政府審核機構，把教會的審核書籍權收回。從此，大量理性和科學知識的書籍在帝國內不斷出版，並翻譯成多種語言。

瑪麗亞利用中央集權，將自由知識在國家裡解放了出來。下一步，就是要提高國民普遍的教育水平。她下了一道對於奧地利來說是劃時代的政策：強行實行義務教育。雖然義務教育制度是強制性的，但奧地利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瑪麗亞不強迫國民使用官方語言德語學習，允許國民以自己的母語學習知識。這麼一來，語言就不再是奧地利人民學習新知識的障礙。維也納因此漸漸成為了歐洲知識交流頻繁的一流城市。

莫扎特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維也納成為了文化知識之都後，吸引了歐洲不少人慕名前來。其中交響樂之父弗朗茨．約瑟夫．海頓（Franz Joseph Haydn）也是其中之一。海頓經常與匈牙利貴族共事，有一次瑪麗亞聽過他的表演後，非常欣賞他的才華，於是在維也納大力鼓勵音樂發展。而我們熟悉的音樂神童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正是瑪麗亞親自發掘出來的。漸漸地，維也納得到了世界音樂之都的美譽。

經過一連串的軍事、政制和教育的改革，奧地利漸漸變得愈來愈富強，最後擠身於歐洲一流國家之列中，與英、法、普等國並駕齊驅。

女王也愛美

位於奧地利維也納的美泉宮（Schloss Schönbrunn），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行宮。在瑪麗亞大婚時，她的父親把這座行宮送了給她作為嫁妝。瑪麗亞是個愛美的人，她接掌了美泉宮後，便進行大規模的翻修。她把美泉宮向橫擴建，使宮殿寬了很多，竣工時共有1771間房間。花園呈現了英式和法式的鋪排，裡面種了各式各樣的花朵，仿似一片七彩的地毯。

在美泉宮內，是瑪麗亞最喜愛的洛可可風格，而每一個房間也有著不同的特色，有波希米亞（Bohemia）風格的，也有有中國風格的，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瑪麗亞的品味。瑪麗亞花了17年時間，把美泉宮修建成歐洲最宏偉的宮殿之一。瑪麗亞臨終前，叮囑子女不要改動美泉宮，可見她對美泉宮的喜愛。

美泉宮 By Bernardo Bellotto –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Wien,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37573

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的宮殿，是過往哈布斯堡家族奠基人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統治的核心。瑪麗亞在此也引入了自己喜愛的洛可可（Rococo）風格和波希米亞風格。我們如果到奧地利旅遊參觀當地的宮殿，都可以目睹瑪麗亞時代的建築風格，到處也是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風格的建築物。

我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

瑪麗亞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是她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他原是洛林公爵，從小便與瑪麗亞相戀。弗朗茨無論事無大小，都尊重妻子的意願，在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後也沒有改變，全心全意支持妻子。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結束後，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不僅使瑪麗亞得到了王位合法性，也讓瑪麗亞得到統治整個哈布斯堡帝國的權威。可以說，當時奧地利得以成為歐洲強國的基礎，就是他們夫妻二人相輔相成才得以達成。

為表達對妻子的愛慕，他決定在自己的姓前加上妻子的姓，從此家族的姓變成了「哈布斯堡—洛林（Habsburg-Lorraine）」，他們的後代也以此為姓。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從此成了哈布斯堡—洛林王朝。

瑪麗亞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美泉宮內有一所建於1754年的動物園，是現今最古老的動物園。這所動物園，是由弗朗茨一手建立。弗朗茨對自然科學很感興趣，他在世界各地搜羅了各種動物放置在動物園裡，讓人們觀賞。而在動物園有一座小亭閣，也是弗朗茨所建，裡面掛著各式各樣動物的繪畫。他在學術研究的範圍很廣，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研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資金來源的重要部份。弗朗茨如其說是一位統治者，不如說他是位學者還比較貼切。

弗朗茨在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結束後因心臟病發逝世。瑪麗亞為他在美泉宮的一間房間內，以中國黑漆牆板作為裝潢，房間內掛著弗朗茨的肖像畫，以紀念她最愛的丈夫。1780年，瑪麗亞逝世，她的遺體與丈夫合葬在皇宮附近的一所教堂內，這所教堂雖然並不宏偉，但卻是17世紀起哈布斯堡家族成員的墓室。瑪麗亞的墓棺之上，放置著與丈夫對望的雕像。如果我們細心欣賞這座雕像，就能夠體會到瑪麗亞與弗朗茨29年的那份夫妻緣份，那份至死不渝。

瑪麗亞與弗朗茨對望的雕像
圖片來源：Neverlanding

我為奧地利留下了一個現代化基石

奧地利改革後變得愈來愈富強，剩下的就是選任賢能。瑪麗亞不論出身，不論老幼，凡有才能的人都加以提拔重用。當一切都準備好時，奧地利從普魯士手中奪回西里西亞再也不是空想。

瑪麗亞接納了由弗朗茨提拔的大臣馮．考尼茨（Von Kaunitz）的建議，聯合東方的俄國和西方的老對手法國，成立三方聯盟共同壓制日益強大的普魯士王國。1756年，戰爭爆發，一打就打了七年，非常慘烈，各國都變得滿目瘡痍。然而，瑪麗亞付出了極大代價，還是無法奪回西里西亞，也許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瑪麗亞登基後的一連串改革，使奧地利正式摒棄中世紀遺留下來的落後制度，發展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為奧地利日後成為歐洲列強之一奠下了牢固的基礎。她的兒子約瑟夫二世（Josef II）繼承王位後，實行「開明專制（Enlightened Despotism）」，繼續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亦因此能夠順利進行並成功。哈布斯堡家族自失去西班牙和廣大殖民地後，在歐洲的統治日漸衰落時，是瑪麗亞又再一次讓哈布斯堡家族重新振作起來。

作者： 史岱凡．奧德紀（Stéphane Audeguy）

編按：此篇台灣版作者序中，奧德紀先生為台灣讀者解釋了原書名 Nous Autres 的命名用意，Nous 指的是我們或者是同類（歐洲人），其他人則指涉他者（被剝削、被統治者）。但因為在中文裡「我們其他人」看起來會是連在一起的集合名詞，不是我們＋其他人，而是我們都是其他人。因此改以《我，們》命名，既指涉「我」、「我們」，也突顯代表多數被無視的他者。

NOUS 我們

對我來說，一本書的書名就是詩意地概括這本書的內容。我選擇的這個書名在法文裡一點都不通俗；在法國，幾乎所有人都簡單使用「我們」這兩個字，至於「我們其他人」則比較通用於其他法語系國家，例如在比利時或加拿大魁北克；在相近於法文的西班牙文裡，也有「nosotros」這個字，但它表示的意思也只是單純的「我們」。

那麼，為什麼選擇這個特殊的語詞用法，何以要如此強調呢？

首先，我喜歡這個特異的用法，這樣使這本小說不僅在原生法文中立足，也將之開拓在廣義法文領域裡。

我們都是偶然藉由我們的父母親和出生的地點，成為這個國家的人民；然而，藉由種種其他事物，我們也被整個世界穿越和影響。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猶如這個世界憑依我們而活著。某種程度上說來，一本小說存在的意義，在於它掌握一個和諧的調子，一個引領敘述情節和人物行動的調子，猶如古希臘悲劇中的和聲。在我們這個眾聲齊揚的時代，這個調子應該擁有一個既特異又通泛的名字：我們其他人。

本書的主角是肯亞，回溯它幾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也因為它是目前所知出現人類最遠古祖先的一塊土地。肯亞橫亙著一條大裂谷，形成巨大的谷地，大地張開裂口，對著耐心且靈巧的人類學家們吐露動人的遺跡和渺小的人類歷史片段（像是著名的人類遠祖露西 Lucy，發現的地點就是在本書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圖爾卡納湖畔）。

圖爾卡納湖 (Source: wfeiden @Flickr)

AUTRES 其他人

許多法文小說都專注於「我」或是「同類」，而本書奇特的書名卻反之將「他者」的概念置於中心。

這當然不是無心之舉，「他者」在本書裡處處啟動引領情節的作用：皮耶―本書的主人翁―來到肯亞領取父親屍體，漸漸發覺父親並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個人；當然也同時發現一個不是他自己國家的國度，然而這個遙遠的國度卻又並非如所想像的那般陌生。

「他者」這個概念也引起另一個層次的思考：在我所隸屬的西方文明中，一個最奇怪且最通泛的行為，就是將大自然與人類文明分隔開來，個人的肉體與精神也被視為相對的兩方，總體而言，西方文化似乎與大自然壁壘分明，互相對峙。世界上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獨裁壟斷，其實就是這種奇怪的對立思想導致的結果。

今日我們已知道因這種思想造成的問題，如何揚棄大自然與文明對立的態度，以另一種方式活著：這本小說以微薄之力，多多少少將這個問題暴露於陽光之下。

「全球化」是什麼呢？

是「我們」緩緩的崛起―因我們在種種情況下共同接受的秩序和持續不斷的互動。

在歐洲，從文藝復興直到去殖民時代，從十五六世紀地理上的大發現直到非洲各國家獨立，這一整段歷史可被界定為一邊是我們（歐洲人、白人、基督徒之類的），另一邊是……所有其他人（以帶給他們文明―意即將我們的文明強加於他們身上―為藉口，被剝削、統治的那些人）。之後，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進程，很顯然無法逆轉的一個進程：一個全球化的未來。我們因此活在一個「我們其他人」的時代。

然而，在我眼裡，全球化與人類演進的過程是不可分的；猿猴演進到人是以站立姿勢為界線，是人類遊牧生活的開始；人類文化的特點之一，是他會創造所生存的周遭空間，因而相異於動物，他並不會特別依戀或依賴某個地域；今日稍有自覺的公民都知道，他先是世界公民，然後才是法國人、智利人、烏茲別克人、印尼人。

何以選擇肯亞呢？

我希望做到的不是描寫這個國家，而是與之共活。

首先是因為肯亞聚集了驚人的全球化特質，在歐洲列強（德國、英國、法國、比利時）瓜分非洲大陸時期，肯亞是西方人一手締造出來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創立是技術強權的結果（確切地說是大英帝國的工業技術），而這本書敘述的，正是英國建造從蒙巴薩（位於肯亞南部海岸）到維多利亞湖（位於肯亞北部，非洲大陸中央）這條鐵路的血汗歷史。

英國的鐵道技術撕裂非洲大陸的版圖，卻也恰恰是肯亞今日存在的原因，當初，肯亞首都奈若比僅僅只是大裂谷下的一個鐵我道工程地。

今日的肯亞，猶如當今的世界，是個各種國籍、少數民族繽紛相容的國度：三十多個少數民族、印地安人（大英帝國時期修建鐵路的工人以及商人），當然還有英國人（現今肯亞白人的祖先），甚至還有猶太人。

1885的瘋狂特快車（Lunatic Express）
(Sou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and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Library )

我說「甚至」，是因為在我看來，猶太人這個族群的出現，不論是在紐約或是在奈若比，都代表世界性人類遷徙的未來（因此猶太人和我們所有人都息息相關）。這條鐵路在修建的時候，被戲稱為 Lunatic Express，「瘋狂快車」；儘管日換星移，時移事往，我們今日或許還留在像這樣的一列瘋狂快車之上。

台灣

本書提及在我們之外、同時在我們內心那個龐然的大自然；歷史像一條玩保齡球的狗，一路走過，翻倒一切；全球化是一個具有威脅性的真實，同時也是一個必須共同建構的和諧世界；個體的特質身分不可避免地被壓在多數、混合、融合之下。

如此說來，我想本書的中文亞洲讀者應該不會有太大困難明瞭本書的基調、領受這個「他者」的概念，並從中發現熟悉的語言―尤其是自由開放的台灣島，我懷抱著友誼和濡沫之情，向如此遙遠卻又感覺如此親近的台灣讀者問好，希望你們閱讀愉快。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之《我，們》

帶著屍體一路向北
我和爸爸不熟
但還是得替他找個像樣的安葬地點

網路試讀好評不斷！
一個家庭的旅程，
如何帶出整個肯亞的傷口，
乃至於屬於全體人類的史詩。

作者：艾莉絲．霍夫曼（Alice Hoffman）

好多地方都有這麼一座繁華明亮的大城市。別處見不到的這裡都有，家鄉不能實現的夢想，這裡都能實現；一切皆有可能，什麼都不誇張。然而，儘管你見它如此耀眼，你不知道的是光芒其實只照在一部分人身上，還有另外一小群人縮在光照不到的地方。

他們是所謂「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可能是宗教信仰，社會階級；可能是來自國外的異鄉人；有窮人，女人，小孩。然而與其說他們遭到歧視，其實更像被漠視。邊緣人彷彿隱形了，無人看見無人聽見。但也許隱形更好，因為一般人注視著他們的眼神並不友善。

人們最常用的辯解就是：有那麼嚴重嗎？未免太敏感了。但你代表的是一般大眾，是「多數」的那一方，並沒有被推到邊緣，不曾感受到那麼深的絕望。也許你不知道，有些人跟你一樣是向光動物，卻只能在黑暗中渴望著光。他們時而在黑暗中發出求救的呼喊，時而試圖擠到光底下，但能成功的人很少。

《奇蹟博物館》說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時值一九一一，來自烏克蘭的難民艾迪，以及在怪胎秀中表演的柯萊莉，兩人捲入當時震驚美國的嚴重事件――三角成衣工廠火災。小說創作的起因是作者艾莉絲•霍夫曼受報紙邀約，為火災的百年紀念撰寫文章。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紐約發生過最嚴重的意外就是這場大火，共一百四十六人死亡。

死傷會如此嚴重的主因是逃生路線遭到阻絕，工廠老闆認為員工總是偷懶，索性鎖上工廠門，使得起火時工人困在裡面、無處逃生。又因雲梯車無法伸到高樓，才釀成這起可怕的悲劇。不堪火燒煙嗆的女工紛紛跳樓，希望求得解脫。

當時的慘況皆被相機記錄下來――許多束手無策的警員、消防員和路人抬頭仰望上方，而堆積在他們腳下的便是一具具再無動靜的屍體，鮮血染紅了腳下的路面。

一開始，墜落的女孩像鳥──耀眼的金絲雀、雪白的鴿子、身穿絨領大衣、俯衝而下的烏鶇。但當她們撞上混凝土，可怕的現實終於揭露──她們的肢體斷裂，在無助佇立的人群面前衝向死亡。艾迪身旁的一名警員發出呻吟，離開現場，雙手緊緊摀住臉。

他們沒有任何方法能救那些已經跳下來的人，也沒有技巧能習慣眼前發生的現實。攤開的救生網一點用處都沒有，軀體直接落穿網子，許多絕望的跳樓者一路翻滾，翻過裝在人行道旁的玻璃地窖燈，落進下方的地下室。

來自二十連軍旅的消防員盡力把大樓浸溼，使得街旁的排水溝變成河流。燒焦的個人物品四處散落，火燄像刺人的蜜蜂般繼續在空中迸燃。八樓和十樓的倖存者呆愣無神地擁在一起。

艾迪一手遮眼，好讓視線不被熱浪模糊。

他就連那個毀滅現場的一小部分都看不清楚，於是回去看相機，去注視那個更為真實的視野，不致沾染上人流露出的恐懼與懊悔。但他眼前看到的只有災難的慘狀，鏡片下所見也與艾迪用肉眼看的一樣模糊。透過相機更難抓到好的視野，因為對焦更加銳利，而且相當受限。

女孩和一些年輕人繼續聚在窗邊，他們先往外看，然後才閉上雙眼、縱身一躍。人群的上空不斷有漂亮的年輕女孩接連飛落；扭曲的逃生門仍立在旁邊，對著天空射出帶有硫磺的金屬碎屑，回聲恍若砲火。

除此之外，只剩打在大樓上的水柱流到街上的悲慘瀑布聲。不要多久，艾迪已經站在一窪不知何時淹上腳踝的黑水。就在那時，他看見一輛有司機駕駛的汽車將那些工廠主人帶走，後方還跟了一輛由兩匹黑色駿馬拉的馬車。

老闆和合夥人全都攀上屋頂逃生，然後設法逃到隔壁工廠的屋頂。艾迪移動相機，捕捉到一名老闆正注視著燃燒工廠的畫面，但下一刻，那人就被一位年輕的黑髮男子拽進拉上窗簾的馬車。艾迪在瞬間以為自己認識那名年輕人—僅管這不太可能。

他不認識那個家族裡的任何一個人。

他打過交道的人之中沒有一個會穿著海狸大衣、坐在有天鵝絨窗廉的馬車裡，冷眼旁觀外面的女孩躍向空中；沒有網子接住她們，沒有任何救贖，沒有馬車來帶她們離開。

那時路旁已有許多遺體，就連那些每天面對死亡的強者—譬如消防員和警員—也一邊工作一邊哭泣。艾迪做著自己的工作，但在拍攝墜落的畫面時，卻有一種處在世界末日的感覺。就算艾許大樓下方的地面裂開，將他們全都帶入烈燄地獄，也不會讓這一天相對稀鬆平常。

雖然現在只剩烈燄在悶燒，艾許大樓的高熱從兩個街區外還是能感覺到。

即使有越來越多人被吸引而來，目睹這座城市史上最慘烈的工難，群眾仍靜默無語。艾迪拍了一張又一張，停不下來。他滿腔的憤怒堅持要他記下這場災難的一點一滴。他待在華盛頓廣場街的那幾個小時中持續站在燃灰和水裡，失去了疏離的能力。所有在過去不曾感受到他人失落的時刻，現在全都回過頭來糾纏他。

艾迪看見的不僅是黑與白，還有黑白之間的所有陰暗。

隨之而來的一切令人十分煎熬。在混凝土上流淌的紅水確實是血，散落在石板路上的白色碎屑確實是人骨；女孩和幾名年輕壯漢的屍體好像會發光，每具屍體上都閃著光芒。新失去生命的悲痛彷彿鑲上了銀邊。因為由高處墜落，多具屍體的情況不忍卒睹，被派去搬運屍體、綁上標記讓人指認的警員都嚇壞了。

就連警力中最堅強的人都拚命吸著氣，免得脫力又無法呼吸。

(Source:wikipedia)

那年的紐約並不安穩。成衣工廠大火後數月，林立許多知名遊樂園的柯尼島也發生火災。這兩場火彷彿一首曲子的開頭與結尾，譜出一段有些幽暗又溫暖動人的故事。書中的主要角色都不是「一般人」。

人魚女孩柯洛莉從小住在怪胎秀的表演場所「奇蹟博物館」，每日穿上假魚尾在大水缸中游泳，對著付錢來觀賞的人張牙舞爪。人魚女孩不上學，不能單獨出門，除了和她一樣「奇怪」的人外，沒有別的朋友。她很寂寞，也想自由地探索世界，卻只能在父親不在的時候偷偷溜到其他遊樂園玩，或是趁夜去哈德遜河游泳。

一開始博物館帶來新奇的感官刺激，他們收入優渥。然而人類是容易厭倦的動物，當博物館的財務出現危機，父親便在夜晚讓她私下為有錢人表演。腦滿腸肥的富商登堂入室，斜靠著軟軟的沙發、手端紅酒觀賞她在魚缸裡憤怒又羞愧地游動。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候，柯萊莉下定決心要離開，她要逃離父親、逃離這座水做的牢籠。

在城市的另一個角落，來自烏克蘭的艾迪偶爾也會在哈德遜河岸邊逗留。他是個外來移民，從未融入這塊島嶼。他把自己的本名「以西結」改成「艾迪」，期望能就此丟棄不想要的過去。就他而言，換名像一種儀式，甚至能因此牽動命運。改換名字的瞬間，就像將自己獻給了紐約，用一種虔誠的心希望能獲得成為曼哈頓島民的身分。

艾迪是的工作是攝影記者，但拍攝的卻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事物――殘酷的凶案現場，冷血殺人魔遭逮捕時的冷笑，瘋狂否認罪行的嫌犯。這些可怕的畫面在艾迪眼中只是顯影後的色塊影像，他不像其他人一樣會被影響。至於原因……也許是在烏克蘭逃難時，他跟著父親一起穿越迷宮般的森林，出來時卻把情感給忘在裡頭了。

除了兩個主角外，最諷刺的角色便是狼男莫里斯。莫里斯先生出生就全身長毛，所幸家境優渥，他除了被關起來不能見人外，其餘一概不缺。他是個有教養的紳士，飽讀詩書，彬彬有禮。然而儘管不愁吃穿，他還是渴望自由。在所有城市中他最想去紐約，希望能自在地走在曼哈頓的陽光之中，或盡情地在布魯克林淋一場雨。

至於為何是那裡？因為那是惠特曼深愛的城市，因為紐約是如此多元。他想，如果是那個地方，像他這樣的人必定能獲得接納。但這是一廂情願的樂觀想法，是未經檢驗的魔術幻象。

在他抵達之後，驗證真假的時刻就來臨――他在紐約的第二天就在街頭被當成怪物，狠狠毆打，聞聲而來的警察也不勸阻，反而在他被打到失去意識後給他上了手銬，關入牢中。

他遇到前來尋找「奇珍異獸」奇蹟博物館館長，並接受他的援助――只是，所謂援助卻是被在關在鐵籠裡，像野獸一樣對著來觀賞的人亂吼亂叫、搖動柵欄。這個本以為能張開雙臂迎接他的城市狠狠打了他一巴掌，終歸還是要他按照外在形象，上演一場野蠻怪獸的劇碼。這城市中沒有人想知道他讀了多少書，是如何溫文儒雅，還能隨口吟出惠特曼的詩句。他們只看見一頭高大的狼人，並因此恐懼尖叫。

艾莉絲•霍夫曼的筆法特出。她寫現實世界，卻處處充滿不可思議的魔幻色彩；她描寫戲法與魔術，卻沒有煽情與驚嘆，不多加渲染，像是述說一起平凡無奇的日常事件。

不知不覺，虛構故事好像不再是虛構，人魚女孩和攝影記者好像真的存在，他們的身影穿插在維基百科對這兩起火災無情緒起伏的描述文字中。艾莉絲•霍夫曼深刻描寫城市與人的黑暗面，寫得讓人覺得失去一切希望；但她又筆鋒一轉，提點出黑暗中依然有微弱光芒，讓人不致放棄信仰。

大城市可以蹂躪小人物，有錢有權的人有能力壓榨窮人。工廠大火之後，即便街頭運動不斷，工廠老闆依舊因證據不足獲判無罪，這結果的確令人沮喪。但吃敗仗的官司卻不是最終結局，勞工因此團結，一場悲劇成了讓人齊心同力的催化劑。城市對人的傾軋來自於集體力量，但小人物可以一點一滴改變大城市。奇蹟可以親手創造，命運可以自己改變。

於是在這半是虛構、半是真實的故事裡，你突然在意起人魚女孩最後能否找到自由，烏克蘭攝影師能否在異鄉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狼男莫里斯何去何從？還有那些黑暗中的向光動物，是否發展出自己的生存之道？

一面閱讀，一面真心期待他們能獲得奇蹟，就像期待自己也能獲得奇蹟一樣。因為他們雖跟我們不同，卻又非常相似――想離開家庭箝制的少女、不夠社會化、孤僻又悲傷的男孩，以及……也許其貌不揚，內在卻比誰都美麗的人們。

我們在這些「怪胎」與「邊緣人」身上找到自己，總覺如果他們擁有了光，我們也就擁有了光。

本文摘自木馬文化出版之《奇蹟博物館》

我們不斷在黑暗中尋找光
在殘酷的現實裡
尋找奇蹟

所有祕密都該分享出去，
所有奇蹟都要接受質疑。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因為傲慢，
因為愚昧，
因為恐懼，
人會看不清真相。

作者：廖敏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隨著史學的西方近代科學化，近大半個世紀以來，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學者不斷地嘗試，試圖以一個簡單的詞彙或概念來描述中國固有的對外關係和世界觀，尤其是與西方近代大致同處一個時期的中國清代，作為直接面對西方近代國際秩序的中華帝國，更是學者們研究中國在接觸西方近代秩序後做出哪些沿革的最佳觀察對象。

其中，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首的美國學者，在上世紀中葉以來，前後費時三、四十年，為描繪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所建構出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論，正是這些嘗試中最具代表性的。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Source: wikipedia)

以費正清的構想出發、經過曼考爾（Mark Mancall）[1]的理論精緻化之後所構築的朝貢體系論，[2]由於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史觀，從上世紀的七、八○年代以來，史學界不斷出現質疑朝貢體系的論說，特別是出身自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柯文（Paul A. Cohen），他提出應該從中國的視角研究中國史，[3]試圖從根本的史觀上修正「朝貢體系」論的既有論述，挑戰自己同門師友的論點。

受到柯文等美國學者的影響，隨後在日本、華人的中國史學界，也都出現修正朝貢體系論的趨勢。如日本的濱下武志，從經濟史的角度，修正朝貢體系論中「西洋衝擊」的概念，認為西方國家到中國通商，並非引起西洋衝擊，而是西方國家透過通商活動，參加了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傳統通商體系，所以應該是「東洋衝擊」。

儘管否定西洋衝擊，但濱下所謂的亞洲傳統通商體系，指的是「朝貢貿易體系（朝貢貿易システム）」，因此在通商層面上，濱下與「朝貢體系」論一樣，認為明、清兩代中國的固有通商制度是「朝貢貿易」。[4]

除了西洋衝擊與東洋衝擊的認識差異之外，不論是費正清等人的「朝貢體系」論還是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論，都把明、清兩代視同一體，都認為清朝繼承了明朝的朝貢制度，明、清兩代都採取只有朝貢國才能與中國通交、通商的外交體制，也都任意把明朝的制度套用到清朝，彷彿認為明、清兩代的中國幾乎是停滯不動、毫無沿革的，而在鋪陳這些概念時，兩者也都沒有提供足以論證其所鋪陳的所有概念之歷史個案與實證。

作為修正費正清「朝貢體系」論的論說之一，濱下「朝貢貿易體系」論的最重要概念，是在世界體系論上提出了與西洋衝擊對照的東洋衝擊，除此之外，濱下其它的概念仍然圍繞著朝貢制度來鋪陳、依據朝貢制度畫出了象徵中國國際秩序的同心圓。但就筆者所見，濱下的論述尚未形成具有鮮明歷史實像的詳細內容，也還達不到作為完全的對照組而得以取代朝貢體系論架構的程度，因此以下討論代表明、清兩代中國世界秩序舊學說的問題，仍然以縱橫中國史學界大半個世紀的「朝貢體系」論作為主要對象。

「朝貢」原來是君臣之間的政治禮儀行為，隨著周朝以來的歷史發展，逐漸衍生出種種的意義，除了中國王朝內部的君臣名分，還向外推展到大國中國與周邊小國之間的宗屬（君臣）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交涉、通商等等對外關係，使得朝貢的概念變得十分複雜，從禮儀到內政、對外關係、通商乃至華夷（文化）次序、世界觀，似乎都可以與朝貢糾纏在一起，既然朝貢是涵義眾多、複雜的概念，那麼進一步推衍成「朝貢體系」，也似乎是能說服人的一種說法，因為涵義太多，不管如何解釋都能敷衍過去。

但是，朝貢既然是中國歷史上不斷發展、演化的制度，必然在各個朝代都有其不同的實質內容與概念，如果把遭遇西方近代以前的中國之所有傳統制度都一概歸納為朝貢，那不過是將近代與傳統粗暴二分的簡單圖示，認為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幾乎是停滯不動的，所以可以將幾千年的歷史濃縮、歸納成一個「朝貢體系」概念。

而停滯不動的中國，等待西方近代的改變，這正是西方中心史觀對於遭遇西方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之前提認識。

在此前提下，「朝貢體系」論把焦點放在淵源自中國政治禮儀的「朝貢」，將主要在明朝時才臻於完備的朝貢政治禮儀投射到清朝，著眼於明、清兩代在朝貢禮儀上的相似性，並從政治禮儀進一步推衍到貿易，再推衍到對外關係乃至整個中國的華夷（文化）次序或所謂的傳統世界觀，認為明、清兩代的中國政府把朝貢制度與通商貿易結合，於是得以巧妙地利用外國渴望通商的心理，順利把諸外國視為「朝貢國」，藉以羈縻外國，完成中國的「國際秩序」。

其理論架構認為：外國唯有藉著朝貢，或依附於朝貢形式，才能與中國通商；因此通商附屬於朝貢，商業受制於政治意識型態。依照這樣的理論架構推衍出來的中國國際秩序，則是所謂的「天朝」概念：中國是天朝，存在於世界上的所有國家，不管實際上是否向中國朝貢，理論上都是中國的朝貢國。[5]

對於天朝或是天下的想像示意圖

因此依附於朝貢形式之下到中國通商的國家，理論上都是中國的「朝貢國」，在外交關係上，「朝貢國」的國家地位低於天朝中國。「朝貢體系」論如此大費周章地對於清朝的傳統外交、通商制度作出此番論述的目的，乃是為了證明西洋衝擊才是給「傳統的、停滯的、古老的」中國帶來變化的契機，認為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傳統外交、通商制度是「朝貢體系」，在鴉片戰爭及中英南京條約等西洋衝擊之後，則是「近代」的「條約體系」。

由於「朝貢體系」論認為明、清兩代是一體的、清朝的政治制度幾乎因循於明朝，因此經常將明代的史料套用於清代、乃至直接作為清代制度的解釋，例如費正清在〈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一文中，大量將從《萬曆會典》等明朝會典中所架構起來的朝貢制度，直接作為對於清代朝貢制度的理解，而濱下武志所繪製的同心圓和朝貢貿易體制概念也都是混同明、清兩代的制度而成的。

筆者以為將明、清兩代的制度混為一同，正是他們誤解明、清兩代歷史實像的首要原因。

明、清兩代縱然在法制、禮制、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等方面有其連續性，但恰恰在對外關係上，無論是政治還是通商層面，這兩個朝代的差異是相當大的。例如，明代最主要的外患是南倭北虜，因此自明太祖中葉以來直至隆慶元（1567）年，明朝長期採取「海禁 + 貢舶貿易」的政策，亦即只有貢舶才能互市（ = 通商貿易）的「貢市合一」政策，希冀能降低沿海外患的威脅，而得以專注對付北方的蒙古勢力。

清代則在臺灣鄭氏政權滅亡後，康熙皇帝立即採取開海政策，設立海關以管理中外商船貿易；而困擾明代的蒙古，在清代卻是中華帝國內部的一份子。清朝納入蒙古之後，國土與俄羅斯相接，中俄兩國在康、雍年間分別訂了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來劃定兩國邊界，並藉以約束兩國的外政以及通商關係，可以說自康熙年間訂立尼布楚條約以後，中俄兩國隨即依循條約開展國交關係。

對於明代幾乎不存在的中俄關係，「朝貢體系」論只能將俄國模糊地與中國西北周邊的遊牧民族政權或國家混同處理，對於學界公認具有西方近代國際法基礎的〈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之存在，也如同視而不見般地避免提及，以成全其將中英〈南京條約〉作為劃分清代中國新舊「外交」秩序分水嶺的學說架構。

尼布楚條約

但是，17 世紀以來的中俄兩國已然依照條約規定來推動國交關係，與「朝貢體系」論所謂中英〈南京條約〉之後的中國必須依循「近代」「條約體系」來進行的「外交」關係，兩者並無太大不同，既然皆是依循條約，那麼按照「朝貢體系」論的理論，清朝在 17 世紀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以後，自該已經進入了所謂的「近代」「條約體系」，又何須等到 19 世紀的中英〈南京條約〉？

又，日本在明代是接受明朝冊封的中國屬國，可以到中國進行明朝所公認的貢舶貿易；但到了清代，日本並非清朝冊封的屬國，在日本開國之前，日本也沒有到中國進行貢舶或民間貿易，倒是清代中國的商人可以到日本的長崎貿易。對於與明、清兩代中國擁有不同關係的日本，「朝貢體系」論也只能將其視為例外，不加以處理。但是，俄國、日本都是與清朝中國在各方面有著極深糾葛的重要國家，如果必須捨棄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才能成全其理論架構的話，這個架構如何能有效詮釋清代的世界觀？

當然，「朝貢體系」論主要是通過朝貢制度來觀察明、清兩代的世界觀與國際秩序，明、清兩代也的確有著類似的朝貢制度，因為朝貢儀禮的制度化大抵完成於明代，而在朝貢儀禮上清朝也沿襲了許多明朝的制度。

雖說如此，但兩者並不完全一致，例如，清朝在冊封前明的「朝貢國」時，總是要求對方必須先歸還前明所頒給的敕、印，之後才給以正式冊封，並依親疏遠近關係規定合宜的貢期、貢道與貢物明細；而且，除了南明政權還存在的順治初年必須爭奪作為「中國」正統政權的時期以外，清朝也從未像明太祖、成祖、宣德帝那般大肆招攬來朝國家。因此對於封貢關係的嚴謹對待程度，明、清兩代是不一樣的。這正是因為明、清兩代所處的大環境、版圖、對外政策與世界觀都不一樣所導致的。

採取「海禁 + 貢舶貿易」之「貢市合一」海洋貿易政策的明朝，長期需要恭順於中國的「朝貢國」帶來海外商品，因此大肆招攬來朝國家，甚至提供琉球船隻及「閩人三十六姓」等足以進行遠航貿易的軟、硬體條件，還允許原本規定兩年一貢的琉球年年來貢，以勉強滿足國內外商品交換的需求，同時也創造了琉球絕無僅有的「大航海時代」。[6]

琉球前往中國的進貢船

清朝則有著相對開放的海外貿易政策，不需要由貢舶帶來商品，在通商層面上，清代開海以後採取「貢市分離」的通商政策，前來中國通商的國家，不必是「朝貢國」，甚至與清朝毫無國交關係的國家，也能和中國通商，清朝把這些國家稱為互市諸國，[7] 因此清代的通商政策迥然不同於明代的「貢市合一」政策。對於採取「貢市分離」政策的清朝而言，「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是完全不能適用的。

而即使是明代，「貢市合一」政策也僅存在於海禁時期，「海禁 + 貢舶貿易」的政策大約在洪武帝中葉以後陸續完備，穆宗隆慶元年緩解海禁後，明朝的對外貿易除了向來「貢市合一」的貢舶免稅貿易外，還有對於中外商船的課稅貿易，因此「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也不能完全適用於明代。除了把明、清兩代混同一體之外，「朝貢體系」論把可以分離的朝貢（ = 政治儀禮）和通商貿易捆綁在一起，這是他們誤解明、清兩代歷史實像的第二個要因。

由於費正清受到英籍中國海關稅務司馬士（H.B.Morse）的影響，從英國以及英籍中國稅務司所管理的洋關角度來看清朝的海上貿易，造成了「朝貢體系」論認為清代中國是採取「閉關自守」的「廣東一港貿易」制度，認為中國的洋行商人就像西方近代以前的壟斷商業組織基爾特（Guild），於是已經進到「近代」的英國，在工業革命的需求下，亟需打破處於「前近代」的清朝通商制度。但這都是西方中心主義論下的誤解。

事實上，清朝的通商制度不僅止於海上部分，還有陸路貿易、使節團貿易，而就算是海上貿易也不是只有開放廣東一港，甚至中國的洋行商人也不是壟斷集團，自然不同於西方的基爾特。

此外，清朝擁有多元的對外關係，除了與清朝之間存在正式封貢關係的「屬國」外，還有與清朝締結對等條約的「與國」，以及上述提及的沒有國交關係、只有通商關係的「互市國」，因此，清朝與為了防備南倭北虜而只願同恭順的「朝貢國」往來的明朝之對外關係迥然不同，絕不能將「朝貢體系」論所謂的僅存在著「天朝與朝貢國」一種國交關係的朝貢體系，視為是清朝的傳統世界秩序。

「朝貢體系」論只有在朝貢儀禮上，或許還能描繪一下明、清兩代的相似性，其它不論是外政制度、通商制度乃至於與屬國之間的關係上，「朝貢體系」論都無法有效詮釋明、清兩代存在的差異，又如何能作為概括明、清兩代中國世界秩序的學說？

除了上述的基本史實錯誤之外，「朝貢體系」論混同明、清兩代，忽略歷史必然的變遷，不僅違反了歷史的基本定律，也無法將複雜的國交、通商等對外關係層面以及政治、經濟等面貌，以動態而清晰的方式描繪出來，其混同明、清兩代、將國交與通商捆綁成一體、將朝貢禮儀等同於政經制度的作法，只能使史實更加模糊、混亂。

結果，「朝貢」究竟是什麼？

其概念與具體內容，至今仍是有待進行大量實證研究的課題。[8]

因此，「朝貢體系」論無論其前提史觀、史學論證方法以及其所描繪出的面貌模糊之歷史圖像都存在嚴重問題，實在無法作為詮釋明、清兩代中國世界秩序的論說。

清朝對外關係的歷史實像：外政制度

「朝貢體系」論在假設明、清兩代中國的發展是幾近於停滯不動的前提條件下，認為唯有西洋衝擊才能造成傳統中國的改變，於是英國挑起的鴉片戰爭成為清朝中國轉變的分水嶺，在此之前，清朝中國的傳統「外交」模式是所謂的「朝貢體系」，只存在著天朝 vs. 朝貢國的一種對外關係；在此之後的中國「外交」則進入了西方列強所強加於中國的「條約體系」，藉著西方列強「賜與」的「條約體系」，停滯不動的中國才終於動了起來，「進入」了「國際社會家庭」。

但根據筆者對於清朝涉外公文書及司法審判等研究，確認清朝中國擁有多元的對外關係，至少有基於條約關係的對等「與國」（如 1689 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締結以後的俄羅斯、1840 年代以後的英、法、美等新與國）、基於封貢制度的「屬國」（如朝鮮、安南／越南、琉球等），以及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如 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締結前的英國、1871 年〈中日修好條規〉締結前的日本）等三種以上的對外關係。

依據清朝固有的外政親疏次序，對清朝來說最重要的國家，是雖為外臣但被清朝比做如同「內臣」一般的親密屬國；次要於屬國的國家是與清朝締有對等條約的與國；再次則為沒有國交關係、僅有通商關係的互市國。因此，「朝貢體系」論所謂清朝中國只存在著天朝 vs. 朝貢國的一種對外關係，完全不符合史實。

還必須指出的是，與國、屬國、互市國均是清朝實錄等官方史料所使用的語彙，並非筆者自造的語彙。不管在公文書往來還是涉及各該國人民的司法審理上，清朝對於與國俄羅斯和互市國英國的態度完全不同。

在通商方面，清朝與俄羅斯是根據兩國的對等條約，讓兩國商民在兩國邊境的互市市場上貿易，依照條約以類似屬人主義的「各國各官各管各人」方式，審理涉及雙方人民的通商糾紛交涉或犯罪；英國則是靠著清朝的開海政策，自行派遣商船前來中國的開放通商港口貿易。〈南京條約〉簽訂以前，身為清朝互市國的英國，由於雙方沒有正式國交關係，因此不存在公文書往來機制，主要由中英商人互相傳達政府的資訊。

在涉及中英商人的通商糾紛交涉或犯罪等司法裁判上，英國人原則上適用中國法律。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英國成為清朝的新與國，此後兩國的關係改以條約作為依據。

在屬國方面，即使同屬清朝屬國的朝鮮與安南／越南，清朝對於他們的態度和處理模式也各不相同。如公文書往來窗口，朝鮮國王先是與清朝的六部(特別是禮部)進行對等的咨文往來，清季在事涉洋務層面，又加上北洋大臣作為主要往來窗口；而安南／越南國王則主要與兩廣督撫、雲貴總督進行對等〈照會〉往來。

另外，這兩個國家雖然同樣與清朝建立了正式的封貢關係，同樣被規定了來貢的貢期、貢道與貢品，但不論在封貢關係建立的過程上，還是在公文書往來窗口，貢期、貢道與貢品的規定內容、使節團往來頻度，甚至於最後結束宗屬關係的情形都不同。

在封貢關係建立的過程上，朝鮮是被武力征服才成為清朝的屬國；安南則是承襲自明朝的舊有屬國。由於風土物產不同，與清朝的親疏也有別，因此，來貢的貢期、貢道與貢品規定也自然不同，不過在清朝接待使節團的中央單位方面，身為清朝最重要屬國的朝鮮，由禮部負責，清朝其它屬國則由內務府接待；甚至，頒發詔書給屬國，清朝也僅有遣使前往朝鮮頒發，其它的則只是交由各省督撫轉發。

而關於清朝與朝鮮、越南結束宗屬關係的過程，相較於其它屬國，清朝為了維繫與朝鮮、越南的宗屬關係，不惜分別與日本、法國發生了戰爭，可知清朝還是比較重視這兩個國境毗連的屬國。

雖說如此，清朝對於朝鮮、越南兩國的態度還是有所不同。對於越南，在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發生之前，中法兩國曾有分割越南南北，分任保護之交涉，在中法戰爭後，由於越南徹底成為法國的保護國，清朝僅能在條約中要求法國留給自己文字上的體面：「中、越往來，不礙中國威望體面」，希冀法國可以不阻止越南進貢中國的禮節性往來。

1885年2月13日法軍攻占諒山

而對於朝鮮，清朝為了防範日、俄兩國對於朝鮮的野心，主導了朝鮮與美國等國簽訂通商條約，企圖引進其它國家的力量來制衡日、俄兩國，並與朝鮮簽訂水陸通商章程，以加強宗屬關係；在甲午戰爭之後，清朝雖然不得不在〈馬關條約〉中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地位，被迫放棄與朝鮮的宗屬關係，卻遲遲不願與獨立自主之後的大韓帝國簽訂對等的通商條約，直到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期間，自行放棄了天朝地位，才同意與大韓帝國簽約。

顯見清朝對於朝鮮的宗屬關係特別重視，直到清朝的世界觀轉變為止，一直努力積極採取各種手段加以維繫。可知清朝對於朝鮮的態度還是比較不一樣的，在屬國之中，尤其重視朝鮮。

根據筆者的研究，可以歸納出清朝固有外政的特色：清朝的對外關係基本上是以各個雙邊關係組合而成的。

清朝對外關係的歷史實像：通商制度

若中國固有的通商制度，不是「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的話，那是什麼？

涉獵中國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史料，幾乎看不到「朝貢貿易」一詞，而經常可以看到與「通商」、「貿易」交互使用的「互市」一詞。根據乾隆朝官員奉敕纂修的《皇朝文獻通考》之記載可知，清朝官員除了認為本朝的互市制度是繼承宋朝的互市制度，而非明朝的互市制度（指的是「貢舶貿易」，也是「朝貢體系」論視為「朝貢貿易」典範的原型)之外，還介紹本朝的互市制度有三種，分別是陸路的「關市」、海路的「海舶」及「在館交易」(=使節團貿易）。

和清朝有國交關係的與國俄羅斯，依據兩國條約，可在恰克圖等約定的陸路市場互市，和清朝有封貢關係的屬國，依據兩國章程，可在義州、諒山等約定的陸路市場互市；和中國有國交關係的與國、屬國以及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在中國海關的管理與課稅等規定下，可在中國開放涉外貿易的港口互市；和中國有國交關係的與國、屬國，可在派遣使節團來華時，在中國提供給使節團居住的館舍中，進行給使節團及其附隨特許商人優免課稅的在館互市。

「在館交易」（ = 使節團貿易），包含與國和屬國的使節團，因此「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國」的「朝貢貿易」也不符合清朝在館交易的所有歷史實像，所以不能把「在館交易」（ = 使節團貿易）等同為「朝貢貿易」。

因此，清朝中國固有的通商制度是互市制度，並非「朝貢體系」論所謂的「朝貢貿易」。

結論

如上所述，清代的固有外政制度與通商存在著多元樣態與多層次的交涉管道，絕非「朝貢體系」論所謂的只有「朝貢貿易」、只有「天朝」與「朝貢國」的國交關係。

在外政上，清朝固有的外政秩序並非如同「朝貢體系」所說的，因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而截然劃分。中英〈南京條約〉中的一些規定，仍然延續著清朝向來的外政秩序，例如公文書的往來模式必須符合清朝向來的官階秩序等等；而中俄兩國的更新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內容，也承襲了許多固有的往來模式。

況且，在「朝貢體系」論所說的 1842 年進入條約體系之後，清朝的與屬國之間的宗屬關係依然存在，其中，與最重要的屬國朝鮮之間，直到 1895 年才結束宗屬關係，直到1899年才簽訂對等通商條約。

清朝與屬國之間的關係並非依據條約，而是分別與各個屬國之間固有的、行之有年的封貢關係，雙方之間擁有因長久往來而積累出來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以及宗屬之間的諸多常例、慣例等等，這些是清朝所謂與屬國之間的「體制」。即使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清朝還是經常為了與屬國之間的「體制」問題，與西方諸國以及日、俄兩國發生爭執或衝突。

在通商制度上，由於列國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交易，就註定了在主客觀條件上沿用清朝固有制度的命運，中英〈南京條約〉前後的清朝通商制度，在本質上幾乎沒有重大改變，如在開港地才能通商、透過行商買賣貨物或報關等等。因此在通商制度上，清朝並未如同「朝貢體系」論所說的，因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而劃分成舊的朝貢貿易體系和新的條約體系。清朝的通商制度，不是朝貢體系，也不是條約體系，而應該是清朝自己說的互市制度。

筆者相信，通過同時代史觀[9]及樸素的史學實證之方法，進行清朝中國的外政制度及涉外通商制度之研究，而重新建構出的清朝中國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已然成功地揚棄了無法有效詮釋清朝「外交」、通商制度的「朝貢體系」論。

*本文論述中提及的具體實證研究，請參考筆者《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年）一書。

本文轉載自跨閱誌：朝貢體系論的破綻與清代對外關係之歷史實像

[1]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ark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 :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Free Press, New York, 1984.

[2] 關於費正清「朝貢體系」及「朝貢貿易」的概念，參考John King Fairbank and S. Y. Teng(鄧嗣禹),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2 (1941),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p.135-246、John King Fairbank, “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2, (1942) New York: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pp.129-149、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等著作。

[3]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參見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5] 坂野正高：《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3年，77頁。

[6] 關於明朝與琉球的關係及琉球的大航海時代，參考赤嶺守：《琉球王國》，東京：講談社，2004年。

[7] 如與中國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前的英國、與中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前的日本。

[8] 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海関》，(京都)《史林》第90卷第5號，2007年9月，89頁。

[9] 指將視角回歸研究課題所處的該當時代，盡量依據該當時代的史料、以當時人物的眼界來觀察事件，以建構一個接近當時氛圍的歷史情境之史學視角。

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也許是全世界平均面積樂師歌手密度最高的地方。

白天看起來是靜悄悄被遺忘的廢墟殘骸，暮色一降，城市便復活起來，五〇年代古董計程車到處亂竄接送乘客，小街歌聲此起彼落，每個酒吧餐館都有樂師駐唱，人們在街道上忍不住隨著熱帶節拍搖擺起舞。

古巴的街頭音樂家

哈瓦那的主教大街（Calle Obispo） 是最適合壓馬路聽音樂的地方。

各種音樂，爵士、古巴莎莎、北非拉丁混合音樂 Son（古巴發展出的一種音樂形式），從黑影幢幢的暗巷裡傳出來，接著爆發聽眾驚人的鼓掌喝采叫好聲，讓人忍不住在每個小酒館探頭駐足。偶爾傳出讓人驚豔的男女高音唱著散塔露琪亞（Santa Lucia）讓人以為「難道卡列拉斯也來訪哈瓦那嗎？」東張西望尋找一番，原來是下個街角某飯館的不知名歌手駐唱。這真是聲樂家與樂師們臥虎藏龍的地方啊。

哈瓦那在一九三〇至五〇年代，其實是資本主義美國的熱帶樂園，有如今日的墨西哥坎昆度（Cancun）度假海灘與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城合為一身，繁華至極，充滿各式各樣娛樂，套一句當時哈瓦那黑手黨頭子 Santo Trafficante 的說法：

「這是個娛樂的地方，要賭博有賭博，要音樂有音樂，要情色就給你情色。」

這時候的哈瓦那，有如加勒比海上一顆閃閃發亮的珍珠，號稱「加勒比海的巴黎」，度假飯店有如雨後春筍林立，歌舞表演興盛，各大歌手如 Frank Sinatra 與 Nat King Cole ，爭先恐後前來表演。

在酒館駐唱的古巴音樂師

一九三〇年代由哈瓦那機場魚貫進入古巴的旅客，比當時巴黎與紐約機場的乘客還多。知名作家海明威就是這裡的常客。舞廳夜生活盛行，白天在海灘享受陽光的旅客，夜晚湧進舞廳，隨著非洲與拉丁情調音樂起舞，也發展了新的舞蹈。

今日的恰恰與曼波等拉丁舞步，就是來自一九三〇年代的哈瓦那。

因為受到西班牙殖民影響，古巴音樂融入來自西班牙的拉丁文化，與非洲移民的打擊樂，樂器包括西班牙吉他（tres） 、搖起來沙沙作響的沙鎚（maracas）, 葫蘆表面刮出聲響的刮瓜（guiro）、與拍打讓人熱情燃起忍不住跟著搖擺的邦高鼓（bongos），以及吉他與貝斯。

海明威最愛的酒吧 La Bodeguita del Medio 裡使用古巴傳統樂器的樂師們。
左邊是刮瓜，中後方是邦哥鼓，右邊是沙鎚。

西非的傳統舞蹈充滿情誘與神秘刺激，象徵著對性的追求與征服，半裸的黝黑皮膚女人隨著節奏瘋狂地搖擺臀部，上半身保持不動，隨著快速節奏漸漸進入舞蹈的高潮。受到西非舞蹈影響的古巴舞，例如恰恰或曼波，也著重臀部的搖動節拍，難怪有人說拉丁舞是「以垂直方式表現水平的欲望」。

頭戴繁複裝飾的非裔古巴舞孃

古巴的音樂融入了非洲與拉丁的因素，熱情奔放。酒館裡的歌手們以充滿感情的聲音訴說愛情與人生的悲苦或狂喜。也許唱著西班牙老歌，或是古巴老歌手們的懷舊樂團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歌曲。Buena Vista Social Club 是間著名的歌舞俱樂部，它的歷史，後來被拍成同名紀錄片（中文翻作《樂士浮生錄》），片中並邀請了許多當年的老樂師們演出。

一直到今日，哈瓦那街頭還是傳唱著俱樂部樂團老歌手們的不朽歌曲。

但要找出最能代表昔日哈瓦那的繁華，就非 Tropicana 歌舞團莫屬了。

這個在哈瓦那近郊的歌舞團，成立於一九三九年，白天是茂密充滿垂吊綠意的熱帶花園，夜晚一變充滿了衣香鬢影貴客與美好身段歌舞女郎，是當時最熱鬧的歌舞廳。與 Tropicana 競爭的另一大歌舞團是國家大飯店賭場（Hotel Nacional de Cuba）的歌舞團，飯店白天供客人賭博，夜晚笙歌不斷。

成立於一九三九年的 Tropicana 歌舞團表演

Tropicana 的歌舞團當時屬於黑手黨 Trafficante 旗下，世界馳名，不可一世。

然而在極度奢華娛樂背後，掩蓋的是政府的極度腐敗，與市井小民的極度貧困。在一九五九年的社會革命之前，Tropicana 就被共產游擊隊的炸彈攻擊，在卡斯楚掌管古巴之後，昔日呼風喚雨的黑手黨們紛紛下獄死亡。

歷史的舞台上，政治人物如同過客來來去去。

古巴的舞蹈，卻一直留下來了。

昔日繁華的 Tropicana 持續經營到現在，在一九九〇年代古巴經濟危機之後重新開放觀光，歌舞廳更是充滿了世界各國慕名而來的觀眾們。在星光與茂密熱帶枝葉下的舞廳，頭頂著繁複裝飾的非洲舞孃們，以傳統熱舞節奏瘋狂搖擺臀部，或隨著拉丁音樂踩著輕快舞步，身著閃閃發亮晚禮服的歌手們，則以渾厚歌聲唱著熱情歌曲，讓人不禁遙想昔日古巴的繁華時光。

哈瓦那飯店 Hotel Vallencia 駐唱表演的音樂師

曲終人散，在日出之前，哈瓦那又逐漸恢復寧靜。古董計程車的車燈熄滅，熱舞汗溼的旅人們也回到旅館的香甜夢鄉。

然而這時，哈瓦那海邊（Malecón）仍有許多當地人在隄防上漫步，情侶在夜色中懷抱著對方，彷彿捨不得在日出時跟著死寂的哈瓦那一起睡去。

太陽就快要出來了，昔日繁華的哈瓦那即將睡去，回到共產統治死氣沈沈的頹圮破敗城市。

什麼時候，這個城市才能真正醒過來呢？

在晨光出現前急馳的車子裡，我不禁這樣想問著。

關於「少女無敵」

桐野夏生的長篇小說《異常》，情節有些驚悚又帶著獵奇胃口，取材自轟動日本社會的殺人案件，甫推出便受到注目，但究竟寫得好不好則有待討論，放在「少女無敵」主題其實很吃虧。畢竟這個主題的三本選書中，前有谷崎潤一郎的《癡人之愛》（專欄回顧：「少女、娼婦與大文豪──讀《痴人之愛》」），下一回等著接棒的是納博科夫的《蘿莉塔》，《異常》夾在兩本大宗師的代表作中間，立刻顯得遜色。起碼在我心中，這本《異常》實在不能算是桐野夏生最好的作品，然而話又說回來，在「少女無敵」這個主題脈絡裡放進一本《異常》，卻又或許是最適合這部小說的位置。在進入下一回所謂「蘿莉控」的起點、少女幻想的超級大作《蘿莉塔》之前，不妨先透過《異常》這本作品，窺探一下你所不知道的（或許也沒有人真的知道），神秘女子花叢底下的暗影。

本書日文封面。圖片來源：http://goo.gl/0yxd7e

桐野夏生《異常》

「我怎麼能不干涉。因為，這會玷污你的靈魂。做這種事是不對的。」「靈魂不會因為賣春就被玷污。」聽到賣春這個字眼，木島氣得聲音顫抖。「那只是你沒發覺。一定會玷污，你的靈魂被玷污了。」（中略）木島啞然凝視著我的臉。他大概做夢也想像不到，我怎麼會連這種事都知道吧。「那的確很可恥，可是沒有玷污靈魂」。「為什麼？」「因為這是勞動的報酬。（略）你身為女性並不是你自己選擇努力得來的。只是湊巧，你天生就是一個美麗的女性而已。利用這一點生活會玷污靈魂。」「我並不是在利用。這跟老師你兼差一樣。」「怎麼會一樣，你的工作是打從根本傷害喜歡你的人耶。這樣以後誰也不會愛你，你也無法愛別人。」這倒是個嶄新的想法。我的身體是我的，照理說不屬於任何人。想愛我的人，就得連我的身體都掌控才甘心嗎？如果愛是如此不自由的東西，那我一輩子都不想嘗試。(中略）「欸，老師。你要不要買我？」——出自「百合子的手記」

《異常》一書取材自轟動日本社會的殺人事件，在桐野夏生開始執筆前，已經有大批報紙新聞爭相報導，還有紀實文學作家展開一連串訪查，並推出了相關書本。打著以女性作家之筆剖析女人私密的小說《異常》，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連載。

通稱「東電OL殺人事件」的那件兇殺案件，是這樣子的：一個站在街頭，以低廉價格拉客的低階流鶯，被發現陳屍在一幢老公寓裡。這樁發生在社會底層的常見悲劇原本不該吸引太多注目，但隨後，受害者的身家背景逐漸明朗，強烈的反差立刻引爆騷動。原來受害者不但出身名門大學慶應，家世背景優渥，還是頂尖企業在性別平權運動的腳步下，引進的第一批試驗性總合職女社員，薪資待遇極佳。白天的社會精英，夜晚的街頭妓女。窺探她為何遇害，挖掘（或想像）她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夜晚差事，一口氣讓整個日本社會狂熱起來。

日本新聞媒體八卦式的追逐兇殺案件。圖片來源：http://goo.gl/nXLvgG

對於這起事件，台灣讀者並不陌生的《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也特別花了兩個章節討論。該書作者上野千鶴子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整理了在一連串騷動中，日本社會如何以男性本位的目光觀看或評論這件事，同時也嘗試理出那個年代的女性，可能共同背負何種困境。書中，上野千鶴子把相關解釋與各種書籍討論整理得非常清楚，並且針對各家盲點多有鋒利的評論，裡面當然也提到了桐野夏生的《異常》。

作家桐野夏生，如同這個年代的日本女性作家，作品量多，常聚焦於描寫過往男性作家的世界裡，少有舞台的女人的掙扎或犯罪心境。如同這方面的翹楚角田光代一樣，她擁有名氣與書迷，作品則稍嫌良莠不齊。我非常喜歡她拿下直木賞的作品《柔嫩的臉頰》，該書描寫一個被生活困住的女人，為尋求出口而投入一段外遇，卻付出慘痛代價——她的小女兒離奇消失，於是她開始了一場漂流，尋找她的女兒，也尋找她自己。相對於此，《異常》面對的評價則複雜多了。

《異常》紮實的上下冊兩本文庫共八百多頁，故事分為七章。其中四章加上最後一小段終章，是無名敘事者「我」的自述。敘述她有一個怪物一般美貌的妹妹百合子，敘述「我」拚命考進的貴族女校如何畸形，敘述學校裡遇見的兩個友人，一個是讓人不忍卒睹的「只要我努力教」派的可悲信徒佐藤和惠，一個是以成績作為生存戰略的溫和女孩美鶴。整個上半冊文庫的場景，幾乎都圍繞在那所名門女校。「我」形容那裡：「要說現實是什麼，就是學生之間的差別待遇。並不是和誰都可以交朋友，社團活動也有分等級，是一個主流和支流之間界限分明的社會。這種現象的主要源頭，當然就是差別意識。」對她們來說，那裡就是現實世界的縮影，直到離開學校後也一直影響著她們。

而交錯在「我」的敘述之間，安排了三個章節的手稿紀錄，分別出自三個角色之手。第一份手稿來自妹妹百合子，她紀錄著自己一生因為超凡外貌，自幼吸引、誘惑男人而後賣春的經歷。另外一章是中籍殺人嫌犯的自白書，裡面詳述了他與自己妹妹的奇異曖昧的關係，還有從中國偏鄉出發，為求生存一路到日本，最終犯案的心路歷程。最後，則是「我」的高中同學——佐藤和惠的賣春日記。佐藤和惠的角色藍本，就是東電O L殺人事件的受害者。

當年推出的紀實報導作品。圖片來源：http://goo.gl/ZpwnVH

清一色第一人稱敘事的寫作手法，構成《異常》的主要和弦。自述或手稿的告白式第一人稱，理當最為坦承，但《異常》裡每個人口中的話都和其他人明顯矛盾。每個人各說各話、無法互相理解地隔絕，或者是出於自保機制而扭曲了現實。這樣的行文特色，除了反映人物心理上的偏執——包括對「美」與「醜」、對「性慾」與「肉體」、對「社會階級」與「自我認同」——之外，或許也和本書題材來源——也就是捕風捉影的八卦新聞性格有關。從頭到尾滿是怨憤與自我欺瞞的敘事者「我」，她使用的對話文體更彷彿在對意圖窺探八卦的讀者透露秘密。而這一份揭秘般的文章特質，或許正是導致《異常》讓上野千鶴子頗有不滿的原因之一。

作家桐野夏生。圖片來源：http://goo.gl/8F6xFP

面對漫長篇幅的《異常》，讀者抱著對「東電OL殺人事件」的期待打開書頁，首先讀到的卻是女校階級社會的漫長描寫。少女間彼此的角力，面對霸凌與同儕壓力的獨特生存戰術，其中當然有令人共鳴的精彩描寫，逼迫讀者看見自己可能也不願承認的一面。但反過來看，完全聚焦並刻意強化女校生活的心機與階級的情節，卻似乎又有種說不出的不對勁。敘事者「我」對於美醜的執著，以及後半段和惠化為流鶯的描寫，也讓人有類似感觸。濃厚沈重的險惡人心云云固然是桐野夏生的作品調性，但如同上野千鶴子在書裡寫的，這部作品有些陳述稍嫌陳腐。對於矚目的焦點，也就是受害者動機的解剖是否真的足夠深入？是否迫近了這起事件的真相，或道出了某一份奇妙的女性心理？恐怕也都要打上一個問號。取材自轟動新聞的這部小說，打從連載當初便承受著期待，期待一個女性作家揭露出一些神秘、且不為外人（其實就是男性）知的女人心性。或許滿足讀者、觀眾（不論是書內或書外）的好奇心，從頭到尾都是這本書的主軸之一也說不定。

於是這本書堆了滿滿的險惡人心，推了滿滿的赤裸而不潔的性愛描繪，陰溼沈重的場景與人物讓閱讀本書成為一場不十分愉悅的體驗，也引來獵奇趣味的批評。然而，全書充斥的骯髒、惡意與難堪，卻讓我彷彿感受到藏在文字後面的，桐野夏生的一絲挑釁。整部作品都帶有一份表演味——不論是桐野夏生刻意為之的反諷，或是連作者自己也不禁隨著嗜血媒體起舞的結果。以誇飾、強調的方式，呈現一場演出，演出觀眾期待的所謂「女人」，演出新聞報章裡繪聲繪影追逐的「女人」的形貌。如同日本媒體對於「女作家會如何探求，同為女性的受害者心中那份黑暗面」抱有期望，《異常》誇張且「赤裸裸」的描寫手法，彷彿正面回應這些期待。振筆疾書外界期盼看見的「女人之間的勾心鬥角」、「女人對美的執著」、「女人渴望的性魅力的認可」。為了滿足整的社會的八卦慾望，《異常》彷彿一份虛偽的告密信，揭露讀者期待看見的秘密。不但不寫實，反而還有些超出現實。

回到「少女」這個主題。「少女」之所以特別，在於背後要求的清純、潔淨、無性——唯有觀看者（或往往身兼保護者）擁有對她的性予取予求的特權。「少女」必須清純但性感，同時對自己的性感一無所知。關於這一類的少女想像，不論是上一回的《癡人之愛》也好，下一回的《蘿莉塔》也好，最後的結尾都落在少女幻想的破滅（當然《癡人之愛》的讓治，或許是得其所願也說不定）裡。雖然《異常》一書中，和惠和百合子成為路邊流鶯時，已經年近中年，但整本書從她們的少女時代講起，不論是敘事者「我」、和惠、百合子，還是暗示最後走上類似奧姆真理教團，牽連進恐怖攻擊事件的美鶴（這點當然加深了新聞小說的特質），都彷彿還沒走出少女時代的那間女校。她們面對的困境始終是相仿的。只有美鶴或許最後擁有了一點救贖的希望。

在「少女無敵」這個主題裡，選進桐野夏生的《異常》，為的就是那一份女作家筆下，每一個抱著「惡意」求生的少女的模樣。還有那赤裸到幾乎令人反胃、毫無一絲美化意圖的，關於性的各種描寫。不論是骯髒的環境、難以讓人喜愛的身形與姿態描述，那是沒有一絲浪漫氣息，純粹慾望，甚或意圖性地獸化行為。讀來令人不快，讀來令人不適。做為因為禁忌而成形的性感符號，「少女」，彷彿永遠是被凝視（或被性幻想）的對象。當高階菁英的賣春或者神秘女校花叢，淪為另一種讓社會集體發情的存在，那麼《異常》在吸引關注與窺視目光的同時，也用最暴力最具污染性的文字、手段狠狠地回擊、打翻了這一缸少女幻想的貪婪。像是在嘲笑著那些興趣本位的嗜獵目光：「你想要看少女的性，那我就讓你看個夠、看個飽、看到反胃、看到吐吧。」不論是刻意或偶然，《異常》一書在回應日本社會的窺視期待之餘，彷彿也給予了一個充滿惡意的回擊。

作者：陳怡宏（台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游擊文化最近出版了陳舜臣於1974年所寫的自傳性小說《青雲之軸》，這本書是作者透過主人翁陳俊仁（即陳舜臣的化身，作者在此也開了小小的玩笑，陳俊仁ちん　しゅんじん/にん與陳舜臣ちん　しゅんしん的日文發音相當接近）來描述自己的戰前青春歲月及身分認同問題。

近代以來，什麼是「臺灣人」、「臺灣認同」等問題，一直困擾著臺灣島上生活的人們。而所謂的身分認同、nation（民族╱國族）認同，一直都不是「自在」的（在此套用一下馬克思的自在與自為階級理論）。如果用在nation的話，只有在一群人在覺醒╱認識到自己是一個nation時，才可以稱為自為的nation。

在近代以前，臺灣島上的人分為各種族群，彼此之間有衝突有合作，並且逐漸形成以地域社會為主的認同，如宜蘭人、臺北人這樣的認同。而到了日本時代後，部分的社會菁英，在與日人的接觸後，逐漸意識到自己是「臺灣人」，發展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種認同，而這種認同在某種意義上是以漢族為主的nation認同，如今這種nation認同則似乎有逐漸擴大之勢。

過去的歷史論述往往如同上述，是從島內來進行相關的論述，但是這種方式其實有所侷限。因為由於帝國日本的擴張，殖民地臺灣島上的人民有許多人到帝國及擴張之地求學、工作、生活，因此有許多臺灣出身，居住島外的臺灣人。對這些人而言，到底如何想像自己，如何建構自己的認同？這類議題過去在關注島內的視野下，往往受到忽略。

然而，近年來由於後現代及相關研究從大歷史轉移到個人╱生活╱的歷史轉向之福，這些人的歷史記憶不斷被發掘。有住在琉球的臺灣移民、「滿州國」開創新天地的臺灣人、在廈門的臺灣人、也有在臺灣出生長大，前往日本求學，而後到中國的共產黨所在地進行革命的臺灣人，如史明，另外也有到國民黨所在地的臺灣人，如李友邦。甚至也有是否應被歸類為「臺灣人」的灣生故事。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則是在神戶出生長大，但家族與臺灣仍有聯繫的陳舜臣，透過他的文筆，我們可以窺見另一種聲音，或許也可說是臺灣身分認同的其中一個參考座標。

1946年，陳舜臣在新莊高中前留影。圖片來源：游擊文化。

筆者認為《青雲之軸》的書名也有著作者善用語言的隱喻，一語「數」關，既是青春（年輕嚮往青雲之志）的畫軸，也是青年對於認同的座標軸，並且引伸有「事物核心」的意思。在陳俊仁的青春故事中，有著「認同」的核心議題，並提供讀者幾個「軸」以利參照，這也是語言的曖昧╱奧妙之處。

初讀《青雲之軸》時，我原只當在看一個著名作家的陳年故事，然而隨著作家的描述，逐漸進入他所建構的生活世界後，我產生了漸入「佳境」的感覺。讀畢全書後，雖未得空再次閱讀，然而書中提及的種種，卻能讓我逐漸與種種過去的問題及相關主題的書籍產生連結。如同漣漪般，不停迴盪，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餘音繞樑，以下試著分享我的幾點感想。

如同許家琪的書評所觀察到《青雲之軸》中的「語言」問題，陳俊仁是透過自己家裡的語言跟外面的語言不同，而逐漸意識到自己好像有點不同（筆者是1975年次的三重埔人，看到這一段也是心有戚戚焉）。逐漸年長後，又透過臺灣留學生瞭解島內的臺灣人與日本人的不同待遇，這些與他自己在神戶的經驗仍有所不同。但他為了與家鄉的臺灣人產生共鳴，試圖使自己與之連結，這就是一種認同的選擇過程。他自己則由於臺灣人的身分，而與一同求學的同學們仍受到不同的待遇，並有不同的志向。他也試圖與同樣是殖民地身分的外國人產生連結，發現本來認為應該共鳴的殖民地人民，其實也游移於認同殖民者帶來的進步，與認同受殖者（但代表的是「封建落後」）身分之間。後來陳在暗夜中，自己進行的「行軍」（苦行求道），與朝鮮人青年產生了某種殖民地人民命運的連結。

書中也對戰爭的如神戶空襲的慘況進行描寫，陳並與居住地神戶產生了某種地域認同連結。最後書中描寫了陳的兩個友人──臺灣人青年逃避兵役的反抗以及印度青年的覺醒，揭示了nation認同覺醒後的事例。以及戰爭結束後，雖然有著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似乎也開啟了新時代的可能。這本書中尚未提及的則是，現實生活中的陳舜臣則於戰後「回到」「故鄉」臺灣，試圖為新時代的臺灣奉獻一己之力，卻因戰後臺灣的種種衝擊，而使其黯然返日。

從這本書，可以看出殖民地臺灣人出身的陳俊仁，從出生到青年的生命歷程。既交雜著複雜的身分認同，與青春年少所有的各種苦惱，也有著戰爭所施加的各種外在生理與心理的壓力，讓讀者可從這個事例來思索到底什麼是「臺灣人」？

如果我們再持續努力挖掘這些不是中心（島內），而是周邊（島外）的「臺灣人」生命故事，或許我們就更能理解什麼是「臺灣人」。「臺灣人」從來就不是不證自明的，諸如教育、生活環境、生命經驗、階級等等的不同，型塑了臺灣人民的各種不同nation認同。這些「認同」的過程直到現在仍是「進行式」，而非「完成式」。正因如此，這本寫於1974年的書，才仍有值得我們一讀的價值。

作者： 李有成

歐大旭（Tash Aw）在二○○五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立刻深受國際文壇注目。《和諧絲莊》不僅入圍當年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初選名單，隨後還榮獲英國聲譽崇隆的惠特布列首部小說獎（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以及二○○六年大英國協作家獎的第一本書獎。

歐大旭與臺灣有若干因緣。他其實出生於臺北，襁褓時隨其馬來西亞籍華人雙親回到吉隆坡，在馬來西亞完成中學學業，之後赴劍橋大學習法，考上律師執照後，在倫敦一家法律事務所服務。

他一心嚮往創作，工作餘暇埋頭寫作，後來竟毅然放棄待遇豐厚的律師生涯，進入東英格利亞大學著名的創作課程就讀。此創作程成立於一九七○年，向被視為作家的搖籃，《和諧絲莊》即是在東英格利亞大學讀書期間完成的。

歐大旭不只一次對英國作家再現的馬來亞歷史現實深表不滿。他舉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為例，認為毛姆筆下的馬來亞只是一九三○與四○年代英國殖民社會非常局部的現象，充滿了文化偏見與異國情調，他覺得有必要向毛姆挑戰，將當時的馬來亞自這種成見中解放出來。歐大旭曾經在訪談中表示：「我的意圖在摧毀受毛姆影響的一九三○和四年代的馬來西亞歷史小說。⋯⋯就是那種觀念，以為文學中只有兩種版本的馬來西亞，一邊是白人圍坐在一起暢飲粉紅色的琴酒，另一邊則是一堆各色人種忙碌著各種古怪的事」（引自Morrison 2005）。

換句話說，他顯然刻意要把《和諧絲莊》寫成一部去東方化的小說。《和諧絲莊》在某些層面上確實是一本後殖民小說，對英國殖民的經濟剝削和日本帝國的血腥統治不假辭色，對被殖民者心態上的扭曲也頗多著墨。

在《和諧絲莊》出版四年之後，二○○九年，歐大旭推出第二部小說《沒有地圖的世界》（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主要背景則是獨立後的印尼和馬來西亞，時間在一九六四年前後，馬來西亞剛成立不久。

儘管第二本小說的地理背景以印尼為主，特別是其首都雅加達，不過因為小說的情節涉及馬來西亞的成立，我們也不妨將之視為《和諧絲莊》的續集。

為了點出小說的時代背景，敘事者還在小說中列舉了不少當時世界各地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歐洲更多抗議監禁曼德拉（Mandela）的聲浪。蘇卡諾譴責『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阿貝貝‧畢奇拉（Abebe Bikila）誓言要為非洲奪金。布里茲涅夫（Brezhnev）將提供印尼更多援助。馬來西亞的毒品使用已經達到氾濫的程度：英國不予協助。共產黨徒於外島遭到逮捕」（Aw 2009: 30；歐大旭 2012: 47）。

《和諧絲莊》中所隱含的去東方化和反殖民的意涵，在《沒有地圖的世界》中表達得更為直接了當。小說主角之一的丁（Din, 原名馬魯丁‧賽義迪〔Maluddin Saidi〕）一言道盡這些意涵。他對任教於雅加達某大學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貝茲（Margaret Bates）—丁擔任她的助理—指出：「我的想法是，我們需要一部由印尼人書寫的本國歷史，挖掘的是西方人無法輕易取得的非典型史料。例如民間故事、本土神話，或者書寫在棕櫚葉上的古老手稿—」。他接著說：

⋯⋯當你想到歷史研究的標準方法，想到所有的歷史文本時，你腦海中浮現的其實是西方人的史料。好像東南亞的歷史是從發現由歐洲通往亞洲的航道才開始的，一切都以這個時間點作為開端。可是實際上，在那之前，就不知道發生過多少事情了。滿者伯夷和馬打蘭已經建國；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 .我想要重述這些島嶼的歷史，因為我有個理論，我認為這些島嶼的歷史是外國人無法理解的⋯ .。（23; 39-40）

丁相信「歷史必須由一個非西方人的聲音來講述」。在另一個場合，他還重複類似的看法：「我們知道怎樣最好。最好的，就是住在一個不受西方控制、遠離他們意圖不軌的世界。最好的，就是擁有一個讓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能夠控制自身命運的未來。三百年來，都是別人在幫我們寫史，可是現在我們必須加以改寫」（115;137）。

這種情形就像歐大旭所相信的那樣：英國作家所創作的馬來西亞歷史小說必須被摧毀。丁話中提到的島嶼正好呼應歐大旭原著書名中的「隱形世界」(the invisible world)。

小說臨結束時，幾位主角來到爪哇東部的碼頭渡口，等待船隻要到其中的一座外島。敘事者這麼描述這些外島：「到了峇里之後，可以再從那裏通往那些鮮少有人造訪的外島。來到這些通往無名島嶼的渡口，有時你會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在世界的邊緣，在所有熟悉事物的盡頭。小船航向一無所有的地平線，彷彿航向虛空。那些域外之境⋯⋯會永遠像隱形一樣」（338; 362）。

小說的情節始於卡爾‧德威利根（Karl de Willigen）在裴度島（Nusa Perdo）上被一群年輕印尼士兵所捕。卡爾是位歸化印尼的荷蘭畫家，對殖民主義向無好感，甚至因此放棄其荷蘭國民的身分，一心終老印尼。他的被捕其實出於當時印尼總統蘇卡諾的排外政策，蘇卡諾的目的在將荷蘭人驅逐出境。

印尼總統蘇卡諾（Source:Wikipedia）

卡爾有一位印尼籍的十六歲養子亞當（Adam），他躲在草叢中目睹卡爾被捕的經過。亞當隨後自裴度出發，歷經艱辛來到雅加達尋找卡爾。時間大致在一九六四年前後，馬來西亞剛剛成立。從獨立後即以所謂指導民主（guided democracy）統治印尼的蘇卡諾反對馬來西亞的成立，甚至不惜以武裝對抗（Konfrontasi）這個由馬來亞、沙巴、砂勞越及新加坡組成的新國家（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被迫退出馬來西亞）。

這場武裝對抗顯然對蘇卡諾的政權至關重要。小說中的澳洲記者米克‧馬祖奇斯（Mick Matsoukis）在雅加達街頭經歷學生反馬來西亞示威後就這樣指出：「Konfrontasi這件事已經成了一種執念，某種生活裏絕對的必需品。我認為這個用字的選擇已經表明了：他想對抗整個世界，特別是馬來西亞。他真的痛恨馬來西亞這個用詞所代表的一切—我認為他其實對隔壁的小國好像沒費什麼力氣就成功獨立，而且還日漸富裕很不以為然，而同時間，他的國家卻是一團糟」（95; 115-16）。

更重要的是，對抗馬來西亞的政治運動顯然已經失控，印尼也因此為當時冷戰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所吞噬。米克接著說：「反馬來西亞這件事情正在把他一步步推向共產主義，這一點更是犯了美國政府的大忌。剛開始他只是跟蘇聯政府眉來眼去，沒想到印尼共產黨很快就變成了他在車後座魚水偷歡的對象，現在更是威脅他，要他明媒正娶，我不敢確定那是他想要的」（96; 116）。

亞當抵達雅加達時，印尼正處於內戰邊緣。雅加達也陷入政治混亂的泥淖中，每一個政治勢力無不想方設法獵取政治利益。亞當憑藉著幾張照片和筆記，竟然在雅加達找到了卡爾的舊日情人瑪格麗特。在了解卡爾的遭遇之後，瑪格麗特答應亞當會設法救出他的養父，並且向任職於美國大使館—應該是中央情報局的幹員—的比爾‧許奈德（Bill Sneider）求救。

亞當透過瑪格麗特認識了丁。丁同樣答應要為亞當尋訪他失落多年的哥哥約翰（Johan）。約翰與他的養父母現居吉隆坡，過著富裕奢華的生活，不過心中始終為當年背棄同在孤兒院的弟弟而深感愧疚。

亞當在無意間捲入丁所策劃的一樁陰謀事件，要在爪哇飯店的某個集會中以炸彈暗殺蘇卡諾。只是這個密謀最後功敗垂成，丁被捕，亞當則在一位印尼富家少女祖拜妲（Zubaidah）的協助之下逃離現場。祖拜妲跟丁一樣，都是政治狂熱分子，但是她並不認同丁的激進主義。祖拜妲在聽了亞當的故事之後，決定請求她的父親代為打聽卡爾的下落。她的父親是蘇卡諾的長期金主，在政治上不乏人脈與管道。

小說結束時，卡爾、瑪格麗特及亞當正在爪哇東部的一個渡口，等待船隻要到峇里島以東的眾多小島之一—也就是丁所說的「失落的世界，那裏的一切事物都保持最真實的原始樣貌，在外國人的凝視之外—像是個隱形的世界，幾乎像是個隱形的世界」（22; 39）。小說的最後一段則回到約翰身上。我們看到約翰駕著車子，在雨夜中飆駛過吉隆坡寂靜的街頭，「霓虹燈光用五顏六色沾染了夜」。約翰顯然仍舊為過去的記憶所苦，他對當年背棄亞當歉疚不已。「他希望昨夜只是一個夢，上個月根本不曾存在」（342; 367）。

歐大旭的第一部小說《和諧絲莊》是以一九三○與四○年代的馬來亞為主要背景，時值英國殖民與日本佔領時期，小說情節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馬來亞共產黨對抗英國殖民者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歷史。

在《和諧絲莊》中，我們不僅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左右了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的命運，也影響了整個馬來亞往後的歷史發展進程。歐大旭以法農式的（Fanonian）冷靜筆法，剖析在殖民與帝國淫威下若干人物備受扭曲的心靈。《沒有地圖的世界》也具有同樣濃烈的後殖民主義色彩。

除了前面提到的印尼青年丁的說法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卡爾為例，說明歐大旭如何一再透過小說人物提醒我們反殖民的重要性。

卡爾是位已經入籍印尼的離散荷蘭人，一向強烈支持反殖民運動。他身體力行，甚至在家裏嚴禁使用自己的母語。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宰制性的語言，他認為「亞當不應該在成長的過程中吸收殖民國的文化」（11; 26-27）。

卡爾還告訴亞當裴度島附近每一艘船遇難的故事：「其中一艘是運鴉片到中國去的，另一艘是從英國海軍退役下來的；最大的那艘則載著來自歐波爾多（Oporto）和馬德拉（Madeira）的上百瓶的珍貴佳釀，到現在都還能喝呢。亞當透過這種方式學習裴度的歷史；學習鴉片戰爭、天主教及宗教的毀滅力量，以及歐洲如何以不義的方式征服亞洲」（34; 51）。

顯然，這些歷史事例都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物資掠奪與文化入侵有關，其中的歷史教訓昭然若揭。

在小說中所提到的許多歷史事例中，最令人動容的可能是第二十六章開頭長段所敘述的有關爪哇著名畫家拉登‧薩利赫（Raden Saleh）的故事。這一長段以批判的角度分析薩利赫的名畫《蒂博尼哥羅王子被俘記》（The Capture of Prince Diponegoro），當時這幅畫還掛在阿姆斯特丹的王宮裏：

拉登‧薩利赫的《蒂博尼哥羅王子被俘記》
（Source:Wikipedia）

乍看之下，這幅史上最富盛名的印尼繪畫之一很容易被誤認為一件頗為傳統的、屬於十九世紀歐洲的藝術作品。

它描繪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列柱廊的臺階周圍；遠處有座火山，讓人感覺到那是熱帶的景觀。大部分的人物都身著爪哇服飾；有些蹲坐在地上，徬徨無依，有些以手抱頭，應該是在哭泣吧，觀者會這麼覺得。但大多數人都注視著被荷蘭軍官團團包圍的一位傲氣勃發的人物。這個人是蒂博尼哥羅王子（Prince Diponegoro），一八三零年代領導反抗荷蘭人運動的爪哇貴族。

畫作中那自信從容的筆觸和顯而易見的西方風格，很容易讓它被視為另一個歐洲歷史年鑑中的場景：異國土地的征服，某西方強權幾名精明幹練、腰桿筆直的軍官輕易地令當地人歸降。

可是再看一眼。這些西方人好像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他們的頭部對身體來說是不是太大了？

幾乎可以確定，是這樣沒錯。既然你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你不覺得他們看起來呆頭呆腦、侷促不安嗎？這並不是畫工不純熟的緣故，因為爪哇人就畫得比例勻稱，充滿了人性、優雅與驕傲。他們不像那些大頭的荷蘭人一樣惹眼，而是成為景觀的一部分。他們並非身著襤褸衣衫，而是穿戴蠟染布做的紗龍和頭巾。他們也許輸了這一仗，但是保持了人性的卻是他們，而不是荷蘭人。(277; 301)

敘事者義正辭嚴，以清楚的後殖民語言將這幅名畫脈絡化，藉此召喚歷史記憶，並賦予薩利赫的名作新的反帝反殖民的批判意義，讓這幅名畫的藝術生命重新連結上小說所敘當時印尼的歷史現實。

也許是出於長期以來的反殖民心態，或者基於對西方的懷疑與缺乏信任，小說中的印尼人大多排斥成立馬來西亞的構想與現實。

丁就痛詆馬來西亞是個政治傀儡，一個英國的殖民餘孽，「一個純粹虛構的作品，由那些舊帝國主義國家憑空創造出來，目的是為了要在印尼、在全世界所有新興獨立的國家製造動亂不安。把馬來西亞創造出來，英國、美國跟他們的同夥才能繼續在此地區佔一席之地」（149; 172）。

於是學生走上街頭，抗議這個新興鄰國的成立。蘇卡諾更是氣急敗壞，不惜發動武裝抗爭，以為可以一舉摧毀馬來西亞。《沒有地圖的世界》中有一節特別提到，蘇卡諾在印尼獨立紀念日的廣播中向民眾宣布：

在剛剛的幾個小時當中，英勇的印尼士兵已經開始對英帝引以為傲的馬來西亞發動攻擊。……他們以為美國的力量會拯救他們，但並不會。企圖控制自由世界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將會在東南亞一敗塗地。他們的下場會跟越南的法國人一樣（154; 178）。

一九六四年前後經歷這段歷史事件的人應該記憶猶新。就歷史事實而言，蘇卡諾的指控當然不乏爭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蘇卡諾所使用的純然是冷戰的修辭，他尤其譴責美國冷戰政策下的帝國冒進主義。

《沒有地圖的世界》的部分重要情節很明顯地是在處理冷戰時期美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冷戰讓美國趁機直接介入亞洲的地緣政治，全面地影響亞洲的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

一九六○年代中葉印、馬對抗期間，美國已經深陷越戰的泥淖之中，在甘乃迪之後繼任總統的詹森甚至因越戰師老無功、國內外反戰風起雲湧而被迫放棄競選連任。

美國總統詹森（Source:Wikipedia）

就美國的圍堵政策而言，印尼的地理位置在戰略上至關緊要。攤開東亞的地圖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在一九六○年代的冷戰高峰時期，從日本，經南韓，到臺灣與菲律賓，都有美國的駐軍與基地，形成了一條圍堵的防衛鏈，保衛太平洋中的美國國土與面臨太平洋的美國西岸。如果能將印尼納入，美國環太平洋的防衛鏈將會更形完整與堅固。

最近幾年有所謂美國重返亞洲之說（其實美國何曾離開亞洲？），《沒有地圖的世界》無疑提供了一個批判的視角，召喚我們省思美國介入亞洲事務的歷史記憶。

就冷戰的圍堵邏輯而言，似乎任何事情都言之成理。當瑪格麗特向比爾‧許奈德求助，請他協助尋找卡爾的下落時，比爾則要求她有所回報。他對瑪格麗特說：「我需要名字。共產黨徒的名字。那所大學是激進主義的溫床。我只需要知道帶頭的是誰，他們在圖謀什麼。」比爾的辦公室甚至聘僱了許多剛自研究所畢業的美國青年，他們的任務主要在分析未來幾個月印尼的政治情勢。美國同時還與荷蘭協商，希望荷蘭能夠將《蒂博尼哥羅王子被俘記》歸還印尼。

比爾對瑪格麗特透露要荷蘭將這幅名作歸還印尼的目的：「我在想那將可以作為一份和平的獻禮。算是給總統一點好處，讓他對⋯⋯對大部分事務能通融一點。想法很簡單：我們安排將這幅無價的、具有高度象徵性國族意涵的藝術作品歸還給印尼，相對地，他承認我們是他的好朋友，而非敵人」（278; 302）。

比爾的用意當然是希望蘇卡諾背棄蘇聯，與美國重歸於好。可是與荷蘭的協商毫無進展，依美國的冷戰文化邏輯，他們想到薩利赫的另一幅巨作《獅虎攻擊騎師圖》（Lions and Tigers Attacking a Horseman）。這幅畫為私人的收藏品，他們相信蘇卡諾會因此心動。

比爾表示，蘇卡諾的「公開言論實在太過於反美，已經無法收回了。但在私底下我們還是可以設法確保他認為我們還是，嗯，還是對他有好處的。我們不在乎他在公開演說中必須怎麼說，只要他覺得我們還是能幫他忙就好了」（280; 304）。這些話說得屈伸自如，是真正的統戰，比爾甚至要求瑪格麗特親訪蘇卡諾，向蘇卡諾提出贈畫的建議，因為若干年前瑪格麗特曾經見過蘇卡諾，後者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爾其實也是向印尼當局透露有人陰謀暗殺蘇卡諾的人。

「比爾認為如果他能阻止這件事情發生，並找出犯罪密謀的證據，他就能將證據交給總統，藉此表明美國的善意」（320; 345）。比爾所謂的美國的善意其實充滿冷戰政治的算計，類似的事件指證歷歷，歐大旭似乎有意再一次提醒我們，美國在冷戰時期是如何介入東南亞國家的內政的。在比爾所提供的事證中，流產的暗殺計畫最後導致丁的被捕。

讀《沒有地圖的世界》最讓人不解的是，小說中的馬來西亞完全是個緘默的他者，對印尼的挑釁與所謂的 Konfrontasi 完全未置一詞，毫無反應。

真正的歷史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的。在小說中我們卻不斷看到印尼人—從總統到學生—對馬來西亞指指點點，甚至武裝攻擊。小說的情節多次提到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通常吉坡總被描述為霓虹燈光閃爍的「寂靜的城市」。吉隆坡的寂靜多少象徵著馬來西亞是如何以隱忍面對蘇卡諾的敵意。

霓虹燈光閃爍的「寂靜的城市」（Source:i.gunawan@Flickr）

印、馬對抗當然也使亞當尋找父兄的故事更形複雜，而這一場對抗，至少在歐大旭的小說中，顯然是冷戰時期極為重要的插曲。這麼說來，《沒有地圖的世界》所敘述的恐怕不僅是個愛恨與背叛的故事而已，歐大旭的野心其實是在記錄現代東南亞歷史中相當艱澀的一段插曲。

歷史與記憶自始就是歐大旭的重要關懷。《和諧絲莊》整本小說明顯地都是在處理歷史與記憶的問題，其情節雖然環繞主角林強尼（Johnny Lim）的一生發展，並以一九三○與四○年代的馬來亞近打河流域（Kinta Valley）為主要敘事背景，但是整個敘事還涉及馬來亞共產黨反帝反殖民鬥爭晦暗且長期遭到壓制的歷史，其時間軸甚至延伸到馬來亞（馬來西亞）脫離大英帝國，取得獨立之後。

前文曾經提到，就這個意義而言，《沒有地圖的世界》可以被視為《和諧絲莊》的延續，歐大旭顯然有意繼續經營他的版本的國族寓言—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國族寓言。他意在繪製一張隱形的地圖，重新召喚與建構一段為國家意識形態所刻意遮蔽與壓抑的歷史記憶。

《沒有地圖的世界》的時間場景固然是冷戰，我們卻不宜貿然將這本小說納入冷戰文學的大家庭中。冷戰文學有其產生的時空背景，因此在定義上必須呼應這樣的時空背景。

以美國為例，在冷戰期間，美國雖然以其難以計數的海外軍事基地、艦隊及規模不一的聯合軍事演習防堵共產勢力的蔓延與擴張，不過美國也注意到思想與文化戰場的重要性，所以會透過不同的部門或機制在世界各地再生產美國價值與支撐此價值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文學是極其重要的再生產部門。

哈門德（Andrew Hammond）在為《冷戰文學：書寫全球衝突》（Cold War Literature: Writing for Global Conflict）一書所寫的導論中表示，我們「有需要就冷戰文學內部的主題與風格趨勢進行比較分析。冷戰文學可以寬鬆地被界定為一種焦聚於歷史的國際潮流，跟此一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語言及意識形態結構具有多重的互動。假如說某種特定的冷戰文學存在的話，那麼這種文學確切存在於這些國際潮流之中」（Hammond 2006: 4-5）。

哈門德的話說得有些佶屈聱牙，他的意思是，冷戰文學基本上是國際潮流下的歷史產物，必須扣合冷戰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語言及意識形態結構。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以及臺灣一九五○與六○年代的反共文學或可算是這個定義下的冷戰文學。

歐大旭的《沒有地圖的世界》在敘事時間上扣連反殖民與冷戰這兩個地緣政治事件，為冷戰塗抹上殖民主義的色彩。從殖民到冷戰，《沒有地圖的世界》的敘事情節重新勾起我們對西方強權宰制亞洲人民與文化的歷史記憶。歐大旭有意重建的正是世人所日漸遺忘，更是新的世代全然陌生的冷戰歲月，就像小說中丁就記憶問題對亞當所說的那樣：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蒙受其害。到處都有人半意識地抹除記憶，整個國家一起，抹除文化—抹除一切。我們亞洲人非常善於此道。如果有一場旱災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或是發生了地震，或是政府對示威者開槍—你等著看吧，我們會乾乾脆脆地把它忘掉，然後繼續生活。這件事情會埋藏在我們的心靈深處，但我們不會把它挖出來。（207; 231）

誠然，世人善忘，從這個視角來看，《沒有地圖的世界》無疑是一本有關記憶的小說。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之《記憶》

《記憶》是李有成教授繼《他者》與《離散》之後的另一本新著，在精神上與前兩本書有若干親和關係，因為其關注的主體在身分上多屬文化他者或離散者。

這本書的重心在探討個人或集體記憶如何可能遭到壓制，
泯滅或消除；而作家又如何透過文學生產挖掘，召喚或重建這些記憶。

作者：張育甄（松山高中歷史科教師）

「女」政治家們—她是誰的女兒、妻子抑或母親？

談到武則天，在我們腦海中浮現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呢？是一名未經人事即被推入宮廷的無辜少女？抑或一位獨攬政權且放聲大笑的濃妝美人？

許多圍繞在武則天生命故事的敘述，與今日我們對於女性政治人物的討論並無二致，群眾喜於以窺探的眼光注視女性政治人物的身體、情感與性，諸如女性總統候選人一日穿搭所展現的風格為何？「單身女怎了解家庭需要？」等猜忌，充斥於媒體之中。

即便面對已當選之國家最高領導人，我們仍習慣在她的職銜前頭加上個「女」字，不論是女總統或是女總理，對於她們如何在日理萬機的政務當中，同時打點家庭生活，更是新聞追逐的焦點。這無疑暴露了社會的心態——原來，總統或是總理這樣的稱號，就如同中國皇帝一般，絕非一個純然中性的詞彙，在較多時候，它所延伸的政治權力，原是專屬於男性的。

於是，我們會看見，在螢光幕前的武則天，縱使時代不斷推移，卻從未削弱觀眾對其身體與情慾的興趣。

喬納森‧克萊門茨於 2015 年 7 月出版的這本《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一書即清楚點出在儒家思維、皇帝制度與家父長的權力三者所共構的神話世界裡，一名女子如何以幽微隱蔽的方式展現她的選擇與意志。

英國劇作家與大眾史家出身的喬納森，不僅意圖翻轉過去男性筆下牝雞司晨的故事，讓讀者對武氏形象的重建從一名女娃的誕生開始，並且添入了在原生家庭中，武氏可能曾經遭遇同父異母的兄長，對其身體施加屈辱與不堪的情節，以使讀者能更深入地探索其內心揮之不去的陰霾。

爾後，喬納森著墨於武氏在大唐王朝中，與高宗一連串地情慾想像，乃至與其他男性伴侶的情愛糾葛。武后也許曾以《神女傳》所提魚水之歡有助男性恢復陽氣的故事為自己辯駁，[1]但始終未能擺脫焦慮的男性官員加諸其身的女妖批判，以及因夏旱、地動與三月降雪等天候異象而遷怒皇后的責難。圍繞在皇帝與皇后間的秘戲，成為宮闈之中不斷傳遞的醜聞。武后獨佔高宗的行徑，甚至引發後宮嬪妃同性之愛盛行的危險性。

在本書文前的彩頁附圖中，巧妙地讓 1960 年代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武則天》電影海報，與南宋國子學博士聶崇義纂輯的《三禮圖集注》中一幅「遲暮的武則天」像形成對比。在邵氏電影的海報中，女主角李麗華裸露著「不合時宜」的一雙美腿，不禁令人想起由范冰冰工作室出品的《武媚娘傳奇》裡，媚娘與妃子輕解羅衫的鏡頭。

遲暮的武則天 此圖ft自南宋學者聶崇義纂輯的《三禮圖集注》，約一一七六年。

《武則天》電影海報（二○○六年 天映娛樂授權） 一九六○年代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投資拍攝的電影《武則天》， 海報上飾演武則天的李麗華不合時宜地露長腿。

千百年來，武則天從禍國妖婦一路轉型成為努力爭取女性意識的代表人物，她的面容與形象也非始終不變。明清思想家王夫之評斷武氏「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宋慶齡則說她是「封建時代傑出的女政治家」，但就家庭角色而言，宋亦不諱言地說：「武則天也是個好妻子。」

我們也許很難從此處斷定宋慶齡將自己的女性從政治生涯，與武則天璀璨的一生相比擬，而單就這些圍繞在武則天身上的討論與評價，卻很難不使人想起女性主義先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對兩性在政治這件事的差異：比起種族與階級間的壁壘，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與支配要嚴酷得多。

美國的女性主義先驅作家，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
(Source: babelio.com)

笑罵由人：當命運無法改變，就嘲弄它吧！

戲劇與故事的創作，也許是顛覆人們原初想像最有效的手法。

喬納森在本書中，即帶領讀者以一種閱讀歐洲童話故事般的筆觸，使讀者能輕易進入武則天的生命歷程。然而，當喬納森試圖寫作一本中國女帝的傳奇歷史時，我們不禁好奇，武則天對西方世界究竟存在何種魅力？何以歷經數百個年頭，武氏的故事依舊能不停傳頌？

對基督教世界的讀者而言，這位神秘的東方女性也許與西方女巫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的聯結：淫蕩、邪惡卻包裹著美麗外衣，最令人恐懼之處是她們同樣能致人於死。

一部誕生於獵殺女巫風潮的書籍《女巫之槌》是這麼形容女性的：「所有的巫術都來自於肉慾，而女人的肉慾是貪得無厭的。」[2]武氏一如歐洲女巫般被認為擅長利用美貌與情愛來蠱惑人心，武氏之後的韋后、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同樣不是史家與劇作家筆下安貧守貞之婦。堆疊在女巫身上的是醜陋不堪的形容，而女巫卻始終無言以對，女人就這麼成為男性建築的世界中禍害的源頭。

對比李氏皇族嫡子、家父與國君的男性中心論述，喬納森選擇讓武則天的從政之路與女性獨有的生命經驗交織成冊：她是女兒、妻子與人母，同時也是大聖皇后、轉世彌勒與一國之君。

喬納森不甘於僅呈現大唐宮廷的權力鬥爭，他意圖敘述的是，武則天身為女性所不能被忽視的愛恨情仇，這或許也是本書甫一出版，即吸引許多電視公司洽詢，希望能讓觀眾看見不一樣的武則天傳奇之因。

大地之母：家國互喻的想像

然而，武則天乃至日後蜂擁而出的唐代女性參政者，如韋后、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等，所展現的究竟是個人權力意志的實踐，抑或是供我們作為認識唐代女性集體地位提升的參考？甚至是提供一種女人可以治國的模式？

時至今日我們仍難下定論。[3]

西蒙‧波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說著：「神話是一種意識型態。」意即，神話的誕生透露出當時代人的思考方式，在這本書裡，我們將看見過往史家為大唐王朝所構築的綺麗神話，正透過武則天的事蹟，一點一滴的消散著。

當男人們費盡心思記錄下武氏一切大逆不道的荒唐行徑，到頭來我們卻發現，其作為與男性帝王有何殊異？於是喬納森低語著，歷來天子行事也不過如此罷了。

儘管唐代女性，仍舊生活在男性所創造的儒家思考脈絡之中，但喬納森筆下的武則天，並不是一位讓自己陷入毫無選擇餘地的女性，與此相反的是，武氏利用了在儒家秩序中有利於她的面向，展現個人的意志：作為一名孝順的女兒，武后積極敦請高宗同意延長「父在母亡」之際，為母親延長守喪的期限；[4]或者，以一位痛失親女的母親身份，哀慟地爭取擊潰對手王皇后的優勢；又或是以孝敬為名，讓其子（中宗）「自願」遜位，以成全人母畢生的心願。

此外，武氏積極參與親蠶大典的籌備，以展現她大地之母的風範。武氏的作為，改寫了此前「家無二尊」的想法，並延續北朝至隋以來，皇帝與皇后共治的「二聖」局面，為自己將來以女帝身份獨掌大權的可能性鋪路。

武氏不僅從未拋棄，甚至比一般女性更擅於利用女性身份，以贏來更多權勢，令人感興趣的是，武則天如何將自己置身於「男性」政治思維中，甚至改變國家既存的性別規範：首先，她參與推動封禪大典的舉行，重新詮釋封與禪的意義，使祭典從家禮中女性先祖共享配祀的概念，延伸而為國父與國母共同獻祭天地的理想，讓女性而非男性官員成為祭地儀式主角的情境，變得極為合乎禮法。

此外，當高宗幾度因「風眩」（即今日所謂「癲癇症」）而意識不清，陷入喃喃自語之際，武后是唯一能揣摩聖意的人，許多證據顯示，武后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大唐對朝鮮以及中亞的戰事，甚至代替高宗，面臨國家一連串天災人禍與不得不制訂撙節預算的財政危機。

儘管，對武后狐媚後宮的批評不斷，但武后儼然已能以一國之君的姿態，發揮其對國家的影響力，並帶領大唐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武后甚至開始在朝中積極培養新的人才，一如初上任的皇帝一般，致力於拉攏自己的效忠者。

在此，武則天巧妙地將儒家經典《禮記》當中「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以其特殊方式予以貫通並實踐，從而強化了中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應當從家庭中出發，展現對人民關懷的親切舉動。

喬納森認為，當武則天以許多不讓鬚眉的駭俗行動，震盪整個中國之際，皇帝一詞在性別意涵上逐漸變得曖昧，雖然中國的「皇帝」一詞大多專指男性，但他實際上是一個中性名詞，在英語的脈絡中，也沒有一個辭彙可以完全對應「女皇」；「empress」可以同時用來指稱最高統治者恰好是一名女子（皇帝）或僅是帝皇的妻子（皇后），而武后實際上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性，讓「皇帝」一詞成為可以自身名義使用的辭彙。

〈偽周皇帝武曌〉細部
此圖來自清代康熙年間成書的《無雙譜》，約一六九○年 。

彌陀轉世：建造女人可以治國的烏托邦

順著喬納森的思緒，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想像，執行國家儀典之人既是國君也是國母時，國家統治者陰性與陽性之間的分界，也同時變得模糊。

然而，武則天本身的思維模式，是否能單純以男性或女性的框架來理解與束縛，顯然是當代官員乃至後世史家所無法掌握的，一如歐洲男性與基督教世界對待美麗與睿智的女性那般恐懼，眾多男性官員們從未放棄視武后為淫邪後宮，招致國家不幸的禍端。

為此，武則天必須尋求比儒家思想更具有神話色彩的論述——佛教，來增添其排除男性，邁向統治地位的合理性。

馮小寶在武后神話個人出身的過程中，擔負著引人注目的角色。當太宗妹千金公主以一句「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進侍」的話語向武后引薦此人時，並沒有明確指出馮具有何種才能，但江湖郎中出身的他，很快地讓武后對他推心置腹，並放任其出入禁中，有關兩人之間暗通款曲的傳聞甚上塵囂。

史家推測小寶對武后的功用，極有可能是滿足肌膚之親的需求，甚至成為武后的戀人，喬納森則更直接了當的推測馮小寶的技能——一位擁有高超性能力的男子。

賣胭脂的郎中在中國中古時期，並不是什麼高尚的職業，並且經常是巫蠱與淫蕩的代名詞。他們不單販賣胭脂水粉與香膏，許多催情藥物與湯汁亦常出自其手。

事實上，所有女性都可能需要這麼一位宛若魔法師般，精準掌握顧客需求的異性伴侶，協助淑女們遮掩不該讓外人知悉的情事，提供她們青春永駐的保證，又或者令她們能透過言語及其他方式，滿足於情愛的喜悅之中。

天子腳下的女兒閨房，當然也是陰謀詭計籌劃之所，美麗如同毒藥，像馮小寶這樣的男人便如同毒販，正一點一滴地啃食宮廷的權勢與財富。

在沒有鄉民肉搜，不怕網軍打臉的時代，武后的姪子武承嗣則為武后創造了一個神蹟。他命人在洛水中埋一石碑，又設計讓人挖出，碑上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八個大字，這無疑是一項便利的政治宣傳手段，使黎民百姓深信女神已降臨人間，並且將執掌大業。

在佛教信徒與僧侶基於各種私心紛紛進獻「祥瑞」的有利契機下，馮小寶著手為武后找尋佛教典籍中，佛陀轉世將以女身出現的可能性。[5]雜揉本土民間宗教與佛教經典，「轉世彌勒」與「聖母神皇」的降世，正恰好指向擁有女子之氣的大地之母——武則天。馮小寶宛若武后的政治化妝師，為其妝點了一個翻轉帝王性別秩序的機會，為其臨朝稱帝略施脂粉。

佛教，成為武則天擺脫輿論與道德獵殺的寄託，亦是她追求自由空間的異域國度。

在彼岸，也許沒有「家無二尊」的束縛，自然能夠兼容「二聖」乃至「女帝」的存在。

女人，何罪之有？

武則天的權勢倒於病塌之上，當懵懂清純的灰姑娘，在歷經宮廷險惡後，搖身成為擁有毒蘋果的皇后，她的「懲罰」終將到來。

西元 705 年，其子李顯與張柬之聯合羽林軍發動「神龍革命」，革去了一代女皇的璀璨，同時也革除了唐代「性解放」的可能。武則天最終在遺制裡去除了帝號，捨棄了轉世彌勒的稱位，以「則天大聖皇后」之姿，與高宗合葬。其陵墓設置於山林之內，從山腳攀登至山頂的林徑曲折蜿蜒，宛若她波瀾壯闊的一生。在她駕崩後，中宗赦文寫道：

則天大聖皇帝亶聰成德，濬哲應期……以大寶為勞生，遂複忝於明辟。

身為人子，中宗選擇以讚譽方式保留其母的聲名。

乾陵無字碑
武則天陵墓前的無字碑。

然而，其陵墓仍有一些蛛絲馬跡，透露出一絲詭譎，一塊冷峻空白的紀念碑佇立於神道一側，與武則天親自為夫君起草的「高宗述聖記碑」兩相對望，這在中國漫長的帝后史上，應是空前絕後。無字碑文的存在，是否正暗示著後人，武則天的一生，是任憑時代也無法清楚去定義的？

迄今，我們是否仍用全民審判女巫的眼光在注視著武則天、注視著所有在翻雲覆雨的政治中參與的女性呢？

無論是在新聞中、在戲劇中，抑或在你我想像之中。

一如喬納森在書末所指：「或許，在歷來史家的灼灼眼光下，身為女人，才是武則天真正的原罪。」

[1] 《神女傳》是一部由唐人孫頠所編輯的幻異傳說故事，其中一段講述了漢朝大將霍去病深受疾病所苦，漢武帝於是向神女雕像祝禱。神女隨即現身並百般誘惑霍去病。之後，霍去病因抗神女的誘惑頹然死去。霍去病死後，悲傷的神女稟告漢武帝：「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詳見喬納森‧克萊門茨，《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新北市：八旗文化，2015，頁112。

[2] 《女巫之槌》是由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的克拉馬與司布倫格（Johann Sprenger）在1486年所寫的一本教導女巫獵人和法官如何識別巫術，檢驗女巫與怎樣對女巫施行酷刑的書籍。詳見甘黛絲‧薩維奇（Candace Savage）著，廖詩文譯，《女巫：魔幻女靈的狂野之旅》，臺北：三言社，2005年。

[3] 陳弱水將武則天以降的女性參政風氣，視為一種唐代女性特有的女性意識，並將之稱為「初發型的女性主義」。儘管這類型的女性主義，不能等同於歐洲18世紀以來的女性意識乃至女性主義的展現，但對陳弱水來說，武則天與韋后在參與政治事件與國家立法的過程當中，已顯示了她們對女性議題的高度認識與關懷。詳見：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2007。

[4] 武后在674年提出了「建言十二事」，當中的第九條：「父在為母服縗三年」，意即於父親在世時，為母親所服喪期由齊衰一年延長為三年，此一規定在高宗朝時得到採行，並於西元685年，當武則天以皇太后身分主持政事時，成為正式法律，甚至被納入玄宗朝的《大唐開元禮》，自此成為中國喪期的標準之一。在唐以前以及唐初，無論母親是否仍在，父死所服喪期皆為三年，而母喪只有在父已逝的前提下為期三年；若是父在母死，則兒子與未嫁女所服喪期是一年。詳見：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212-213。

[5] 在一部原本極不起眼的經典《大雲經》中提到：「我（釋迦）涅槃已，七百年後是南天筑。有一小國名曰無明。彼國有河名曰黑暗。南岸有城名曰熟穀。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產育一女。名曰增長。其形端嚴人所敬愛。其王國土以生此女故谷米豐熟快樂無極。人民熾盛。無有衰耗病苦憂惱恐怖禍難。成就具足一切吉事。鄰比諸王鹹來歸屬。有為之法無常遷代。其王未免忽然崩亡。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咸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奉承無拒違者。」詳見喬納森‧克萊門茨，《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新北市：八旗文化，2015，頁187-188。

作者：李金縈

在看這本書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江戶」這個詞吧。

「江戶」，東京的舊名，其名稱的由來眾說紛紜，最普遍的說法是「入江的門戶」，江戶東京博物館也採用此說。所謂「入江」是指海口、河口，「門戶」則是入口之意。

看看現今作為世界主要港口之一的東京港的榮景，「江戶」這地名彷彿是一個預言呢。

西元 1615 年，德川家康終於扯下戴了許多年的「效忠豐臣氏」的偽面具，推翻了豐臣秀吉之子──豐臣秀賴的政權，正式成為一統天下實權的幕府大將軍。自此，德川家康的政權根據地──江戶的重要性便逐漸超越天皇所在的京都，成為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心。「江戶時代」（1603-1867）也成為德川家統治日本 264 年的代稱。

一統天下實權的幕府大將軍，德川家康（1543－1616）
(Source: wikipedia)

所以「江戶」這一詞，既可以作為地名指稱東京，也可以指涉十七至十九世紀前半的日本。

在德川家康的經營之前，江戶一帶在當時被認為是貧瘠的荒地。在家康的經營之後，才慢慢發展成大城市的面貌。

據說，豐臣秀吉擔心德川家康勢力日益龐大，所以故意以賞賜為名，要家康放棄原有的領地東海（今山梨、靜岡一帶），轉至關東（今東京一帶）。

這種封地轉移之命，在當時往往是當權者削弱下位者實力的手法，且當時江戶一帶蠻荒一片，長期又為北条家的領地，對於像家康這樣從外地空降而來的統治者管理十分棘手，因而引發許多德川家家臣對秀吉的轉封之命相當不滿，但歷史傳言，老謀深算的家康本人卻十分高興，接受轉封，不僅能向秀吉表明自己臣服的忠心，而且他認為江戶這塊地是未開發的璞玉，善加經營必定大有可為。

至於為什麼德川家康要這麼費勁，把政治文化中心轉移到東京呢？歷史上有一說是，遷都至東京，一方面為了再削弱天皇的影響力（嗯，當時的天皇原本就已經勢弱，所以說「再削弱」），另一方面也是要遠離豐臣家的根據地──大阪，以確保自己的政權可以長治久安。

今日日本的生活中許多習俗、節慶，是在江戶時期奠定下形式。

這是因為在江戶時代之後，日本經歷「明治維新」西洋化的改革，上至政治體制，下至庶民生活，皆一拋過去舊有的種種傳統制度，走向西化，但文化內在層面的歷史節慶習俗等，則繼續保存著江戶時期，維持它們大致的面貌。

江戶時代，商業繁盛，庶民文化發展蓬勃，印刷出版也相當興盛，所以當時很流行描繪庶民風情的「浮世繪」，像是《三國演義》、《源氏物語》這類大部頭鉅著，簡化內容後配上浮世繪插畫，出版成通俗本，即使知識水平不高的普羅大眾也能輕鬆閱讀，在當時庶民之間非常受歡迎。

除此之外，街頭上還張貼許多由浮世繪畫家所繪的海報廣告，浮世繪不僅是當時庶民生活每天接觸的一部分，也成為現代人想像江戶時代風貌的一項重要依據。

《江戶年中行事圖聚》的作者三谷一馬，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是江戶風俗資料畫的專家。他深感於自江戶時代以來的習俗漸漸式微，他在序言裡這麼寫著：

元旦早上，一聽到玩羽毛球（原文為「羽根突き」，一種以彩繪木板把羽毛毽子打高、不能落地的遊戲。是女孩在新年一月一日的活動之一。玩的時候，木板打到羽毛毽子會發出喀漆喀漆的聲響）的聲音，就會湧現新年來了的實感。但是，我居住的世田谷一帶，穿著新年妝扮的女孩玩著羽毛球的聲音，卻是很久不曾聽見了。……不只是小孩玩的遊戲而已。本書中所收的江戶時代的習俗，現在大概都不太舉行了。即使還被保留著的習俗，其實也只徒存形式而已。

《江戶年中行事圖聚》

因此三谷一馬將江戶時代一年中的習俗、節慶活動，按照日期排序，成為《江戶年中行事圖聚》一書。

這本書在昭和 63 年（西元 1988 年）首次印刷出版，後來在平成 10 年（西元1998年）再度出版成便於攜帶的口袋書（日本稱為「文庫本」）。

書中介紹的習俗活動，很多也為現代外國遊客所熟知，例如：三月女兒節、相撲、七夕祭、神田祭等等。雖然許多傳統節日仍保留著，但在西洋化之後，廢除舊曆改採新曆，舊曆的節日則按照原日期直接轉成新曆，比如一月一日的新年，在日本不像臺灣有跨年倒數晚會等等類似派對的活動，而是要在家吃跨年蕎麥麵、雜煮湯等年節料理的日子。

此書中，三谷一馬蒐集了葛飾北齋、歌川豐國等浮世繪名家的作品，共91幅，由他的親手重繪，同時也蒐集了關於這些活動的文字記載。記載的內容許多是訓讀漢文，與現代日文有些差距，對於外國人而言不是容易理解的文章。

葛飾北齋著名的作品：富嶽三十六景：《神奈川沖浪裏》（神奈川海邊的大浪）

不過僅僅是看著浮世繪的圖像，想像江戶時代的樣貌，每個讀者在自己的想像中，建構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復刻版日本，如此，《江戶年中行事圖聚》也能看作一本另類的旅遊導覽書吧。

另一方面，透過閱讀這樣子整理傳統習俗的書，也是一個讓我們回首看看自身的傳統習俗的契機，在每個讀者的腦內，現代的日本、現代的臺灣、江戶的日本、十九世紀的臺灣，這四者穿越時空的交會碰撞如此炫目光彩。

作者簡介：清華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畢業。因為指導教授一句「你有沒有想要留學」，開啟了日本儒學研究之路。覺得江戶時代是日本最有趣的時代，剛好很幸運，現在就在江戶留學。

作者： 馬丁‧萊恩斯（Martyn Lyons）

在歐洲，拉丁文是法律、科學和教會的語言。

1501年之前印刷的書有個特殊名稱叫「搖籃本」（incunabula，拉丁文「搖籃」的意思），而在這些書中，拉丁文書籍占了77%。一開始，印刷術的發明大幅提昇了拉丁文書籍的產量，尤其是教會使用的宗教書籍。1546年，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將《拉丁文通俗譯本》（Latin Vulgate Bible）訂為聖經的唯一正統版本。

將《拉丁文通俗譯本》（Latin Vulgate Bible）訂為聖經的唯一正統版本的特利騰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
（Source: wikipedia）

1570年代在德國出版的書籍依然有70%是拉丁文，其中大約四分之三是宗教著作。當時的拉丁文是一種共通語言，讓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知識分子得以溝通。當伽利略（1564至1642年）於1610年代開始以義大利文而非拉丁文撰寫他的科學著作時，他的國際讀者怨聲載道。

然而，拉丁文的至尊地位還是被兩股強勁的潮流緩緩侵蝕了。

其一是主權國家的獨立力量，他們看出推動本國語言能帶來政治優勢。其二則是新教主義。1539年，法國國王法蘭索瓦一世頒布了《維萊科特雷法令》，規定所有的官方文件都要採用法文而非拉丁文，儘管他大部分的子民依然這兩種語言都看不懂。

在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跟教皇鬧翻之後解散了修道院（1536-41年），此舉破壞了拉丁文書籍生產的一個最大客源，因此嚴重打擊了拉丁文的印刷文化。事實上，此後有將近一個世紀時間，英國都沒有再印刷任何重要的拉丁文作品，而文具商公司也在1625年刪掉了所有的拉丁文股份。

宗教改革運動推動了方言印刷品的傳播。

新教徒領袖認為，所有的基督徒都應當能夠讀到《聖經》的訊息，而且是以他們自己的語言。第一份被人從拉丁文翻譯成方言的重要印刷品就是《聖經》。《新約》通常先出版，因為它比《舊約》短，較好翻譯，而且比較接近基督教日常神學的重心。1526年出了一本荷蘭文的《聖經》，而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的英文版《新約》也在同一年從歐陸傳到英國。接下來40年裡，荷蘭文《聖經》總共再版了40次。

很多法語版的《聖經》都是從路德教派重鎮（例如史特拉斯堡）和喀爾文教派重鎮（例如日內瓦）進口到法國的。

第一本國內製作的法語版《新約》於1523年由勒菲弗・戴塔普勒（Lefèvre d’Étaples）出版，之後的十年內，他也成功出版了完整的《聖經》。在宗教改革時代早期，發行方言版《聖經》具有政治風險，因為天主教會將之視為異端，而政府則將它們跟反叛運動連上關係。在英國，廷代爾的聖經就被焚燒了好幾次，他自己則在1536年死於火刑。

然而到了1541年，當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在政治上更加穩固之後，英國君王就開將方言《聖經》視為有用的工具，可以鼓勵國家團結、鞏固王室凌駕於教會之上的至高地位，因此下令每一個教區教會都要有一本。《欽訂版聖經》（King James Bible）於1611年出現，取代了之前的英文譯本。但它要價高達2英鎊，貴得讓人摸不起，除非讀者只購買個別章節，或是購買較小本、人稱「拇指聖經」的濃縮版。

路德的《聖經》

馬丁・路德的德文《聖經》在宗教改革史上擁有特殊地位。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Source: wikipedia)

它比其他任何書籍更能代表路德派的「信徒皆祭司」理想，在這樣的世界，普通人也能自行查閱上帝的話語，不需要神職人員的引導與詮釋。然而實際上，路德主義的傳播還是得仰賴除了德文《聖經》之外的其他出版品，因為德文《聖經》過於昂貴，還無法讓所有信徒都買得起。

路德的《聖經》並非絕無僅有：在他之前就已經有過另外18個德文版本。

但這些較早的譯本通常採取非常字面化的翻譯方式。路德的翻譯跟前人的作品不同，很多不同德國方言的使用者都能夠看懂。他先在1522年出版了德文版的《新約》。他翻譯只花了11個星期，六個月內就印刷完成。出版後的兩年之內，它在維滕伯格就再版了14次，接著又在奧格斯堡、萊比錫、史特拉斯堡和巴塞爾再版了好幾十次。把《舊約》翻譯成德文就困難多了，路德又花了12年才完成。

路德的《聖經》是當時的暢銷書。在路德本人於1546年去世之前，他的《聖經》就再版了好幾百次，共出了大約20萬本。但這本書對大部分路德派信徒而言還是太過昂貴，況且當時也還只有3~4%的德國人識字。

在1534年，一本未經裝訂的完整版德文《聖經》要價大約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薪水。教會、牧師和學校會購買德文《聖經》，這符合路德的用意。德國某些親王國的政府下令每一個神父跟教區都要有一本，藉此提高銷售量與流通率－－例如黑森和布蘭登堡就是這樣。

讓每一個農民的小屋裡都有一本德文《聖經》的理想還無法成為事實。但在斯堪地那維亞和信奉喀爾文教派的荷蘭，狀況就不同了，因為人們的閱讀能力較為普及（儘管書寫能力未必如此）。在這些地區，印刷業者發現製作小小的八開本有利可圖，因為它們攜帶方便、普通家庭也能使用。在1520至1566年間，大約每25個說荷蘭語的人當中就有一人擁有《聖經》。在17世紀的新英格蘭，擁有《聖經》這件事應該也比在現代早期的德國普遍許多。

馬丁路德1534年的聖經。
（Source: wikipedia）

因此，德文《聖經》並不是路德教義的主要媒介。

改革運動讓印刷業者忙於印製大量的傳單、小冊子、教義問答集與單頁的全開報（德文Flugschriften，「宣傳單」的意思），而改革運動的敵人也以牙還牙，掀起一場小冊子大戰。這些全開報上面印有粗糙的木版畫，將路德的訊息傳遞給不識字的人，它們把教皇描繪成巴比倫的妓女、把路德描繪成善良的牧羊人、把神職人員描繪得腐敗又頹廢。

1518至1525年間，大約有300萬份小冊子在德國流通－－而當時德國的總人口數也不過1300萬而已。路德的《致日耳曼貴族書》（Appeal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1520年）初版就印了4000份，幾天之內就銷售一空。後來又再版了16次。

跟其他許多16世紀的作者一樣，路德也很懊惱地發現自己失去了出版品的控制權。德國和瑞士各地的缺德印刷業者嗅到好商機，紛紛盜印。在這個過程中，他的文章被刪節、修改、扭曲。

在早期的印刷世界，作者將任何版本的作品斥為非法都是徒勞無功的事──總還是會有人印，而且不會受罰。

本文摘自大石國際文化出版之《書的演化史：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

●從最早的莎草紙到電子書的誕生，
本書帶你一探書本——
這項主宰人類思想傳播的科技於這2000年來的發展脈絡。
●除了回顧書的歷史之外，
本書亦探討書籍於各國發展出來的文化，
例如中美洲的抄本、日本漫畫、歐洲以外的書市

●收錄近百張全彩精美照片，
並以帶有連貫性、脈絡清晰的篇章回首書本的歷史與演進

一百年前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國家形式的轉變、革命運動、女權興起與美國勢力崛起，深刻影響了之後的世界。儘管，一戰被視為歷史中重大的悲劇，但身在其中的人往往未能理解戰爭的災難性全貌。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的《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個人史》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個人生命史。

1918 年 11 月，歐洲各國決定停止戰爭，終結這場常達四年，人們統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混亂期。「大戰」之名並非毫無根據，除了戰場遼闊，參戰人數也相當驚人，交戰雙方投入七千萬兵力參戰，將近半數的士兵傷亡，如果再加上在戰爭中受到波及的平民大眾，將遠超過此數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交戰雙方。黃色為中立國。

長久以來，戰爭的原因及其帶來的影響，一直是各領域史家關注的焦點，但要好好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並不容易，因為牽涉範圍甚廣，每個國家皆有不同的發展背景，但我們還是有一些可依循的脈絡。

一戰前夕的歐洲雖然極為繁榮，各國之間檯面上也大致保持和平狀態，但檯面下彼此之間的關係其實相當緊繃。民族主義高漲、海外領地的衝突，或是國家經濟戰略地位的競爭等各種因素，層層交疊於歐洲大陸。像是英、法兩國一直對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保有警覺心，對英國而言，他們擔憂德國在各方面的迅速成長，很有可能會取代英國的地位；對法國而言，德國的威脅更為直接，畢竟在 1871 時，首都巴黎就輕易落入普魯士（德國前身）軍隊手中。

更危險的是，各歐洲大國的統治集團，甚至是大多數民眾並不畏懼開啟一場戰爭。

19 世紀歐洲的經驗告訴他們，戰爭如果不是時間短暫，就是僅侷限於有限範圍內，對日常生活不會有太大的破壞。開戰前的歐洲外交局勢，早已充斥各式各樣的外交算計，各種結盟條約或軍事協定，都讓每一個主要國家難以迅速抽身。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歐洲各國才真正意識到，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也將戰爭規模擴大到原先難以想像的程度。進步的資訊與物流條件，使得大量兵力得以迅速投入戰場，並配備工廠大量生產的槍械彈藥。

然而，戰後歐洲經此重創，生產力與消費力大幅衰退，更向美國欠下大筆負債，雖曾看到經濟復甦的曙光，卻被後來的經濟大恐慌所掩蓋，上個世紀的繁榮宛如過往雲煙。

幾乎在戰爭中完全被摧毀的法國市鎮沃德旺當盧（Vaux-devant-Damloup）

本文所要引介的彼得‧英格朗（Peter Englund）的《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以下簡稱《美麗與哀愁》），將我們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例如戰況的慘烈、物資極度缺乏、後方民眾的不滿，或是俄國大革命的爆發等，編織在十多位主角所留下的日記或家書當中。英格朗就像導演，根據實際戰況進程，適時將每一個人的經驗引導出來，放棄以宏觀視野重現大戰，反而是將焦點縮小至以個人為單位，透過他們的眼睛看看當年的大戰。

科戴(Michel Corday)。

英格朗觀察的對象跨越雙方陣營，有一般平民，也有親上戰場的士兵，因為身處其中，他們的故事能給予讀者的衝擊，絕對不下於任何一份嚴謹的學術成果。1914 年 7 月戰爭爆發，不久後法國也參戰，當時一位名為科戴（Michel Corday）的法國官員痛苦地看著戰爭蔓延，他在 10 月 25 日的日記寫下：

由戰爭的爆發所引起的每個念頭與事件，都像是一道痛苦而致命的打擊，粉碎了我內心的深切信念：亦即對於人類持續不斷進步，不停邁向更大幅祉的信念。我從來沒想過這樣的事情竟然會發生。我是說，我的信念徹底破滅了。自從我懂得思考以來，就一直懷抱著和平繁榮的理想，但戰爭的爆發卻將我從這場美夢中驚醒了過來。

當然還是有許多人歡天喜地迎接戰爭到來，甚至急忙從軍，深怕戰爭會在他們上戰場前就已結束，年輕的英國士兵波拉德（Alfred Pollard）便是如此。他在 1917 年回想：

（戰爭剛爆發時）我當時還是個孩子，以充滿希望的樂觀態度看待人生，並且把戰爭視為一場有趣的冒險。我看見被我們炮火擊斃的德軍屍體，不禁對那些英年早逝的士兵深感憐憫。

但在經歷過各大小戰役後，波拉德也逐步喪失對生命的關懷，變成一個沒有情緒的機器。他繼續寫道：

現在，我已是個男人，對於戰爭在短期內結束已經不抱希望。我看著一條滿是屍體的壕溝，卻一點感覺都沒有。我不覺得憐憫，也不對自己可能會加入他們的行列感到恐懼，也不對殺害他們的兇手感到憤怒。我完全無動於衷。我只是個機器，盡力完成我受到指派的工作。

這些芸芸眾生的故事，使我們可以更進一步體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是歐洲三大帝國的瓦解，或一連串會戰的名稱，還有無數的悲劇，甚至是不明所以的鬧劇。

每個人眼中所看到的大戰當然不盡相同，但都同樣真實。

法國遊戲廠商育碧蒙彼利埃（Ubisoft Montpellier）曾在 2014 年時，發行以一戰為背景的遊戲《英勇之心：偉大戰爭》（Valiant Hearts: The Great War）。這是以小人物為主角的遊戲，玩家扮演一位來自鄉村的法國士兵，歷經各種危難後，才終於找到在戰前被驅離的德國女婿。兩人雖因戰爭分為敵對陣營，仍不斷照顧彼此，只為了在戰場上生存。這款遊戲不讓玩家扮演英雄角色，協助自己的國家贏得大戰；而是以平凡人物的視野，說出一般大眾在這場戰爭中想奮力抵抗的無力感。

《英勇之心：偉大戰爭》遊戲封面。
版權所屬：Ubisoft Montpellier / Ubisoft

遊戲結局相當沉重，在 Youtube 搜尋 Valiant Hearts ending 可看到許多玩家痛哭的影片，所幸遊戲公司仍留下一小段可讓人稍感欣慰的發展。人物故事雖為虛構，《英勇之心：偉大戰爭》卻比任何一部學術著作，更能重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氛圍，可說是近幾年來相當不凡的傑作。

《美麗與哀愁》如同《英勇之心：偉大戰爭》，不僅希望讀者認識，更能「感受」何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拓另一個觀看視野。不過值得特別強調，這並不代表《美麗與哀愁》的呈現方式更值得推崇。想完整瞭解這場大戰的讀者，其實難以在這本書中獲得完整資訊。

然而，任何一本歷史性作品都像瞎子，努力探索名為歷史的大象；不同敘事角度未必有所衝突，反而是具備相輔相成的關係。本書試圖在知性與感性之間尋找合適的平衡點，用不同於許多史書的角度，向眾人述說百年前的那場大戰，以及受人忽略的個人生命史。

《美麗與哀愁》的末頁，放上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留下的文句，寫的是他在醫院聽到戰爭結果的錯愕，認為他所熱愛的德國就此任由英、法宰制。他說：

我的仇恨在那些夜裡不斷增長，痛恨那些造成此一惡果的罪魁禍首。…我決定成為政治人物。

如同許多人所知，大戰後的英、法出於畏懼、擔憂與忌妒，對德國施加相當嚴厲的制裁，營造了希特勒崛起的空間，不久後再啟另一場世界大戰。如果人們真的有從上一次大戰學習到教訓，也學的不夠快、不夠多。

我們可以慶幸，甚至帶點自豪的心態想想，二戰之後人類世界從未發生過可與此相比的大戰。比起過去，我們更有能力抽離那段混亂局勢，從而冷靜看待當年的大戰。

當初引發戰爭的人事物早已是過往雲煙，但過去的記憶依然重要，即時未曾明示更美好的世界，至少能提醒我們別走上同樣道路。回顧百年前的那場大戰，那些曾參與其中之人所留下的記憶，無論在何時都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

作者：苦悶中年男

面對疾病，無論在醫學方面或道德倫理方面，人類永遠有值得更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因為工作的關係曾經接觸過台灣有關傳染病調查的作業，對於傳染病認定的嚴謹與對於個案隱私的保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竟牽涉到公共衛生領域的事務與公眾的利益有著極高度的關連，任何的誤判或不必要的訊息都可能導致民眾恐慌等後果，不能不謹慎對待，而將時間退回到百年前的紐約，一起與傷寒相關個案的處理過程以今日的標準看來的確值得人們深思。

一九零六年的紐約，華倫先生一家居住在紐約長島牡蠣灣租來的豪宅別墅中，透過仲介介紹了一位婦人瑪麗．馬龍擔任家庭廚師，除了來自愛爾蘭之外，沒有人清楚瑪麗的背景，但她懂得分寸，勤快而守規矩，低調而謙遜，燒得一手好菜，總是將廚房打掃的一塵不染，而且個人外表健康明亮，從來不曾因病請假，深受雇主的喜愛。

瑪麗到職後幾周，華倫先生的幼女突然發燒，原本父母不以為意，但是當高燒不退，並且開始出現幻覺，接著腹瀉，出疹子的症狀接連出現，父母開始緊張，果然醫師證實女孩感染了傷寒，不久之後，家中陸續又有五人發病，當時的傷寒死亡率偏高，華倫先生懷疑是飲用水源遭到感染引起這一場傳染病，於是立即退租，一家人回到紐約市的住家以避免感染的情況擴大，而廚子瑪莉也逕行離開了。

出租房屋的屋主擔心這一來屋子將難以再租出去，於是找來衛生單位尋找原因，衛生單位將別墅上下翻遍都沒能找到感染的病菌，一切看似正常，於是以原因不明結案，但屋主不願接受，於是找來有「流行病鬥士」之稱的衛生工程師喬治．梭普接手，希望能有所突破。

經過相同且更加複雜的調查程序，梭普一一排除可能的感染途徑，依舊毫無收穫，最後終於發現每個感染的個案都是獨自感染，彼此之間沒有關聯，表示感染來自有機會與這些人接觸的特定對象，而排除掉種種對象的嫌疑之後，唯一的變數指向曾經擔任廚子的瑪麗，這一調查果然發現問題，瑪麗曾經工作過的家庭竟然有著驚人的感染率，除了少數因為曾經感染過而具有免疫力的人之外，幾乎無一倖免。

一八九九年，喬治‧梭普博士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礦業學院，其後擔任衛生工程師，對流行病學充滿使命感，自詡為「流行病鬥士」。

梭普認為瑪麗是帶菌者，多次將傷寒傳染給他人，找到瑪莉後他希望將瑪莉帶回治療，但身強體壯的瑪莉自認健康不願配合，並且設法脫逃，幾番折騰之下，梭普會同衛生局及警方以強硬的手段制服瑪莉，採集檢體，並且送到偏遠的北兄弟島醫院隔離治療，與麻疹、天花、結核病等不同傳染病的患者一同囚禁在島上，並且和其他病患隔離，顯見他們對於可能傳染傷寒的瑪麗多所顧忌。

「傷寒瑪麗」（Typhoid Mary）被監禁隔離的消息。圖片來源：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8505

找出「健康帶原者」瑪麗造成多人感染個案的梭普成為公共衛生的大功臣，而他自己也將此視為一大成就，透過發表論文及演講等方式大肆宣傳，累積自己的名氣，這一來也造成大眾的好奇，雖然一開始瑪麗的資訊被隱藏保護，但沒有多久，嗜血的媒體就找出瑪麗的真名，取得她的相片，以「傷寒瑪莉」稱之，並且不斷試著要到島上訪問她，以一個自認無辜之人平白無故的受到囚禁已經是充滿了震驚與訝異，憤怒與痛苦的情緒充滿瑪麗的內心，她只能不斷在體制內求得平反，試圖替自己洗刷惡名，重返社會。

在不得再擔任廚師的條件交換下瑪莉終於獲釋，但一向靠著廚藝維生的瑪麗沒有其他謀生能力，只能隱姓埋名重操舊業，這一次命運仍然沒放過她，因她而引起的傳染再度爆發，這一次被逮捕之後，瑪麗一輩子就只能在島上度過，再也沒能離開。

傷寒瑪麗的案子引發出許多的討論，最直接的就是未經當事人同意而採集檢體，在沒有足夠的法律基礎下的拘留行為，以及後續的種種治療用藥方式是否恰當，但這些行為又是因為可能導致大眾利益的損害而起，在相關醫學及公共衛生領域的發展尚未完整之前，可以說是兩難的抉擇，但如同書中所述，當瑪莉這第一位健康帶原者被發現後，人們開始注意到其他的健康帶原者，但後來的帶原者都沒有受到跟瑪莉一樣被囚禁或成為眾人有色眼光下的焦點，不得不讓人認為，瑪麗是人類在傳染病的恐懼威脅下的犧牲品，甚至是性別、種族的某種歧視。

《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以報導文學呈現瑪麗的故事，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也能感受到瑪莉當時所遭受到的不平待遇，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了保障病人隱私權的法案，世界許多國家也逐漸有了相關的觀念，或許發生在瑪麗身上的悲劇不會再度重演，但人類對於未知的領域仍然有許多的不解，藉由瑪莉的故事，我們得以省思當面對未知，當個人權益與公眾利益衝突時，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從不同的角度來保護雙方，面對疾病，無論在醫學方面或道德倫理方面，人類永遠有值得更進一步努力的空間。

作者簡介：有好書、電影、美食、網路陪伴的苦悶中年男子。
本文轉載自：「苦悶中年男的情緒出口」。

作者：陳團英（TAN TWAN ENG）

我叫張雲林，一九二三年生於檳城，馬來半島西北岸的一座島嶼。父母親是在英國海峽殖民地出生的海峽華人，用的語言主要是英語，我的名字是他們請一位詩人朋友取的。

第一個字張，是我的姓，表示我的家族。如同在生活裏頭，我們必須以家庭為先。那是我所接受的教養。我從沒改過我自己的姓名，即便我在英國念書時，也不曾為了方便而取過英文名字。

我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來到馬久巴茶園。那天火車在打巴路車站進站時已經遲到兩小時，因此我由車廂窗戶瞥見麥格納斯‧普特里厄斯的身影時，不由得鬆了口氣。

他坐在一張長椅上，膝上放著疊好的報紙，火車一停，他就站起身來。他是月台上唯一一名戴著眼罩的男子。我踏出車廂，向他招手，走過載著兩挺機關槍和士兵槍手的魏克罕車廂。自我們離開吉隆坡起，這節裝有軍火的拖車車廂就一直護送我們的火車。汗水讓我的棉襯衫貼在背上，我推開穿著卡其制服的年輕澳洲士兵，不理會他們的口哨和鬼臉。

麥格納斯把圍上來騷擾我的淡米爾搬運工人趕開。「雲林，」他邊說邊拿起我的袋子，「這就是你全部的行李？」

「我只待一個星期。」

他已經六十好幾，雖然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他比我高半呎，有著這個年紀男人常有的福態。他的頭髮已禿，兩側的頭髮也花白了，剩下的一隻眼睛深陷在皺紋裡，卻藍得驚人。

「抱歉讓你久等了，麥格納斯，」我說道，「我們得停下來應付無窮無盡的檢查，我猜一定是警方接到通風報信，知道有人埋伏。」

「啊，我知道你會晚到。」他的口音─母音縮短不捲舌，雖然在馬來亞待了四十多年，依舊不改。「站長有廣播。還好沒有遭到攻擊？」我跟著他穿過圍著車站鐵絲網籬的門，來到芒果樹下一輛橄欖綠的路華車前。麥格納斯把我的旅行袋丟進後座，我們爬進車裡，向前行駛。

在遠處的石灰岩山丘上，濃密密的烏雲匯聚在一起，彷彿等到黃昏便要用大雨錘打大地。打巴的大街一片寂靜，華人商店的木製百葉窗─上面漆著保濟丸胃腸藥和虎標萬金油的廣告，都已放下來遮擋午後的陽光。在通往幹道的交岔口，麥格納斯停了下來，好讓軍車先行：裝上機關槍架的偵察車、體型龐大的裝甲運兵車，和滿載士兵的卡車。他們往南朝吉隆坡行駛。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我說。

「晚間新聞應該會播報。」

就在道路往山上攀爬之前的安全檢查哨，一名馬來員警放下了鐵柵欄，命令我們下車。另一名在火車路堤後方的員警把一挺布倫輕機槍的槍口瞄準我們，第三名員警搜索我們的車子，並且把一面裝有輪子的鏡子推到車底下。

布倫輕機槍(Source: wikipedia)

那位叫我們停下來的員警命令我們拿出身份證件，他對我搜身，卻放過麥格納斯，這教我怒火中燒，我懷疑他拍在我身上的雙手沒有像平常那麼唐突，是因為我不像他們常見的典型華人農婦，而且因為有麥格納斯在場，他是個白人，或許也起了威懾作用。

在我們身後，一名騎著腳踏車的華人老嫗被勒令下車，她戴著一頂斗笠，沾上了橡膠乳膠的黑色棉褲已經乾硬。一名員警在她的藤籃中四處翻查，拿起一個鳳梨。「求求你啦！求求你啦！」這名婦女用馬來語懇求。員警拉開鳳梨的上下兩端，鳳梨頓時一分為二，藏在挖空果瓤部位的生米便流了出來。當員警把這老婦人拉進路旁的茅屋後，她的哀嚎也益發響亮。

「聰明。」麥格納斯朝路上那堆米點點頭說。

「警察有一次抓到一個割膠工人由村子裡走私糖。」我說。

「放在鳳梨裡面？」

「他把糖溶進水壺的水裡。那是我最早起訴的一批案子。」

「你辦過很多那樣的案子嗎？」他說，員警升起柵欄，揮手讓我們通過。

「多到接到死亡威脅，」我說，「這也是我辭職的原因之一。」

再駛了不到半哩，我們在一排卡車後面停了下來，車上的防水帆布全都掀了開來，瘦成皮包骨的華人工人坐在一包一包裝米的麻袋上，用破舊的竹扇搧涼。「還好，我本來擔心我們錯過了護航隊。」麥格納斯說，一邊把引擎熄火。

「我們爬山會慢吞吞了。」我看著那一排汽車說。

「沒辦法，孩子。但至少有人護送。」麥格納斯說，他指著車隊最前方那兩輛武裝的偵察車。

「最近在金馬崙高原常發生攻擊事件嗎？」

自馬共對政府發動游擊戰以來已經三年了，英國政府高級專員不得不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場戰爭還沒有終止的跡象，政府稱為「CT」─或者更直截了當地稱為「共匪」的共產黨恐怖份子依舊不時攻擊橡膠園或錫礦場。

金馬崙高原(Source:Yann Pinczon du Sel@Flickr)

「他們曾經埋伏攻擊巴士和軍車，上週卻在種菜的農場上現身，放火燒了房子，還殺了主管，」麥格納斯說，「你來拜訪我們，挑的時機不對。」

陽光從前方的車輛上反射，我搖下車窗，但湧進來的只有一股從閃閃發光的路面刮來的熱風。就在等待之時，我們後方也有愈來愈多的汽車停下來。十五分鐘後，我們開始移動。為了安全起見，路上的灌木全都被砍掉了，樹林也被砍倒，只留下窄窄的一片樹樁。路旁遠處，在原本樹林的涼蔭之下，原住民的長屋架在高高的支柱上，就像被洪水沖上岸的方舟。一名穿著沙籠的老嫗蹲在樹樁上望著我們，敞著胸部，嘴唇塗成亮紅色。

竹叢朝路中央傾斜，光線被過濾成淡黃色的斑塊。一輛超載了包心菜的卡車歪歪斜斜地由對面駛來，把我們推向路旁的岩壁；只要我一伸手，甚至可以碰到生長在上面的一叢蕨類植物。氣溫還在繼續下降，只有在陽光下打盹的那一小段路較為暖和。車子駛到依斯干達瀑布，水氣在我們周遭張開了沙沙作響的網，由山巔一路襲來的濕氣，夾帶著樹木、樹皮和泥土的強烈味道，滌蕩著我們。

依斯干達瀑布(Source:Dustin Iskandar@Flickr)

我們在一小時後抵達丹那拉打，高岡上的一棟紅磚建築物監視著入村的道路。「你也許想四處看看，不過要記得村子的大門會在六點鐘關閉。」麥格納斯說。

霧氣已經籠罩我們前面的卡車，它變成了灰色而沒有形狀的龐然大物。麥格納斯打開頭燈，把世界化為一片暈黃色的混沌，等我們離開大街之後，視線才變得比較清楚。

「那是『綠牛』，」麥格納斯說，「找一天傍晚我們去那裡喝點東西。」我們加快速度，經過丹那拉打高球俱樂部。我用眼角餘光看著麥格納斯，疑惑他和妻子怎麼度過日軍占領時期。他們和許多住在馬來亞的歐洲人不同，在日軍來的時候並沒有撤退，而是留在他們的家裡。

「我們到了。」他說，我們在進入馬久巴茶園時放慢了車速。花崗岩門柱上原本裝鉸鏈的地方，現在都是空蕩蕩的洞孔，就像被拔掉了牙齒一樣。「日本佬把門拆走了，我沒辦法裝新的。」他氣憤地搖頭。「戰爭已經結束了幾年？六年了？我們還是缺乏物資。」

山腰上遍植茶樹，因為幾十年來的採摘，已經剪成方形的樹籬。工人在及肩高的茶樹之間走動，用飢渴的指頭採摘著葉片，一把一把地丟進綁在他們背後的藤籃裡。空氣裡隱約漂浮著一股香草的氣息，更像味道，而非香氣。

「是茶的味道吧？」我深深地吸氣。

「山的芬芳，」麥格納斯答道，「每一次我離開，最想念的就是這個。」

「這地方看起來沒有因日本占領而受到太大的破壞。」

麥格納斯聽出我口氣的苦澀，繃緊了臉。「我們在戰後花了很多力氣重建。我們很幸運，日本人需要我們繼續生產。」

「他們沒有拘禁你和你太太吧？」

「有，從某個方面來說，他們有，」他帶著辯護的意味說，「陸軍高階軍官搬進我們家來，我們住在用籬笆圈起來的圍場。」他按了一下喇叭，一名誤入馬路的採茶工跳回草地邊緣。「每天早上我們都被趕到斜坡上和苦力一起採茶，但我不得不說，日本鬼對我們比英國人對我的同胞好。」

「所以到現在你已經兩度遭到拘禁。」我說，我想起他參加過波爾戰爭，那時他應該只有十七八歲，大約是我被拘留的年紀。

「現在我又陷入另一場戰爭。」他搖搖頭。「我命中註定如此，不是嗎？」

這條路帶我們更快進入莊園，七彎八拐地上坡，直到我們來到兩旁種了尤加利樹的長車道上，車道呈漏斗狀通往環形的池塘造景，一排鴨子在水面上浮游，襯托著屋子的倒影。環繞屋子四周的鐵絲網圍籬教我想到我被關的拘留營。

「這是南非開普敦荷蘭式的房子，」麥格納斯誤解了我臉上的不自在，他解釋說，「在我們那裏很常見。」

「名庫爾卡哨兵急匆匆地由衛兵哨跑出來開門，兩隻棕色的大狗跟著車子輕快地奔跑，麥格納斯開車繞了屋子一圈，往後方的車庫而去。「別怕，牠們不會咬人。」他指著牠們們背脊上那一道暗色毛髮。「羅德西亞脊背犬。那隻是布洛克斯，比較小的那隻叫畢特果。」

在我看來兩隻都差不多大，牠們的鼻子又冷又濕，我爬出車外，牠們嗅著我的小腿。「過來，過來。」麥格納斯一邊說，一邊舉起我的行李袋。他走到前門草坪時停了下來，張開一隻手臂說：「馬久巴屋。」

這棟平房的外牆漆成白色，襯托著白屋頂垂下來的黑色蘆葦。四面相隔很遠的大窗占據了前面的每一側牆面。木製的百葉窗和窗框是藻綠色，門廊上貼著一塊空心的山形牆，上面是樹葉和葡萄的圖樣。窗邊生著高枝花朵，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天堂鳥，它們紅和橘以及黃色的花朵教我想到在我被關的拘留營中，有個日本衛兵特別愛摺的紙鶴。我想將這記憶甩脫。

天堂鳥(Source: wikipedia)

屋頂上，風吹著一面旗子，我不認識那橘、白、藍和綠的寬條紋。「四色旗，」麥格納斯順著我的視線，向我解說，「川斯瓦的旗幟。」

「你不把它拿下來？」政府去年已經禁止懸掛外國旗幟，以防馬來亞共黨懸掛中共國旗。

要拿可以，他們得先把我幹掉。」

他進房之前並沒有脫鞋，我也依樣畫葫蘆。

門廳的牆壁漆成白色，黃色的原木地板在窗戶透進來的夕陽照射下更顯潤澤。起居室牆壁上的一排畫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走近前去看個仔細。那些畫畫的是山中的景物，一片荒蕪，連綿天際。「這是托馬斯‧貝恩斯的畫。那邊畫著藍桉樹的平版畫，則是皮耶尼夫的作品，來自開普敦。」麥格納斯似乎對我感興趣這件事很高興。

一個倒影落在畫框裡；我回過身來，看到一名四十多歲的華人婦女，她花白的頭髮向後梳成一個髻。「這是我老婆艾蜜麗。」麥格納斯說，一邊在她臉頰上吻了一下。

「我們真高興你能來這裡，雲林。」她說。一件寬鬆的米黃色裙子使她細瘦的身材顯得不那麼單薄，她的肩上披著一件紅色的開襟羊毛衣。

「菲德瑞克呢？」麥格納斯問道。

「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的那間平房裡，」艾蜜麗說，「我們的客人看起來累了，老公，她今天很辛苦，先別炫耀你的屋子，帶她去她房間吧。我要去診所─木叔的太太被蛇咬了。」

「你打電話給楊醫師了嗎？」麥格納斯問道。

「當然啦，他已經來了。雲林，我們等下再聊？」她向我點點頭，然後走了出去。

麥格納斯領我沿著門廳走。「菲德瑞克是你兒子？」我問，我想不起來曾聽過有關他的任何事。

「我侄子。他是羅德西亞非洲步槍隊隊長。」

屋子裡處處是麥格納斯家鄉的紀念品─某個非洲部族織的赭黃小地毯，由水晶瓶伸出的豪豬刺，正在追逐看不見之獵物的兩呎長花豹銅雕。我們穿過房子後面東翼的一間小房間，比壁櫥大不了多少，一架收音機占據了半張窄桌。「我們靠這個和其他農場聯絡，共產黨把我們的電話線剪斷太多次之後，我們受不了，弄來這些東西。」

我的房間在通道的最後一間，牆面，甚至連牆壁上的開關都漆成白色，有幾分鐘我以為自己又回到了怡保中央醫院。桌子上放著一瓶我從來沒有在熱帶看過的花朵，色澤乳白，有著喇叭的形狀。我用手腕摩擦其中一枝花朵，觸感彷彿天鵝絨一般。「這些是什麼花？」

海芋(Source:eva_ben@Flickr)

「海芋。我請人把球根從開普敦寄來，」麥格納斯說，「它們在這裡長得很好。」他把我的旅行袋放在柚木櫃旁說：」你母親怎麼樣？有沒有進步？」

「她完全迷失在自己的世界裡。再也不問我雲紅的事了。」就某方面來說，我覺得高興，但我並沒有告訴他這點。

「戰後那段日子，你們該來這裡休養。」

「我在等大學的回音。」

「可是為戰爭罪行法庭工作─在你身上發生這些事之後？」他搖搖頭。「我很驚訝你父親竟然答應。」

「只不過三個月而已。」我停了下來，然後說：「整個戰爭期間他都沒有我和雲紅的消息，當他看到我時，不知道該怎麼辦。在他心目中我早已死去。」

那是我這輩子唯一的一次看到父親哭泣，他老了好多，但我想我也一樣。我父母親已經離開檳城，搬到吉隆坡。在新家裡，他帶我上樓去母親的房間，走起路來一跛一跛，戰前並沒有這樣。母親沒有認出我來，因而背過身沒有搭理我。幾天之後她想起我是她女兒，但每一次她看到我，都一直問我雲紅的事─雲紅在哪裡，什麼時候要回家，為什麼還沒有回來。過了一陣子我變得不敢去探望她。

「我最好還是離開家，找點事讓自己忙起來，」我說，「父親雖沒說出口，但他也是這麼想。」

在吉隆坡爭取戰爭罪行法庭助理研究員的工作並不困難─老實說，這個職位和職員沒什麼兩樣。戰爭裡有太多人非死即傷，等日本投降後，英國軍事行政管理處人手短缺。然而記錄日本皇軍受害人的證據對我的影響遠遠超過預期，看到受害人說到他們所承受的暴行而崩潰，使我意識到自己也需要從經歷中復元。接到劍橋大學格頓學院的入學許可時，我十分欣喜。

「到最後究竟有多少戰犯？」麥格納斯問道。

「新加坡和馬來亞合起來，共有一百九十九人判了死刑─但最後只有一百人被吊死。」我說，我抬眼望著浴室，它明亮而通風，地板是冰冷的黑白格子棋盤磁磚。一個四腳浴缸靠在牆邊。「我去格頓學院前，只親眼看到九個人行刑。」

「我的老天爺。」麥格納斯看起來有點驚嚇。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他打開櫥櫃旁的門，要我跟他到房間外面去。屋後是一條碎石路，引著我們穿過廚房，走到一個寬敞的露台和精心照料的草坪。草坪中央是一對大理石雕像，矗立在各自的底座上，彼此面對面。乍看之下，它們似乎一模一樣，連飄揚在底座上方的衣褶都一樣。

「這是我在一個老農民和他十五歲的情人私奔之後，用便宜得離譜的價錢向老農民的太太買的，」

麥格納斯說，「右邊那個是尼莫斯妮，你聽過她嗎？」

「記憶女神，」我說，「另一個女人是誰？」

「當然是她的雙胞胎姊妹，遺忘女神。」

我望著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開我玩笑。「我不記得有這樣的女神。」

「啊，你記不得不就正好證明她的存在嗎？」他咧著嘴笑。「說不定她存在，只是我們忘記了。」

「那麼她叫什麼名字？」

他聳聳肩，兩手一攤。「你看，我們連她的名字都記不得了。」

「她們倆並不完全一樣。」我邊說邊靠近她們。尼莫斯妮的五官很明顯，她的鼻子和顴骨都很高，嘴唇也豐滿。她的姊妹看起來幾乎是糊糊的，連她袍子的衣褶也沒有尼莫斯妮的那般分明。

「你覺得哪一個是姊姊？」麥格納斯問。

「當然是尼莫斯妮。」

「真的？你不覺得她看起來比較年輕？」

「先要有記憶，才會忘記。」我對他微笑，「難道你忘了嗎？」

他笑了。「你過來，我給你看一樣東西。」他在露台邊緣的矮牆前停步。馬久巴屋在這高原最高之處，能把鄉村風光一覽無遺。他指著在一座山丘下方約四分之三高處的一排杉木說：「有朋的土地就由那裡開始。」

「走過去好像不遠。」我猜大概花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

「不要被騙了，它實際的距離比看起來遠得多。你什麼時候要見他？」

「明天上午九點半。」

「菲德瑞克或者我的職員會載你過去。」

「我走路就好。」

我堅決的表情讓他沉默了片刻。「你的信讓有朋大吃一驚……我覺得他接到信並沒有很高興。」

「是你要我去問他的，麥格納斯，我猜你沒告訴他我被關在日本拘留營吧？」

「你要我不要說的，」他說，「我很高興他答應設計你的花園。」

「他沒答應。他要等和我談過之後再決定。」

麥格納斯調整了一下他眼罩的帶子。「他還沒決定，你就辭職了？很不負責任，不是嗎？難道你不喜歡起訴犯人？」

「我起先喜歡，但最後幾個月我開始覺得空虛……我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我停頓下來。「而且我對簽訂日本和平條約也很氣憤。」

麥格納斯歪著頭看著我，他黑色的絲質眼罩質地就像貓的耳朵。「這兩件事八竿子打不著關係吧？」

「條約裡有一項說，盟國認為日本應該賠償戰爭造成的破壞和苦難，然而因為日本付不起，所以盟國就免除了所有盟國及其國民對日本的賠償要求。」我知道自己幾乎是咆哮，卻無法控制自己。暢所欲言，傾吐我的挫折，對我是一種解脫。「因此你看，麥格納斯，英國方面確定沒有任何人─不論是被日本鬼折磨、囚禁，或是屠殺的男人、女人或是兒童，他們或家屬沒有一個能向日本人要求任何形式的金錢賠償。我們的政府背叛了我們！」

「你好像很吃驚。」他不屑地說。「唔，現在你才知道那些狗娘養的英國人會幹什麼好事。對不起。」他補充說。

「我對工作喪失了興趣。我頂撞我的上級，和同事爭吵，只要有人肯聽，我就侮蔑政府，其中一個聽眾是《海峽時報》的記者。」想到這件事就教我憤憤不平。「我沒有辭職，麥格納斯，我是被炒魷魚的。」

「這一定令你父親很煩惱。」他說。我好似在他的眼裡看到一絲淘氣，甚至惡意的眼光？

「他罵我這女兒不知感恩。他動用了很多人脈才幫我找到那份工作，我卻讓他丟臉。」

麥格納斯把雙手交握在背後。「唔，不論有朋做什麼樣的決定，我都希望你能在我們這裡待一陣子。一週實在太短了，而且這又是你頭一次來這裡，有很多地方可看。等下到客廳來，一個小時後。我們在晚餐前喝一杯。」他說完後便穿過廚房回到房子裡。

氣溫更低了，但我依舊待在外面。群山吞噬了太陽，夜色滲入山谷。蝙蝠吱吱尖叫，尋覓看不見的昆蟲。拘留營的一群囚犯曾經捉住一隻蝙蝠，這群飢餓的男人在微弱的火光前把牠的雙翼扯開，在火光下牠皮膚下的細骨清晰可見。

在中村有朋所擁有的土地邊緣，愈來愈暗的光線把杉木幻化為寶塔，化為哨兵，保護它們身後的花園。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之《夕霧花園》

這輩子我一直試圖遺忘，但如今卻渴望回憶……

受困於馬來亞日軍拘留營中，
姊妹兩人仰賴想像力渡過每一個痛苦的日與夜。
貌美的雲紅被關在小屋中充作日軍洩慾的慰安婦。在礦坑裡做苦工的雲林，
想盡辦法溜到姊姊被監禁的窗前。
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
甚至一起想像建造夢想中的美麗花園，
成了支撐她們活下去的力量。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非常真實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這個年輕人買了張電影票，進了戲院坐在前排，影片播映大約三十分鐘後，他把緊急逃生口打開，沒關上就離開大樓，到停車場的車子裡換上防護裝備並帶著槍枝。

午夜零時三十分，他從那扇已經開著的門再度進入戲院，身穿防彈頭盔、防彈綁腿、咽喉防護罩和防毒面具與戰術手套。

放映廳裡有些人看到這名戴面具的槍手，以為只是熱情的蝙蝠俠粉絲為了首映而變裝。當時和家人一起看電影的一名男子事後表示，攻擊剛開始，看起來像是為了首映的宣傳噱頭，但是之後，這場秀「很快地變得非常真實」：

電影放映後大約二十分鐘，剛好是一段有點嚴肅的情節，一個類似催淚彈的東西─我當時以為是鞭炮─被丟到螢幕另一邊，並落在我前面的旁邊。

大家開始離開座位走動。接著，我的位子下方，還有放映廳右邊後面的角落，開始看到槍火。當時我還是以為在放鞭炮。但後來我被打到這裡（指著肩膀與胸腔的下方），我才知道，事情大條了。這時候尖叫聲四起，一片混亂。

午夜零時三十八分，槍手丟了一顆煙霧彈。煙霧開始瀰漫時，他開了一槍，先對著天花板，然後就對著觀眾開火。他還用史密斯威森的M&P15半自動步槍配上一百發的彈匣，還有格洛克二二手槍，向人群開槍。有些子彈還穿透牆壁，打到隔壁也在放映同一部片的放映廳。

他肯定開了十九或二十回合的槍，大家在左右兩邊的地上爬。我們後面的一個人，也許是個流浪漢，被槍打到後當場大叫：「我中槍了！」開槍的人看起來就像魔鬼終結者，什麼話都沒說，只是一直一直掃射。有人沿著樓梯爬出來，以逃避槍火。真是可怕的一幕。糟糕透了。

槍擊事件發生後，警鈴很快就響了，員工也出面協助觀眾逃離現場。有些人用推特或簡訊發布這起槍擊事件，卻不是馬上打電話報警。十二個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午夜零時四十五分，警方在槍手的車子附近逮到他，他並未抵抗。

他有著一頭橘紅色頭髮，看起來一臉茫然，幾乎不知道周遭發生了什麼事。幾小時後，警方得知他的名字叫霍姆斯，他是自己一人單獨行動，並不屬於更大的團體或恐怖組織，而他的同學在稍後也透露，霍姆斯說過好幾次：想殺人。

根據接受《每日新聞》（Daily News ）採訪的監獄人員指出，霍姆斯很想知道電影的結局，也一直告訴科羅拉多獄卒，他不明白為什麼會被關在牢裡。和他互動的部分獄卒認為，他在假裝喪失記憶。

藝術與人生

幾天後，一個如同霍姆斯第一次在媒體曝光、臉部面無表情且頂著一頭橘紅色頭髮的臉部橡皮面具，在電子海灣（eBay）上要價五百美元。

只剩一個月就要過萬聖節了，讓所有你認識的人嚇一跳吧！ 大家談到他時，說他是「小丑」、「暗夜槍手」、「火焰」、「不凡的天才」，但他的本名叫霍姆斯！ 沒有什麼事比慢慢鑽進霍姆斯的內心並戴上他的臉更可怕的了。

他「穿透靈魂的眼睛」與「小丑」的橘紅色頭髮，讓這個面具變成最令人不安的物品。想像一下，擁有這個美國史上最危險的大眾殺人犯的臉孔。這個面具是高品質的乳膠產品，而且是為了海外私人收藏家客製的產品。我在歐洲玩高額獎金的撲克牌錦標賽時，贏到這個面具。我保證，這個面具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而且價值不菲，因為即將在二○一三年完成的史上最具爭議的紀錄片，就是用了這個面具。

這個面具以現有條件售出，且不可退還。如果你個人沒有回覆紀錄，但又想出價，務必先和我聯絡。收到貨款後，我會立刻打包送件。祝你幸運！

不過，這個由暱稱「realface13」的用戶發布的銷售貼文，上線之後很快被電子海灣撤下。電子海灣告訴《ABC新聞》（ABC News）：「因為違反令人反感的物品政策，而撤下此貼文。基於對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尊重，電子海灣禁止張貼試圖從悲劇或痛苦事件中獲利的商品。」

貓女的心碎了

讀著新聞，我發現我竟然停不下來。我在晚上不睡覺，瀏覽一個又一個網站。

被槍殺的十二個人，包括年僅八歲的蘇利文（Veronica Moser-Sullivan），因此霍姆斯入監時，周遭的人對他大聲叫罵：「兒童殺手。」

霍姆斯被帶進科羅拉多阿拉帕霍拘留所時，二十四歲的犯人馬德利（Wayne Medley）說：「全部的受刑人都說要把他殺掉。每個人都想找機會。大家談的話題全都是這件事。」

霍姆斯告訴警察，他是蝙蝠俠的敵人小丑。他答錄機上的留言也是受到小丑的啟發。

入獄後，他不斷對警衛吐口水。一名在監獄裡工作的人談到這名槍手時說，他被關在單人房，並被嚴密監控以防他自殺。「他看不出來有任何悔意，還以為自己在演一部電影。」

槍擊事件之後，飾演貓女的演員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說：「因為這起無法理解的冷血事件而失去生命或改變人生的人，我感到心痛、心碎。言語無法表達我的悲痛。我為受害者與家屬祈禱。」

《黑暗騎士：黎明昇起》導演諾蘭（Christopher Nolan）則發表聲明：

謹代表《黑暗騎士：黎明昇起》的演員與劇組，為這件發生在奧羅拉的冷血悲劇，表達我們最沉重的哀傷。

我不認識槍擊事件的受害者，但他們昨晚正在看一場電影。

我相信，電影是美國最偉大的藝術形式之一，共同觀賞銀幕上展開故事的經驗，也是重要又愉快的消遣。電影院是我的家，想到有人以如此無法忍受而殘酷的方式，破壞電影院天真與充滿希望的氣氛，實在令我震驚。對於對這次駭人事件的無辜受害者，我們無法以話語適當表達我們的感受，但我們皆與受害人及其家屬同在。

《黑暗騎士：黎明昇起》導演諾蘭（Source:Wikipedia）

接下來，DC漫畫公司（DC Comics）2延後出版《蝙蝠俠》第三集（BatmanIncorporated #3 ），因為內容有一幕是一位利維坦（Leviathan）探員假扮成學校老師，拿著手槍在教室掃射的場景。華納公司（Warner Bros）也召回電影《風雲男人幫》（Gangster Squad ）的預告短片，因為其中有一個角色拿著機關槍掃射電影觀眾。

小丑與上帝

霍姆斯是誰？這個入侵奧羅拉電影院、打破藝術之幕與人生之牆的年輕人是誰？

這個二十四歲的小丑一直被認為「焦慮」、「情緒不穩定」或「與現實脫節」。

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中的小丑。

有人說這個年輕殺手受到撒旦的影響，但聖地牙哥當地教會的資深牧師波吉（Jerald Borgie）回想起霍姆斯時，卻認為他是一個害羞、聰明的男孩，而且對課業非常認真。牧師說，霍姆斯一家人在聖地牙哥教會大約十年了，他母親也經常上教會，還會奉獻時間擔任志工。

巫先杜路卡（Benge Nsenduluka）在《基督郵報》（Christian Post ）中報導，霍姆斯是個「信仰基督的善良男孩」，就像數百萬名年輕的美國基督徒，會認真學習《聖經》裡的神聖真相，並認為內容權威無誤。霍姆斯就是一個「正常的基督教男孩」，一向深入參與當地長老教會的活動。

在一篇名為〈長老會的信仰〉的文章中，泰勒（Reverend G. Aiken Taylor）寫著：

長老會認為，一切發生的事，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也只有在上帝的旨意中，才能完全理解。如果不是基於上帝的目的與榮耀，沒有任何事會發生在某個人身上。祂會制服邪惡之人的行為，把邪惡消弭於無形。祂以自己的意志運作一切，並把一切─即使看起來是邪惡的事，在深愛祂並根據祂旨意行事的人的生命裡─都轉變成最終的善。

就在這個暴衝行為之後，基督教護教論者華倫（Rick Warren）譴責政府「允許學校教授遵循演化論意義底下的『放任作風』，還禁止在學校進行禱告儀式」。他在一則發給追隨者與信徒的推特短訊上寫著：「倘若學生受的教育和動物沒什麼差別，那麼，學生的行為就會像動物。」

在美國家庭協會裡負責政府與公共政策議題分析的主任費雪（Bryan Fischer）指出，這次槍擊事件與「花了六十年說上帝滾蛋」的自由派人士有直接關係。

廣播節目「焦點」（Focal Point）在美國家庭廣播全國聯播網裡的一百二十五個電台中播放，費雪在此節目中進一步解釋：美國存在的理由是上帝為了向世人顯示， 遵從《 聖經》 與上帝指示的國家，會是怎麼樣的國家……並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個典範，當一個國家沉浸在上帝的精神並把福音傳到全世界，這個國家的文化看起來會是如何……。

但現在，在這個被創造出的國家，公立學校卻不得禱告，而且一九六三年就把《聖經》踢出校園……又在一九八○年揚棄十誡。

別忘了十誡裡有「不能殺人」這條誡律。如果霍姆斯在教育體系中，每天都能接觸到這條誡律呢？ 如果十誡被徹底執行，包括不能殺人……誰知道情況會不會不一樣？ 但我們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做事，我們現在已經用自由派人士的方式做了六十年了。結果呢？ 就是發生奧羅拉大屠殺！

阿肯色州第四十四屆州長，也是二○○八年美國總統初選共和黨候選人赫卡比（Mike Huckabee），則把科羅拉多大屠殺歸咎為人的原罪以及逐漸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他說：「追根究柢，我們要處理的不是犯罪問題，或槍枝問題，或甚至暴力問題，而是原罪的問題。」

被排擠的人在霍姆斯執行恐怖計畫前幾個星期，他在約會網站上找對象，當時似乎就已經醞釀了會被逮捕的計畫，因為他的簡介上有這麼一行字：「你會來探監嗎？」

在簡介的段落上也寫著：「期待縱欲或濫交的女孩。我是個好人。這麼說吧，夠善良到會玩這些把戲的人。」霍姆斯的檔案在七月五日上線之後，曾嘗試和三名不同女性聯繫，但她們都拒絕了他。其中有一個人宣稱，霍姆斯不是真的對性有興趣，他「只是想找人聊天……跟性沒有關係。」

腦神經心理學家卡羅恩（Dominic Carone）指出，霍姆斯與別人互動時有情緒上的問題。另外他推測，霍姆斯可能是因為過去被霸凌或被排擠，而對小丑角色產生認同。

準備好行動的那一天，在星期四晚上，霍姆斯從家裡出發，開了五英里的路程，抵達位於市中心那形狀不規則的購物中心裡的「世紀十六」影城（Centry16）。他買了一張《黑暗騎士：黎明昇起》午夜場的票，和其他興高采烈的觀眾一同進入戲院。

唯一的不同是，他經由緊急逃生出口前往停車場。在那一刻，他拿著一堆彈藥再次進入戲院，演出真實人生的暴衝版本。

武器

根據奧羅拉警局局長歐茨（Dan Oates）的報告指出：

霍姆斯在當地的槍枝專賣店買了四支槍，並在網路上買了六千多發子彈，三千多發是0.223 的衝鋒槍子彈，三千發是兩支格洛克手槍的0.40 口徑子彈，還有三百發是十二口徑的獵槍。他也在網路上為0.223 口徑的衝鋒槍買各種彈匣，包括在現場發現一個一百發的彈鼓。專家告訴我，即使那是半自動的，但用了那種彈鼓，一分鐘內就可以發射五十至六十發子彈。就我們所知，在戲院內是相當快的速度。

霍姆斯在公寓內也用一堆複雜的物件，裝置了隱蔽的爆炸裝置。

在奧羅拉大屠殺之後幾天，喬治．李（Gregory D. Lee）在部落格「Theintellhub」上，貼了一篇〈霍姆斯或槍枝管制協會，誰比較蠢？〉：如果霍姆斯用的不是「攻擊性的武器」，而是點燃炸藥，轟掉整個十六間放映廳，並夷平整棟建築物，反槍人士會覺得比較好受嗎？ 如果他是對著一群無助的受害者揮著兩把大刀呢？

重點是，當犯罪者不顧一切、實際上能殺多少人就殺多少人時，他用的武器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不管怎麼樣，像霍姆斯般的邪惡之人一定會找到方法。

《槍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 Less Crime ，書名暫譯）一書的作者洛特（John Lott）提到，法律允許公民祕密攜帶武器，其實穩定地降低了犯罪率，因為罪犯也會擔心攻擊到有攜帶武器的公民。

《槍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 Less Crime ，書名暫譯）
一書的作者洛特（John Lott）

很大比例的美國民眾認為，在公開場合帶槍，更能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更重要的是財產安全。

但是，美國與芬蘭是全世界最常發生大屠殺事件的國家。美國的槍枝擁有率是世界第一，包括兒童在內，每一百個平民就有八十八把槍。芬蘭排第八，每一百個平民有三十二把槍。至於在這兩國之間的國家，如塞爾維亞、伊拉克、葉門，這些地方的大屠殺通常都是因為種族、宗教或政治因素。

在華盛頓，唯一不妥協的槍枝遊說團體「美國持槍者協會」（Gun Owners ofAmerica），則在網站上公布：

槍枝保護的人命比它取走的人命更多；它防止的傷害也比它造成的折磨更多。守法的公民在面對罪犯時用槍保護自己的次數，每年有兩百五十萬次，或者一天有六千八百五十次。這表示，每一年武器被用來保護老實平民的性命，比取走他們的性命多了八十次。

在這兩百五十萬次中，絕大部分比例的人只是把槍拿出來警示，或是開火警告，就能嚇走壞人。其中平民開槍打死或打傷壞人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八。每一年有二十萬個婦女，利用槍枝對抗強暴犯。有武器的平民殺死的惡棍，比警察殺的壞人多。每一年，平民開槍打死的壞人至少是警察的兩倍（一千一百二十七比六百零六）。

我們也不該忘記， 美國認同也受到原住民的挑戰。原住民在歐洲清教徒（Puritan）抵達之前，就定居在這片土地上。

「清教徒」（Puritan）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純正」（pure）的意涵是，只有聽從上帝的話的人，才值得活下去。

在中南美，「不純正」（impure）的西班牙天主教徒對南美的殖民統治非常殘暴，就像所有的殖民統治一樣。但不純正的天主教徒，卻能與當地印地安人的神話與生活方式取得協議，反而讓中美與南美在前哥倫布時期的某些文化，得以延續下來。現在，印地安文化正在復甦，原住民後裔像莫拉萊斯（Evo Morales）等領導人物也在崛起。

但是，北美的清教徒殺手們不能容忍任何「不純正」的人，因此在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中，抹除了所有原住民文化與人口的痕跡與種子。這才是美國真正的起源。

唯一不妥協的槍枝遊說團體「美國持槍者協會」（Gun Owners ofAmerica）

可恥的一天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康乃狄克州新費爾菲爾德市，一名男子開槍打死一位正在嘗試入侵他姐姐家的蒙面人，但後來卻發現，這名可疑的歹徒竟是他十五歲的兒子泰勒．朱利安諾（Tyler Giuliano）。

警方表示：這名男子的姐姐獨自在家，當時打電話給住在隔壁的弟弟傑佛瑞．朱利安諾（Jeffrey Giuliano）求援，也就是泰勒的爸爸；他急忙從家裡拿了把上了子彈的槍趕來，並當面遇到手上拿著武器的蒙面人，就直接開火了。

沒有人知道，這名青少年為什麼會在半夜一點左右，穿著黑衣還戴著滑雪面具潛伏在阿姨家外面。地方政府官員霍奇（John Hodge）說，朱利安諾告訴警方，蒙面人還拿著刀刺他。直到這個蒙面人被搬離現場，在當地學校擔任老師的老朱利安諾才知道，他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兒子朱利安諾父子兩人似乎生活愉快，也滿受歡迎，兒子在當地高中就讀十年級。

住在附近的鄰居吉布斯（Lydia Gibbs）說，她聽到九聲槍響，但以為那是鞭炮聲。吉布斯表示：「整件事好像是好萊塢的一場戲。」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歲的藍薩（Adam Lanza）犯下美國史上最驚世駭俗的罪行之一：在槍殺自己的母親之後，開車到桑迪胡克小學，殺害了六名職員與二十名兒童。警方趕到現場時，這名年輕人則拿槍轟了自己的腦袋。這是美國史上繼二○○七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之後，個人殺害大眾死亡人數第二多的事件；也是繼一九二七年密西根巴斯小學校園爆炸彈事件，死傷人數第二多的小學大屠殺事件。

這次槍擊事件立刻在美國掀起管制槍枝的辯論，並提出新的立法提案，內容是禁止生產與銷售半自動武器與超過十發子彈的彈匣。但這次的辯論與群情憤慨，最終一事無成，因為這項法案牽涉到買槍人的背景查核，被參議院一位共和黨議員阻撓而闖關失敗。

雖然大眾希望在校園槍擊事件之後，全國的憤怒能逼華盛頓採取行動，且妥協有限的修正條文得到五十四票支持，但儘管贏得多數，卻無法得到六十票以克服共和黨議員的阻撓行動。

在這次投票之後，狂怒的歐巴馬（Barack Obama）對阻撓法案的參議員與資助這些參議員的全國步槍協會，發表嚴厲指責。

「對華盛頓來說，這是非常可恥的一天。」歐巴馬說。

在他連任任期內的很多場合中，歐巴馬總是會提到政治無能，就像是對他競選成功的口號「是的，我們能改變」（Yes, we can.）的一種明白否定。蝙蝠俠與洛夫自封為小丑的霍姆斯在牢裡仍想知道：電影最後有沒有快樂的結局？

當然有。在好萊塢打造的想像王國裡，保證會有快樂的結局。我後來盡快地看了這部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是一部帶有納粹潛在意涵的二流電影。片中的惡棍班恩是個嚴肅的大人物，他威嚇高譚市民，將集結一群反對異己的戰士與反全球化示威者組成的游擊隊，以建立法西斯式高壓統治。基本上，電影的訊息是扭曲的種族主義。

我記得一九八九年由提姆．波頓（Tim Burton）執導的蝙蝠俠電影，DC卡通公司的超級英雄本身是一個有妄想症的神經病，對抗的是另一個有思覺失調症的精神病，也就是由尼克遜（Jack Nicholson）扮演的小丑。

提姆．波頓的蝙蝠俠電影（Source:Wikipedia）

波頓談到他一九八九年拍的電影，「整部電影以及這個角色的神話，就是兩個怪胎的決鬥，就是兩個心理失常的人在互相對抗。」他說：小丑是個很棒的角色，因為他有完全的自由。任何角色如果是在社會外部活動，並被視為怪胎且被社會拋棄，就有為所欲為的自由……這是自由的陰暗面。從某個角度來看，瘋狂是最自由的形式，因為完全不受社會法律的約束。

諾蘭拍的電影完全失去了波頓的風趣與敏銳。

事實上， 克拉文（AndrewKlavan）在提到《黑暗騎士：黎明昇起》時寫到，諾蘭的三部曲是「對不屈不撓與道德勇氣的讚美，而這種不屈不撓與道德勇氣在反恐戰爭期間，小布希（George W. Bush）已經充分展現。」

但是《蝙蝠俠》三部曲與布希政府意識型態的相似性，超越了電影的界線。霍姆斯無法分辨現實與電影，也反映了洛夫（Karl Rove）的態度，他是布希十年聖戰（Holy War）期間，主導美國政治想像力的人。

新聞記者薩斯金（Ron Suskind）認為新聞記者需針對能察覺的現實事件做審慎的研究，且工作上需要相對應的工作特權。薩斯金為此特權辯護，而這位共和黨競選策略鬼才的回應是：世界已經不是這樣運作的了。

我們現在已經是個帝國了，我們一採取行動，就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現實。當你們努力審慎研究這個現實事件的時候，我們又將採取新的行動，製造新的事件。而你們又得追著研究這個新的事件。事情就是這樣運作。我們製造歷史，而你和其他所有人就只能跟在我們後面，研究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

這算不算是一種精神病症狀？

是的，但這對洛夫並不算奇特。現實事件變成擬像，是當代的生產方式，也是符號資本主義（semiocapitalism）的典型特徵。在這種方式中，主要的商品與資源價值的決定，也是基於不斷出現的資訊流。在精神世界中，現實已經被擬像取代。

今天，「抽象」不再只屬於地圖、雙重（double）、鏡像（mirror）等意涵，也不僅是一種概念（concept）而已。「擬像」不再屬於某個地域、或是某個參考的存有，也不是某種物質，而是奠基於沒有緣由的、或引自現實的真實，所做出的一種模型，也就是「超真實」（hyper-real）。

地域不再比地圖先存在，也不比地圖撐得更久。

從此以後，地圖比地域優先也就是說，擬仿物優先，由地圖而產生地域，如果我們今天要重新復興這個寓言，地域的碎片將會慢慢在整張地圖上崩壞。

但地域才是真實的，而不是地圖，它的遺跡遍布在沙漠中，它並不屬於帝國，而是我們自己－真實本身的荒蕪之地。

本文摘自時報文化之《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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