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帶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
魏德聖導演執導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太陽旗》中，莫那魯道訓斥花岡一郎（達奇斯諾賓）的那一幕達到整齣戲的高潮，令人熱血沸騰，觀眾宛若成為一個真正的「賽德克」。
回過頭想想：誰是真正的野蠻？誰又是真正的文明？在「霧社事件」發生的二十多年前，文化衝突的案件，案情卻不如我們所見的簡單。
案起
明治 40 年（1907）4 月 5 日，一場大火引起《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注意，於 9 日報紙中〈ビーライ線内の変死〉（比來線內的非自然死亡）報導整起案件的經過：
4 月 5 日上午，蕃地開墾小屋因突發性大火付之一炬，也帶走三名本島人的性命。由於去年（1906）11 月才完成新竹地區隘勇線的推進，擴大了開墾區域，因此鑑識人員透過附近遺棄的竹槍與痕跡，斷定這是一次原住民的出草行動。然而，死者頭顱並未被砍下，死狀不符合舊慣調查對原住民「出草」的描述。本案目前仍未有結果，警方朝向本島人之間的利益糾紛進行調查。
本案調查雖未有具體結果，但就目前情況與調查方向有諸多疑點亟需解決：
- 本案位於隘勇線內的新開墾區，偵辦方向偏向原住民出草，有何原因？
- 現場唯一遺留的凶器是「竹槍」，如何推斷本案可能是原住民「出草」？
- 警方在另一個調查脈絡中，朝向利益糾葛出發。在這次的土地開墾中，漢民如何得利？原住民又有何不滿？誰才是真正的得利者？
報導中不願提起的隻字片語，背後勢必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祕密，需要被逐一破解。
推案一：犯案動機
由此報導來看，本案明顯涉及者有本島人三名、原住民數名，而從案發時間 1907 年與地點在新竹來看，立刻讓人聯想到前年明治 39 年（1906）於新竹地區的隘勇線推進。因此，這起命案的犯案動機可以說是與總督府隘勇線的推進政策不無關係。
清代臺灣，朝廷為防漢民與原住民合作反抗，以及免於雙方接觸產生衝突，初以立石，後有土堆或挖溝為界，將兩者的生活區域分開，民間稱為土牛或土牛溝，並設置隘寮、招募隘丁防止原住民越界，這種隔絕原住民的防衛線就被稱為「隘勇線」。然而，這條線卻未能阻擋漢人對原住民土地的入侵與開墾。漢人將熟識的原住民稱為「熟番」、生疏的原住民稱為「生番」。（以下依當時使用詞彙「生、熟番」或「生、熟蕃」行文，未有任何價值判斷與歧視之意，敬請見諒）
乾隆 55 年（1791），清廷再次向內山劃出新邊界，以此到土牛界是保留予熟番的生存空間，要求熟番屯墾新邊界，並防禦生番的「入侵」，劃分出「漢民、熟番、生番」的三層區域。
清廷沒想到的是，漢人的土地入侵比生番更積極。有勢的漢人向原住民買取土地，或藉防番之便強佔土地來開墾，又或者趁原住民專心防務時，占去田產。隨著漢人侵入的熟番區域越來越大，為了保護深山的開墾事業，漢人大多自行招募隘勇來防禦事業，打破原本緩衝地帶的作用，形成漢番共同拓墾區。
到了日治初期，總督府延續清廷的隘勇線防堵政策，將隘勇們收歸警備系統管理，漢人為維持隘勇線內的事業，十分樂意配合政府。總督府還架起高壓電鐵絲網，誘騙原住民遷居線內服從警察派駐所管理，形成區別「接受／不接受」總督府統治的界線。
對總督府來說，為求加速對臺灣島資源的利用，總督府很早就開始開發山林資源推進隘勇線，更於明治 42 年（1910）由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推動五年理蕃計劃，改以大規模的征戰，將原住民蕃社完全收歸總督府的掌控。
本次命案所發之地，正好在去年（明治 39 年(1906)）完成兩次隘勇線推進，分別是年初的比來線與年底的北埔十八兒線推進。在這新取得、不穩定、充滿衝突的邊界中，原住民不滿，或是漢人逐利的糾紛，都非常有可能發生，但辦案人員卻首先聯想到可能是線外原住民的復仇。
案情真相如何，必須配合其他證據進一步推理。
推案二：嫌犯在場證明
根據鑑識人員報告指出，現場只留下數支遭遺棄的「竹槍」，以及疑似原住民「出草」的痕跡。究竟是誰使用竹槍？又何為「出草」的痕跡？若能探明這一點，將有助於我們對於嫌犯的判斷。
日治時期，新竹北埔到南庄一帶屬於賽夏族社的分布地區。賽夏族可分為北群與南群，北群以上坪溪流域為主，接近泰雅族的領域，兼融泰雅文化的特色；南群分布於南庄中港溪上游，與客家人村庄較接近。但賽夏族並非一種血緣族群，而是多個氏族同盟結合，在有共同的目標時，會組成流域同盟而逐漸形成認同意識。
賽夏族雖然是氏族同盟而成，在各自的氏族中依然有自己的長老，不不干預其他氏族的事務，且異己界線非常清楚。以祭祀為例，唯有親人才能夠參加祖靈祭團，並不歡迎外人，甚至出嫁的女兒也被視為非「自己人」而無法參與祭典。
至於「出草」的行為，傳統上認為原住民以「出草」的方式發洩對漢人的仇恨，並藉此彰顯勇猛。事實上，原住民的「出草」行為俱有儀式性、懲罰性以及裁判性。根據日本當局的調查，綜合歸納出十一項出草的原因：
（1）破除詛咒；
（2）祈禱社內豐收；
（3）勇氣的展現；
（4）懲罰與妻子通姦者；
（5）對殺父母兄弟的仇人復仇；
（6）對搶走妻子者的復仇；
（7）受人侮辱；
（8）對密謀反叛的嫌疑犯，若遭受出草則代表有罪；
（9）對竊盜的嫌疑犯，若遭受出草則代表有罪；
（10）相互出草確認爭執的是非對錯；
（11）用以展現愛意，討取女生的歡心。
不論何種原因，出草就是一種狩獵行為。男人在出草前生會將獵刀磨利，整理好銃，女人則會搗好米粟做餅。出草團的團長會於前一夜祈禱占卜，隔日一早等團員集合後再次祈禱。出草過程中，必然會「馘首」（割取首級），並帶回家中供奉；事成之後，會有歡迎歸來的儀式，並祭祀首級，或代養對方家屬；出草的時間，往往選擇在祭典、女人臨產或喪中前後。可見得，出草行動就是一種儀式的舉行，並非是粗暴的情緒發洩。
相較於「出草」的隆重，在原住民社會中，也有一種反抗外族暴行的「戰鬪」。戰鬪的可能原因ㄧ有很多，像是互相仇恨的蕃社、領地或獵場受到他族侵犯、被攻擊的自衛或是應援他族的戰鬪。此時，並不需要遵守隆重的儀式，更不一定會割取對方的頭顱，而是一種保衛族社利益的戰爭。
而原住民所使用的武器，原本以蕃刀為主，在接觸漢人後，各地陸續開始使用銃器。但整體來說，竹槍、木弓、蕃刀仍是常見武器。那麼，本案現場所遺留的「竹槍」，有可能是附近賽夏族人攻擊漢人所投擲的。
本案中，漢人未被馘首，案發時間於比來線與十八兒線的推進之後，案發地點於漢人小屋，遺留原住民投擲的武器「竹槍」數支，也並未割取頭顱，種種跡象指出這次攻擊為原住民具反抗意義的「戰鬪」，反抗獵場被侵占、反抗族人遭到殺害。只是，他們的敵人就是死於祝融的漢人嗎？似乎並不單純。
推案三：贓證物品
本案另一費解之處在於警方的調查方向，為何朝向漢人的利益爭執？當現場遺留諸多原住民反抗跡象時，刻意將風頭導向拓墾漢人的內部爭執，目的何在？要瞭解以上疑點，須先探討這些問題的核心──「利益」。
臺灣山區的資源豐富，有林產、煤礦、金礦等，其中最為人重視的就是綠色金礦──「樟腦」。清代劉銘傳推動開山撫番政策時，霧峰林家林朝棟出力最多，目的在於擴大樟木林的佔有範圍，增加製腦利益。
這些樟腦透過洋行外銷世界各地，用於無煙火藥、賽璐珞（celluloid）、顯影片的製作原料。如此龐大的市場，使漢人往往因經手製腦而致富，例如林朝棟便承辦腦務局的製腦，與德商公泰洋行合作將樟腦經由香港外銷世界，因而成為臺灣重要家族。
【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著，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頁49。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調查，發現樟腦與樟腦油合計的外銷價值往往位居前茅，甚至還曾超越糖、米，僅次於茶葉。然而利潤時常被外商支持的製腦寮瓜分，更別說收取腦稅後，反而引起更多走私。
因此，明治 33 年（1900）施行樟腦專賣制度，改由總督府主導製腦會社製腦，讓外商競標決定樟腦的獨家販賣權，總督府以市價賣樟腦給外商，外商再以高價向國外銷售，當時由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 Co）取得合作資格，直到明治 41 年（1908）總督府才收回樟腦銷售權，委託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代為販賣。
在此脈絡下，推進隘勇線與樟腦利益有莫大關聯。以案發前一年的十八兒線為例，將隘勇線從五指山前推到山後，整座山頭所增加的樟腦產量估計一年可達 28800 斤、樟腦油 10800 斤，價值分別達 25920 圓與 4340 圓，這在明治40年（1907）的樟腦與樟腦油出口價值中就佔了 1.15%，更別說山頭後那片廣大的樟木資源所蘊藏的利益。[1]
在樟腦產銷的過程中，漢人扮演的角色大致有兩種：一種屬於出資者，他們投注資金，得到總督府特許成為製腦家，掌握臺灣的樟腦製造，例如霧峰林家的林烈堂；另一種屬於付出勞力的製腦工人，稱為「腦丁」，受雇於臺、日企業賺取微薄工資。然而隨著明治 36 年（1903）施行專賣制度，大量日本企業向原料充足的臺灣移入，製腦產業逐漸被日本會社掌握，漢人也漸漸地僅成為日本會社的雇工。
回到本案來看，燒毀的是座「開墾小屋」，以規模來說，可能是供給受雇佃農、雇工居住的工寮，並非有力者的華屋，他們領著微薄的收入，又如何涉及利益糾紛呢？
因此，警方特意將風向導往漢人的利益糾紛，從各種資訊來看完全不合理，警方的行為，不禁讓人猜想背後是否有特別目的，背後的利益者是否另有其人？
結案：兇手推斷
俗話說：「誰取得最大的利益，最有可能是兇手。」在本案中，所有證據都指向周圍賽夏族人的反抗行為。然而，警方轉移調查方向，明顯有意包庇幕後躲藏者。回過頭來問，漢人遭到原住民殺害的報導引起軒然大波，影響最大者是誰？當初，率軍推進隘勇線的又是誰？
當日本殖民者來到臺灣開墾山區資源時，無法避免與線外原住民接觸，也因此造成激烈的文化衝撞。身處線內的漢民在帝國主義結構下，成為殖民的幫兇，也成為第一線的墊腳石。造成漢民死亡的主兇絕非反抗的原住民，背後的推手則呼之欲出。
只是日本軍隊推進隘勇線的行動，宛若死神的鐮刀指向原住民時，又有什麼資格指責原住民的自衛行動？野蠻與文明，並不是以「那條線」而區隔，僅僅是線內、線外的人站在不同位置的說法罷了。
現場還原
明治 40 年（1907）9 月 5 日，經過總督府幾次的隘勇線推進行動後，許多蕃社的獵場都被佔據，不少蕃社被粗暴的佔領，現場殘破不堪，原住民們卻也無力抵抗，只能服從日本統治者的命令。那條恐怖地令人顫抖的線，已經奪走許多條人命，線外原住民的不滿情緒已沸騰，勢必再次集結力量，與這些粗暴的衣冠禽獸一戰。
最近，漢人不斷湧入過去比來社（ビーライ）的獵場，比來社的原住民有些就跟隨漢人成為腦丁，否則失去獵場的他們又如何能養家糊口呢？賺取微薄的薪資的他們不會知道，指揮他們的漢人之上的日本人，才是那個賺得最多的得利者，但日本人絲毫不滿足。
樟腦，那罪惡之源，上天賜予雄偉挺拔的樟樹，卻被他們刨削得不成型，更在奇怪的設備下榨取剩油。一切都是為了樟腦，為此他們的獵場不再。
就是這一天的上午，從那座落單的小屋開始，他們要將漢人趕出去，ㄧ要讓日本人的幻想毀滅，要奪回曾經的家園。不滿的原住民拿起竹槍，投擲出他們的憤怒。正在工作的漢人驚慌失措，第二批的竹槍又至，生與死的抉擇幫助他們拔腿想跑，卻發現已經被團團圍住。原住民拔起蕃刀刺入漢人的心臟，他們不屑割下漢人的首級，對於這些日本帝國的奴隸，砍下首級是污辱他們的刀。
原住民來到山頭，遠望戰果，那熊熊的烈火宛若心中的怒火，黑煙是一種訊號，慰藉死去的族人，警告平地的日本人：這片土地是我們的家園，你們都只是外來的過客。
「隘勇線殺人縱火命案」 本案終結
[1]根據明治 39 年（1906）的《臺灣樟腦局事業第二年報》，樟腦在三十三年度（1900）的售價甲種每百斤 95 圓、乙種每百斤 85 圓、樟腦油每百斤 40.15 圓。甲乙種以平均 90 圓計算，一個五指山頭的樟腦與樟腦油產值達 25920 圓與 4340 圓。又根據《臺灣外國貿易二十年對照表》的紀錄，明治 40 年（1907）樟腦外銷額為 2619143 圓，五指山年產樟腦產品估計市值 30260 圓，約佔 1.15%。
參考資料
-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第四十卷第4期（1990.12），頁1-66。
- 施聖文，〈土牛、番界、隘勇線：劃界與劃線〉，《國家與社會》第5期（2008.12），頁37-97。
- 陳慈玉，〈日據時期出口品的流通機制〉，《新亞學報》第三十一卷（2013.06），頁395-444。
- 黃富三，〈林朝棟與清季臺灣樟腦業之復興〉，《臺灣史研究》，第23卷第2期（2016.06），頁1-64。
- 楊騏駿，〈臺灣樟腦銷售專賣與三美路商會的承包（1899-1908）〉，《新北大史學》第11期（2012.05），頁19-45。
- 楊騏駿，《日治前期臺灣樟腦業的發展─以產銷為中心的觀察（1895-1918）》，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
- 鄭安睎，《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政治大學民族所博士論文，2011。
- 潘美玲，〈北埔與峨眉茶產體制之比較〉，《客家研究》第六卷第1期（2013.06），頁69-108。
- 賴盈秀，《誰是「賽夏族」？──賽夏族族群識別與認同界線之研究》，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成田武司編，《臺灣生蕃種族寫真帖》，臺北：成田寫真製版所，1911。
- 佐藤政藏，《第一、第二臺灣霧社事件誌》，臺中：實業時代社中部支社，1931。
- 林進發，《臺灣產業大觀》，臺北：民眾公論社，1936。
- 鈴木作太郎，《臺灣乃蕃族研究》，臺北：臺灣史籍刊行會，1932。
-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財務局稅務課，《臺灣外國貿易二十年對照表》，臺北：小塚商店印刷部，1916。
-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4。
-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樟腦局事業第二年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
- 《第九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臺北：臺灣日本畫協會，出版年不詳。
- 《臺灣日日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