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路快速流通的現今，有些人已許久未打通電話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漸漸以訊息取代抑揚頓挫的真實對話，但其實語言的力量正來自彼此的一個口氣、一個聲調，許多語言的交流也正是透過說話相互串連、彼此融合，逐漸產生新的話語。
回到轉盤電話的年代，撥一通臺語和日語交雜的時代熱線，聽聽來自歷史的「もしもし！（moshi moshi）」，了解人們如何堆疊彼此的語言，揉合成為今日你我口中的日常。
回顧日語的演進，古漢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唐時代，日本曾派出遣唐使至當時首都在河南洛陽的唐朝學習漢文化（河洛話，亦即臺語的歷史源頭），當時日本本國語言詞彙不多，學者將自中文漢字的草書演化而成平假名，延伸增加片假名，如加（カ）、安（ア）、伊（イ）、宇（ウ）、毛（モ）等，也留下了當時河洛話的發音。
除了文字的變形，唸法也可分為「漢音」、「吳音」和「唐音」3 種讀音。其中「漢音」的唸法是目前最常見的音讀，「吳音」則較常出現在佛教用語中，「唐音」則已經很少見。在這之中，又以「吳音」與臺語最有淵源，皆出自南方音的聲韻，在經過千年揉捻之後的語言，早已成為屬於自己國家的氣味，唯有在唸起古詩詞之際，又能恍然彼此間巧妙的雷同之處，如同一杯茶回甘的滋味。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開始長達 50 年的在臺統治時期。隔年臺灣總督府正式宣布「國語」教育（即日本語教育），採取「臺灣人學日語，日本人學臺語」方針，對臺施行同化、對在臺日人要求了解臺灣風俗的政策，因此在教育體制下，培育師資的機構包含對日本人的「國語學校師範部（日本語）」、「臺語科」，及對臺灣人「國語科（日本語）」。
除了課本外，對語言研究始於日本語言學博士小川尚義，自 1896 年來臺走訪各地後，實地記載臺語、客家話、排灣語、泰雅語、阿美語等眾多語言，編纂了《日臺大辭典》，不僅多數沿用至今，也成為原住民語言重要文史，被中研院院士李壬癸喻為「臺灣語言學之父」。
文字是刻在書本上的，但語言卻是活的，日本時代的教育雖然將日本語傳授給臺人，但當時日籍教師多數來自關西、九州等地，加上臺灣人習慣分辨四聲，反而在課堂上擅長聽出日籍老師發音的不同，進而交融了日本地方口音與臺語發音的混語，隨著教育程度的不同，一般民眾則夾帶著日語及臺語交互使用，被當時日本學者稱為「臺灣方言」。
不過日語教育影響最大的並非漢人，反而是原住民。30 年代開始，日本人強制同化原住民，80％ 的原住民都說日語，連現在的原住民語中都混雜了日語，已非原本的族語樣貌。加上當時臺語、客語、原住民多族語言的不同，日語反倒串連起彼此交流的管道。
根據臺灣總督府《昭和十五年度臺灣社會教育》普查結果發現，1942 年接受日語教育總人口數超過當時臺灣總人口數的一半，除了義務教育習字之外，一般女性也被教育日本女性禮儀，從家庭、料理，到服飾穿著，都因此留下了日語說法融入到臺語之中，甚至變音成為「臺語版本的日語詞彙」。
在技術與教育由日人掌控之下，法律、醫學、工業等資訊皆以日文傳遞，這也讓許多專業術語與器具直至今日從外來語演變為自然而然的用語。除了日常用品與民生需求外，交通建設與地名也由日語發音落地生根，隨著時間轉變成為臺語，由於受日本教育與日語影響的詞彙多停留在二戰之前的日本用語，許多日語變音的臺語可能讓現今日本人有誤以為與家鄉祖父母溝通的錯覺。
1930 年初臺籍日本居民黃石輝於東京挑起「鄉土文學論爭」，力倡臺灣文學應該是描寫臺灣事物，獲得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全力支持，進而產生總督府的壓迫。1937 年，為加強臺人對日的認同，公學校取消漢文的教學，並禁止漢文報紙出版，對立衝突嚴重時甚至出現「以臺語拼音書寫，躲過總督府檢查」的現象。
而首位打入日本文學的臺灣作家楊逵的《送報伕》開始後，接續呂赫若的《牛車》等獲日本文藝雜誌推賞，藉由故事將臺灣現況呈現給臺灣與日本文壇。此外，藉由日本特有的「俳句」，描繪出專屬臺灣的季節、物產、蔬果等的《台湾俳句歲時記》，則巧妙的保留了南國風情的樣貌。
1964 年日本開放自由觀光，許多來臺的日本旅客發現在臺能與「日語世代」（日本時代受教育者，現今多超過 70 歲）以日文溝通感到十分驚訝，從「運將」（うんちゃん）到「多桑」（とうさん）的慣用都讓當時旅客感到新奇，認為臺語和日語間的交融之處，不只在於日本教育，更多來自日式生活習慣的保留。
直到 1996 年作家哈日杏子首次在《早安日本》漫畫作品發表「哈日病」之詞，「哈日族」就成為喜愛日本文化的代名詞，語言也從臺語受日語影響，衍生為「漢字」對中文的影響，如「素人」、「職人」、「嚴選」等詞，展現新世代語言與文字上的交融，創造出全新的文化與生活樣貌。
本文原刊載於《秋刀魚》第 10 期特輯主題〈臺灣人說日本語〉
本文原刊載於《秋刀魚》第 10 期特輯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