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國西南邊的霸主，號稱「雲南王」的龍雲（中）
「雲南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龍雲主政雲南 18 年，知人善用，刪繁就簡，建立新稅制，充裕金融財政，支持生產事業，鞏固財稅，以安民生。[1]龍雲的改革措施，振興了雲南的經濟，為養兵割據打下基礎。他以建設「新雲南」為願景，《大公報》大幅報道其政績，將雲南描繪成「自然資源的大寶庫」，「是有著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民國初年的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都是從偏遠的雲南打響，使默默無聞的雲南在全國政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中國看來，雲南是窮鄉僻壤，但這個省份卻有其軍事基礎。滿清在雲南練了兩個國防師，編制仿照歐洲的師，一師約有一團砲兵、七十二門大砲，後來雲南的聲望都是靠這兩個國防師闖出來的。此外，清廷還在雲南建了一座造幣廠及兵工廠，準備許多裝備，甚至到抗戰時，軍官所用的毛呢衣和士兵所穿的皮夾，都還在使用清末的貯藏。[2]
雲南人民有尚武精神，一向愛槍，抗戰以前，民間的槍枝本就不少。抗戰期間，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告訴龍雲：「人民的槍太多了，不應任其發展。」想要收繳自衛隊的槍枝。龍雲答覆說：「他們又不拿政府當敵人，我不需要接收他們的槍枝。能自衛總是不錯的。」[3]這個想法跟美國憲法保護人民持槍權的思路不謀而合。所以，雲南寓兵於民，一旦發生戰事，徵兵頗為迅速。
龍雲主滇後，第三十八軍編轄六個師。1931 年 3 月，廢師改旅，縮小軍隊規模。龍雲仿效黃埔軍校，將「雲南講武堂」改為「雲南教導團」，親任團長。「教導團」培養出四千餘名軍官，分派部隊擔任幹部。1933 年 6 月 16 日，為紀念黃埔軍校成立九週年，中央統一全國軍事教育，龍雲將「雲南教導團」改為「中央陸軍官校第五分校」。名稱變了，實權仍牢牢掌握在龍雲手上。
龍雲重視軍事教育，每次教導團舉行入團儀式時，都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講，教導軍人要懂得政治：「國家的目的不外保障公安，及促進人民福利。軍隊設立之目的，即為捍衛國家，若軍中服務人員，於國家之整個目的，及軍隊與政治之關係，昧焉未覺，則鮮有能恰如其分，克盡使命者，故軍人不諳政治，不應以為得意，而當引為恥辱，軍人果不諳政治，必有感於人言，而不克舉其責任者，故健全之軍人，要當深悉政治。」[4]
龍雲讓軍人瞭解政治，在當時的軍頭中獨樹一幟。獨裁者往往害怕軍人懂政治，矇昧的軍人方能被驅使去屠殺人民，就像中共驅使軍人屠殺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市民一樣。龍雲鼓勵軍人研究政治科學，至少說明他不那麽獨裁。
雲南的教育，自龍雲接掌省政後有長足發展。首先保障教育經費之獨立，義務教育和民眾教育兼顧，使小學、中學得以逐漸展佈，並鼓勵創辦私立小、中、高三種學校，「凡對教育有應當盡力的地方，自己總要盡力」。[5]龍雲促成「國立雲南大學」的成立，推舉清華大學教授、數學家熊慶來[6]任校長，並聘請許多留英、法、美的專家學者來滇任教，雲大由此享有「小清華」之美譽。
龍雲也送子女留洋，但由於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的限制，其思維方式仍深陷於儒家傳統之中。他成立演講會，提倡舊道德：「中國數千年來，能夠存在，也就是受舊道德的維繫，並不是僥倖存在的，自海禁一開，西方文化逐漸輸入，舊有道德，漸次喪失，而國勢亦日趨危殆。馴至演成今日嚴重的國難，所以自己認為舊道德對於國家存亡，實有重大的關係，我們應有提倡的必要。」[7]
殊不知，演講會這種形式是西方公民社會的組成部分，與封閉僵化的舊道德並不相符。龍雲的思想不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範疇。有趣的是，作為「舊道德」的儒家思想，其崩潰是從此一文明的中心地帶開始（在中國，是作為皇權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孔孟之鄉的山東等地）；反之，越是邊陲地帶，越是少數民族，反倒以保存舊文化為榮，如雲南、如韓國。
抗戰期間，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遷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龍雲幫助西南聯大安排校舍、提供物資。西南聯大被稱為民主堡壘，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客觀有利條件，就是聯大地處昆明，龍雲在政治上比較開明──龍雲本人於 1944 年秘密加入民盟。如果西南聯大在四川或其它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地方，不可能保持學術自由、兼容並包，也不可能成為民主堡壘。[8]為了保護了西南聯大的民主派教授，龍雲多次與國民黨特務機構發生衝突，「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聯大教授從地方軍閥雲南省主席龍雲得到支持，他阻礙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學校園政治思想的措施」。
當然，龍雲未必對民主的價值多麽熱愛、未必對共和理念多麽認同，他更多是出於利害關係而支持民盟對抗蔣介石。他主張三權分立、多黨思想，認為地方與中央應均權，因為地方上許多情形中央不清楚，各省的情況也不相同。他不主張中央集權，這是他與蔣介石的根本分歧所在。[9]
龍雲不懂經濟，卻善用經濟專家整理財政、發展實業。1932 年，雲南成立富滇新銀行，龍雲任命留美歸來的繆嘉銘[10]為負責人，以本省銀幣為本位，又發行富滇新紙幣，穩定金融，投資省營企業。雲南可自行發行紙幣，表明其擁有半獨立的地位。
雲南也領先全國清丈土地，改田賦為耕地稅。創立「財政廳清丈人員養成所」計 27 期，招收高中學生接受一年制培訓，另有簡易測丈計的半年制培訓共計 10 期，培育清丈測量幹部 2000 餘人，實施全省土地清丈，改革土地利用，傳為佳話。
雲南交通落後，龍雲認識到，「修筑公路，整頓交通是一切民生建設的基礎，是替我們民眾自身謀生財之道」，「有錢自然是辦，沒有錢當然還是應該刻苦奮斗的去辦」。[11]龍雲執政期間，雲南修築了京滇、滇川、滇桂、滇緬、中印、滇康等多條公路，尤以滇緬公路享譽世界、對中國抗戰貢獻良多。
不過，鴉片種植和貿易仍然是雲南財政的支柱。1930 年代中期，雲南鴉片種植面積為 90 多萬畝，實際上可能達到 200 萬畝，有外國旅行者發現，「從昆明到大理之間的那些壩子，大約有一半用來種植大煙」。僅 1935 年一年雲南輸出的鴉片總值就在國幣 2000 萬元以上。龍雲成立「特貨統運處」，對外獨家壟斷出口，對內則強迫收購，該機構成為雲南歷史上最骯髒的名稱之一，也是雲南官場的一大肥缺。[12]
龍雲對雲南建設所做之貢獻，得到南京政府的肯定。1935 年，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來到昆明視察，發現昆明社會秩序良好、街道整齊清潔。宋美齡讚歎説：「昆明城的街道十分乾淨整潔，建築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那些雜亂的建築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尤使蔣介石注意的是，龍雲在當地威望很高，「雲南政府全體成員的團結一致，是四川無法相比的」。由此，埋下蔣介石逼迫龍雲交出權力的伏筆。
國民黨的叛徒，共產黨的「右派」
唐繼堯時代，雲南保持了 14 年獨立狀態，唐氏成為西南實力派中的強者。此種格局的形成，並非唐氏有卓越的軍事才華或政治手腕。唐氏前期的成功，更多是時勢使然──北京政府鞭長莫及，他又抓住「護國」和「護法」兩大輿論制高點，使自己從西南地方性人物，上升為全國性人物。此乃時勢造英雄。
龍雲時代，雲南保持 18 年獨立狀態，更多是靠龍雲縱橫捭闔、剛強壯膽的才能與性格，此乃英雄造時勢。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強勢，蔣介石統一全國的野心和努力遠比北洋的總統和執政們強烈。龍雲與南京的關係，比桂系的李宗仁、晉系的閻錫山與南京的關係要好，好幾次地方反叛時，他都站在蔣一邊，從未與中央兵刃相見，有時還出兵幫助中央攻擊其他派系（如桂系）。
然而，龍雲將雲南打造成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讓蔣介石如芒在背。北伐期間，國民黨勢力滲入雲南，龍雲在與本省其他軍閥生死纏鬥同時，對國共兩黨亦嚴加提防。1927 年，雲南先後出現 3 個國民黨地方組織：2 月，第一個建立的是以國民黨左派王復生為首的國民黨雲南黨部，地址設在法政學校內，被稱為「法政黨部」；第二個是蔣介石嫡系的雲南支部，設於昆明圓通街，人稱「圓通黨部」。龍雲對兩者都不支持，讓自己的舅子李天培組建另一個國民黨雲南支部，人稱「舅子黨部」，人數雖少，卻有龍雲的支持，佔據省議會大樓。[13]
長期以來，蔣龍雙方表面上行禮如儀，但底下已暗潮洶湧。紅軍「長征」經過西南地區，中央軍薛岳部即尾隨而至，名為剿匪，實際上是削藩。如此，給龍雲帶來重大危機。於是，只要紅軍答應不進入雲南境內，龍雲寧願在物質上接濟紅軍。蔣介石在剿共時仍懷有藉機清除地方軍閥的私心，地方軍閥也有保存實力之私心，這是南京政府剿共事業失敗的根本原因。
抗戰期間，雲南成為地位僅次於四川的大後方，容納了從日本佔領區湧入的數百萬難民及軍隊，如同台灣容納數百萬隨國民黨逃離中國的軍民。很長一段時間內，滇緬公路是中國惟一與外界聯繫、輸入物資的生命線。龍雲的地位在全國舉足輕重，美國也對他頗為看重──駐滇美軍及技術、外交人員約 2 萬多人，所需食物多由龍雲籌措，如每天需雞蛋六萬枚、菜牛百余頭。[14]
抗戰一結束，國民政府恢復對東南富庶省份的控制，雲南的重要性迅速下降。龍雲在抗戰後期與四川的潘文華、廣東的余漢謀和其他軍事長官以及民盟的知識分子們策划，改組腐敗的中央政府，以廉潔的國防政府取而代之──這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美國駐昆明領事評論説，「確實難以想像，還會有比封建政府貴冑與激進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實用主義政客們結成的成分更為複雜的一夥」，龍雲是全部密謀的關鍵，他卻 1945 年 1 月退出反蔣活動，以換取足夠裝備 3 個雲南師的美國租借法案的補給品。[15]
蔣介石不會原諒龍雲的不忠。抗戰勝利僅九個月，蔣令杜聿明發動昆明事變，軟禁龍雲。龍雲被迫到重慶任軍事參議院議長之虛職。龍雲的長子龍繩武認為：「如果不發生昆明事變，中共絕對無法崛起，我們也絕對不會退守臺灣。」[16]
這種說法高估了雲南及龍雲在國共兩黨紛爭中的重要性，卻也揭示出，龍雲晚年投共，本非所願，是氣量狹小的蔣介石逼出來的。中共席捲中國之後，雲南和廣西一樣，是反抗程度最激烈、延續時間最長的省份。逃入緬泰邊境的國軍孤軍一度攻入雲南境內，得到雲南民眾的支持。若非蔣介石逼迫龍雲投共，雲南的反抗必更激烈與持久。
龍雲到重慶與蔣介石見面時，當面質問説：「我在你領導下服務很久了，自問對你、對國家、對地方都沒有什麽對不起的。改組一個地方政府，調換職務，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採用正常方式，而用這種非常手段，未免過分，這樣做，恐對國人留下不良影響。」蔣很難堪地説：「我的指示不是這樣的，這是杜聿明搞錯了，要處罰！」[17]蔣之「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可見一斑。
在重慶和南京過了一段軟禁生活之後，龍雲在陳納德將軍的幫助下逃到香港。逃出虎口那天，平時穿中裝的龍雲改穿西裝，「由公館乘坐吉普車出發。因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門，那天早上七點出走時，特務並沒有注意到」。[18]國民黨特務之低能瀆職亦讓人歎為觀止。
到香港之後，龍雲發表聲明支持中共，並在香港遙控雲南政局，促成盧漢發動雲南起義，他本人被中共任命為中央政府委員和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0 年 1 月，龍雲北上進京，先後出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共產黨給龍雲在北京安排豪華講究的住處，配給司機、警衛、秘書、服務員、勤雜工、廚師，還有每月 500 元工資，相當於副總理待遇。表面上的尊榮，並不能掩飾「雲南王」的失落。親信趙鼎盛隨龍雲一同從香港返回中國，卻因是青年黨黨員，被以「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罪名勞改 13 年。龍雲說不上一句話。
龍家亦發生一起大慘劇。龍雲的第三個兒子龍繩曾號稱「龍家三少」，畢業於南京陸軍大學，在國共內戰期間，留在昭通組織軍隊，周旋於國共之間。中共雲南軍區指稱龍繩曾出任國民黨任命的「滇東北軍政長官」、「川滇黔康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在國民黨的史料中，找不到此任命狀），説他想打遊擊攻擊解放軍，用迫擊炮突擊其住宅，全家妻小、傭人數十人同時死難。
一起被殺的，除了龍繩曾之外，還包括他的 13 歲、11 歲的兩個兒子、9 歲的女兒和另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兒子。龍繩曾只有一個兒子逃過此劫，後旅居美國。龍雲得此噩耗，長久沉默無語。
龍雲投共後，立即感到上了大當。1950 年，他被許可回到雲南考察，對一些邊彊民族的頭人說：「我已沒有辦法保護你們了。」意思是「自求多福」。果然，中共很快發起對彞族的「剿匪」戰役，數萬彞族遭殺害，數千人被長期監禁，文革結束後，少數倖存者才被釋放。
1957 年，毛澤東號召各界「大鳴大放」，原來想整肅黨內異己。誰知批評共產黨的言論鋪天蓋地而來，毛轉而發起「反右」運動。「大鳴大放」期間，耿直的龍雲在全國人大雲南組會議上發言説：「第一，蘇聯是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可是，他們太欺負我們的黨和國家了，借我們的債，要高利息，要限期歸還。
第二，雲南解放以前，雲南的農村已經遭到天災人禍的破壞，解放後應該讓人民休養生息。第三，我們涼山的彝族區域，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社會十分落後。應該循序漸進地把他們帶進社會主義社會來。一來就搞階級鬥爭，實行土地改革，我覺得為時尚早。」[19]
當時，龍雲的老部下張沖在座，不由為老領導揪心：「唉，你發言為什麼不事前找我商量一下？你對於當前的形勢一點也不明白，現在正是運動開始的時候，怎麼可以潑冷水呢？」盧漢回家後也說：「老主席（龍雲）太孟浪，他說的話雖然在情在理，但是在『反右』的風頭上，怎麼能說這些話呢？要挨，要挨！」[20]
龍雲還對中共肅反工作提出不同意見，「逮捕民革成員前，不通知民革組織是不尊重民革組織，互相監督也要互相尊重」。對此，毛澤東的看法截然相反：「民主黨派中許多人過去是反共的，或者自己就是反革命，如龍雲、傅作義、黃炎培、梁漱溟、張治中、劉文輝，或者他們的親友與反革命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實際上是不贊成殺反革命的，是同情反革命的。但是他們打出的旗幟是維護憲法，如黃紹竑，提出捕人 48 小時前應經監察委員會批准，否則違憲。」毛的基本思路是依靠黨的政策行事，而非從法治的角度思考問題。[21]
1958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轉發統戰部《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列出 96 名右派分子，分六類作出不同處理。龍雲屬於「撤銷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降職、降級、降薪」的 57 人之一。[22]作為被毛點名的「大右派」，他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兩項罪名，被列為少數民族「六大右派分子」 [23]之首。昔日的部下、如今的少數民族幹部紛紛落井下石，批判龍雲是「土皇帝」、「家天下」……從此，龍雲閉門不出，門可羅雀。他再也不能回到「滇山蒼蒼，滇水泱泱」的雲南故土，就像投降清朝的鄭克爽被安置在北京、不能回到台灣或福建。
1962 年，龍雲在北京淒涼地去世。中共破格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周恩來、彭真等前往弔唁。龍雲死後成為惟一一名骨灰放入「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中華民國高級將領──這是許多中共高級官員生前夢寐以求的「待遇」。儘管如此，1966 年，文革爆發之時，瘋狂的紅衛兵闖入龍家抄家，其家人備受羞辱，幸虧龍雲看不到這一切了。[24]
[1] 譚家祿：《龍雲在滇史蹟》，台北：《雲南文獻》，第24期，1994年版。
[2]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71。
[3] 抗戰期間，雲南集結了四個集團軍，合計有八個軍，加上衛立煌的遠征軍，共約十萬人，自然有不少槍枝。其後遠征軍在緬甸戰敗，第五軍潰退回雲南；廣西甘麗初被調赴雲南邊境，戰敗後回雲南。槍枝流落地方者不少。雲南多槍的另一個原因是邊區種植鴉片，販賣後可以得到銀元，利於購買槍枝，甚至還有迫擊砲。中共統治雲南後，收繳了三十萬枝槍，結果還不滿意。據中共的估計，雲南差不多擁有七十萬枝槍。參閱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71-72。
[4] 龍雲：《現代軍人應有之修養》，見《龍雲自述》，頁103。
[5] 龍雲：《所望於全省教育界者：全省教育會議開幕訓詞》，見《龍雲自述》，頁82-83。
[6] 熊慶來（一八九三-一九六九）：雲南人，留法博士，數學家。在東南大學創建中國第一個高等數學系，在清華大學創建算學研究部。一九三七年，應龍雲之邀，任雲南大學校長，該校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獲得重大發展。一九四九年，赴法國研究。一九五七年，回到中國。一九六九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7] 龍雲：《提倡舊道德與復興國家：星期講演會講詞》，見《龍雲自述》，頁77。
[8] 黎勤、李淩：《龍雲與民主堡壘西南聯大》，《炎黃春秋》，2005年第4期。
[9]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35。
[10] 繆嘉銘（一八九四-一九八八）：雲南人，財經專家、實業家。早年留美國學礦業，歸國後任個舊錫務公司總理。龍雲執政後，任省農礦廳長兼省政府委員、整頓金融委員會委員長、富滇新銀行行長。繆氏對規劃和發展雲南財經、實業作出重大貢獻。一九四九年，赴美定居。一九七九年，回中國，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1] 龍雲：《交通事業為一切庶政之母：昆柳段通車典禮訓詞》，見《龍雲自述》，頁134。
[12] 謝本書：《龍雲傳》，頁83-84。
[13] 謝本書：《龍雲傳》，頁49。
[14]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見《龍雲自述》，頁23。
[15] 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頁695。
[16]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63。
[17]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見《龍雲自述》，頁31。
[18] 龍繩武：《「雲南王」龍雲之子口述歷史》，頁80。
[19] 龍雲：《思想檢討》，《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
[20] 馬子華：《一個幕僚眼中的雲南王龍雲》，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4年版，頁187-188。
[21]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008年版，頁295。
[22]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頁684。
[23] 「少數民族六大右派」中的其餘五人分別為：黃現璠（一八九九九—一九八二），壯族、留日學者、民族學家和教育家。黃認為中國沒有奴隸制度，開創「無奴學派」，亦促成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形成，著有《壯族簡史》等。因反對「大漢族中心主義」，發表（共產黨）「一個人入了黨，貓也變成虎」、「非黨人士做負責人都是傀儡」等言論，被打成右派。歐百川（一八九四—一九七零），苗族，黔軍將領，曾參與北伐及南昌起義。後在國民黨任軍職，抗戰期間參與長沙會戰。中共建政後，曾任貴州省副省長。因批評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被劃為貴州省最大的右派。馬松亭（一八九五—一九九二），回族，伊斯蘭教大阿訇、經學教育家，與王靜齋、哈德成、達浦生並稱中國現代「四大阿訇」，中國回族文化促進會副主任。因批判共產黨「同化回族」政策、不滿被當作「鮮花擺設」，被打成右派。向達（一九零零—一九六六），土家族，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圖書館館長，專治敦煌学、中外交通史，版本目录学。因發表「黨委會是大頭鬼，頭大腳輕」、「少數民族應當自治，不要代治」等言論，被打成右派。王毅齋（一八九六—一九七二），回族，維也納大學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曾任民盟河南支部負責人。中共建政後，任河南大學教授、河南省副省長。因發表民主人士「有職無權」、共產黨「六親不認」、肅反「違法亂紀」的言論，被打成右派。
[24]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雲南廳舉行的龍雲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發表講話説：「龍雲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愛國將領，對人民的事業有過重要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一個光榮的愛國者的一生。」這些翻雲覆雨、冠冕堂皇的說法，已經跟龍雲無關了。參閱民革中央宣传部：《民革领导人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頁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