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麥可・布林（Michael Breen）▎譯者： 方祖芳
所有韓國人……真正想要的是自由。
在不了解的人心中，這個字宛如黃金般珍貴。
1904 年 2 月，俄國入侵滿洲，日本因此向俄國宣戰，接著馬上派遣部隊進入朝鮮半島，占領漢城，並與朝鮮簽署條約，內容主要是為了合理化日本的干預。
同年 8 月，兩國又簽下第二份協議，授予日本在外交、財政和軍事政策方面，有向韓國政府提供「顧問」的權利。
隔年日本戰勝俄國，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居中斡旋的「樸茨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鞏固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控制。
1905 年 11 月，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領地，並依據先前簽訂的條約，由日本派「統監」來管理。皇朝的大臣拒絕簽署文件，日方便派軍進入外交部，奪取國璽，代他們簽署。
高宗皇帝沒有放棄抵抗，持續尋求外交援助，1907 年，他派遣使臣參加在荷蘭海牙舉行的「萬國和平會議」（World Peace Congress），呼籲國際社會宣布保護條約無效，最後無功而返。
不過日本人很生氣，強迫高宗退位，並修訂條約，取得任命所有高層官員的權力。高宗讓位給皇太子純宗，純宗相當無能，歷史學家甚至形容他是弱智。
為了減少發生大規模叛亂的可能，日本解散朝鮮軍隊。許多流離失所的軍人因此加入重新出現的義兵團體，發動游擊式襲擊，樸茨茅斯條約規模最大的交戰是數千名義兵進入漢城，遭日軍兩個師團擊退。
1905 年至 1910 年，日本正式強占韓國之前的這段期間，大約有 17600 名不同性質的義兵喪生，包括趁火打劫的幫派。
其中最知名的抗日行動發生在 1909 年，首任漢城統監伊藤博文下台不久後就遭到暗殺。伊藤博文曾經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並領導推動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運動。
諷刺的是，他其實反對占領韓國的計畫，主張讓韓國維持保護領地狀態。他遇刺後，反而導致日本政府決定放手進行占領朝鮮半島的計畫，正式控制韓國。儘管引發這樣的後果，暗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仍然是現代韓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1910 年，日本任命首任總督，殖民 1470 多萬名韓國人，朝鮮王朝正式畫下終點。
在部分人士心目中，這是無可比擬的危機，許多人放棄原本可能享有的生活或特權，投身獨立運動，例如出身望族的李會榮，就和五名兄弟逃到滿洲的森林，把所有家產投注於成立偽裝為普通學校的軍校，訓練年輕人作戰。南韓建國後，唯一倖存的兄弟李始榮擔任首任副總統。
軍校的一名學員是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張志樂，要是他沒有遇到美國記者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今天也許沒沒無聞。在她的採訪之下，張志樂讓我們看到獨立運動人士的熱情，以及他們抱持的各種意識形態：
所有韓國人都想要兩件事：獨立和民主。真的，只不過對於如何實現抱持不同看法，其實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自由，在不了解的人心中，這個字宛如黃金般珍貴。
任何形式的自由都很神聖，他們希望擺脫日本的壓迫、自由嫁娶和戀愛、過正常快樂的日子，並掌控自己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反政府活動會有這麼強大的吸引力，韓國人非常渴望民主制度，這也是我們沒有形成集權政黨制度的原因之一。
每個群體都捍衛其存在與表達言論的權利，每個人都為了自己信仰的自由奮戰到底，我們這些人重視民主，但是缺乏紀律。
我年少時的朋友和同志幾乎都死了，有好幾百人，包括獨立運動家、基督教徒、反政府人士、恐怖分子、共產黨員，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們依然活著……雖然眼前志業未竟，但是歷史都會將他們一一記下。
一個人的名字與短暫的夢想也許會隨著他的遺骨埋葬，但是他所做的與沒做的事，都會形成最後的平衡。那是他的不朽、榮耀或恥辱，連他本人都無法改變這個客觀的事實，因為他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在歷史的洪流裡，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奪走一個人的位置。
張志樂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肅清活動中遭到處死，從此再也聽不到他精采不凡的聲音。
雖然有這樣的例子，也儘管韓國人幾世紀以來都保有民族特性，不過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國家失去主權的損失必然一時難以理解，因為在當時，他們忠誠的對象主要是家庭與宗族，並非國家，尤其是在沒有發生戰爭的情況下。
日本以「文明的使命」解釋殖民韓國的理由，表示他們必須避免位於後院的韓國崩解，造成危險的政治真空狀態。有些韓國人同意這個說法，相信日本人在施行必要的改革。
許多在日本殖民政府位居高職的省長和其他韓國人，當年支持甲午改革，並在 1896 年改革失敗後逃亡到日本；也有一些精英人士與日本人合作，其中包括皇親國戚李完用，他在 1910 年簽署日韓合併條約；另外也有來自社會較低階層的人，例如「一進會」的成員，認為日本人能夠解放受中央政府壓迫的平民。
日本人統治韓國期間，繼續任用這類殘存的核心支持者，至少直到 1930 年代末期皆是如此。他們引進現代化的金融和銀行制度，並建蓋運輸與通訊網絡、成立學校和醫院，儘管許多建設是為了支援占領後湧入韓國的數千名日本人，不過韓國人也因此受益。
但是在另一方面，對大多數韓國人來說，日本殖民是塑造強烈國族認同感重要的一步，許多人相信國家積弱不振就是缺乏民族意識所致。
儘管鄰國的占領對韓國人來說是侵略篡奪，但是日本人這麼做也是出於自我保護。加入帝國主義俱樂部，其實是為了避免自己受害。他們很晚才成為殖民宗主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殖民最鄰近的國家，並在那裡發展工業，而非僅把殖民地當成原料的來源。
相較於從古代就知道如何管理附庸國的中國，以及近代從經驗中學到教訓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人最接近殖民的經驗是 1870 年代治理沖繩與琉球群島，以及 1895 年從中國取得的台灣。日本是島國，缺乏與外界交流的哲學，他們的殖民方式是根據長久以來排外的傳統。
他們新殖民的對象很不幸，因為日本缺乏基督信仰個人責任的概念，無法作為監控掌權人士的基礎。他們的原生傳統宗教「神道教」在 1875 年傳入韓國，後來成為「國家神道」，主要是將祭祀祖先與對大自然的崇拜導向中央民族主義思想，灌輸「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
此外是名為「武士道」的道德規範，用來鼓勵人民接受自己的命運，並灌輸嚴格的自律精神。這種武士道規範很快會在西方極權主義陣營中找到同伴，容許可怕的暴行而不會良心不安。因此與今天日本社會不同的是，當時的日本雖然看似先進文明，卻受到暴力的暗流主導。
為了解釋占領與教化鄰國的必要，日本人經常以貶抑歧視的手法描述韓國人，儘管他們在種族上十分相近。日本政治家表示：「如果你仔細觀察，他們看起來空空的，嘴巴微張，眼神呆滯，不知何故，就是少了……沒錯，如果以最糟的方式形容，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比較接近野獸，而非人類。」
日本旅遊作家寫道，韓國的七大特產是「屎、菸草、蝨子、妓生、老虎、豬、蒼蠅」，這種說法在當時並非特例，他稱漢城為「世界大便之都」，因為他聲稱韓國人可能在任何地方解放。
日本人認為韓國人鄙俗迷信，例如 1914 年爆發猩紅熱疫情時，他們建議新來的日本人不要養貓當寵物，因為埋貓是韓國薩滿巫堂數百種對抗疾病的處方之一，一百多名韓國人因涉嫌殺害日本人養的貓而遭逮捕。
持續負面宣傳轟炸下，部分韓國人開始相信外人覺得他們落後，是由於他們天生就不如人。他們那些懶散、依賴、迷信、多病的祖先，曾否創造出任何值得保留的事物？由於教育受到日本控制，年輕人漸漸與自己的傳統脫節，接受日本人的說法。
這種對於韓國人思想的攻擊影響至深，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真實世界，在那之前，他們沒有經歷過有火車、電話和電力的文明世界。
日本占領韓國頭十年稱為「武斷統治」時期，他們抱持基本教義派的熱忱殖民朝鮮半島，挾帶現代警察國家的優勢，深深滲透到韓國社會的所有層面。
初期的目標是消滅韓國特色，將之吸收並同化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雖然他們依舊是次等公民。日語成為官方語言，韓語是第二語言。
日本殖民政府將漢城改名為京城（Keijo，韓文為 Kyongsong），並刻意從風水的角度拆除主要宮殿景福宮 85％ 的建築，把總督府建在景福宮的入口。從空中俯瞰，總督府與半英里外的市政廳大樓形成「日本」的漢字字樣。他們在京城建造高樓，例如朝鮮旅館（Chosun Hotel）和韓國銀行（Bank of Korea），成為城市最顯眼的景觀。他們在市中心的南山蓋了一座日本神社，豎立日本英雄的紀念碑。
日本軍事總督府的官員大部分由日本人擔任。日人在殖民期間占據幾乎所有高階職務以及大部分文職工作，並且過一等公民的生活，享有沒有延伸到韓國人身上的權利。
他們把國家劃分為省、縣、市、鄉，由總督任命這些單位的首長。除了官員之外，連教師都佩戴長劍，作為威權的象徵。
日本統治頭幾年進行全國土地調查，許多沒有申報的小地主因此失去土地。他們也出於戰略利益考量，投資興建公路、鐵路和通訊網絡。
警察擁有各式各樣權力，其中包括判決與懲罰輕罪。民眾一開始得知可以投訴貪汙的警察，都很開心，因為朝鮮王朝時期，受到腐敗官吏控制的警察時常向嫌犯與其家屬勒索財物。
但是這場改革很快就陷入同樣的泥淖，因為警察局長發現他們可以解雇不受歡迎的警察，然後代領薪餉，直到新人上任為止；嫌犯家屬也還是能夠賄賂警方，讓家人獲釋，這個傳統一直持續到民主化之前的韓國。有些男性會把女兒送給警察局長當妾室，或是讓兒子去當僕人，以換取釋放家庭成員。
大約一半的警察是韓國人，通常來自宿怨未消的較低階層，他們對待嫌犯往往比日本人還惡劣。事實上，曾經向我提及自己在日據期間遭受警察虐待的人，都表示施暴者是韓國人。
另一個同樣持續到近代的傳統是警察經常為了逼供，對嫌犯施以酷刑，其中一種方法叫作「起重機」或是「飛機」，也就是將嫌犯的雙手綁在背後，用繩子吊起，以棍棒擊打。
其他酷刑包括把辣椒水灌進鼻子，讓對方嗆到，以及強灌大量的水，然後把木板放在肚子上，在上面用力跳，還有把竹籤插進手指甲與腳趾甲裡。堅持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必然有異於常人的決心，才能在知道自己可能遭受什麼折磨的情況下，依然堅持不懈。
日本殖民時期，協助韓國轉型的重要前線是基督新教的傳教士。相較於一開始拒絕接受基督信仰的日本人，與因為基督信仰反對祭祖儀式而抗拒的中國人，韓國人相當接受這個新宗教，也因此為他們帶來深遠的影響。
喪失國家主權是接受西方信仰很大的動力。儒教幫不了韓國人，而且這種西方宗教與日本對立，因此無論是為了國家的失敗贖罪，或是出於追求美好未來的愛國情操，都是改信基督教的好理由。此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教會都是唯一沒有隸屬日本管轄的機構。
基督徒很快就走到民族主義運動最前線。儘管日本人始終抱持懷疑，不過基督教會本身並沒有致力於特定的政治目標，而且由於教會受到日本的外國盟友支持，鎮壓並不容易。
然而衝突仍然在不久後出現，1912 年，超過 100 名基督徒被指控策畫謀殺總督，遭到審判，經過上訴後，除了 6 個人之外其他都獲釋。儘管後來還是有基督徒遭捕並折磨，不過這起事件也澄清一部分對傳教士和教會角色的誤解，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因此獲得改善。
但是韓國人對日本統治的憤怒難以壓抑，並在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爆發。海外韓人響應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民族自決」呼籲，相較於國內同胞，住在東京的韓國學生享有比較多學術自由，主張韓國獨立。在國內，更名為天道教的東學派也聯合基督教與佛教界人士，計畫爭取獨立。
他們計畫將 1919 年 3 月初高宗皇帝的葬禮當成全國抗議的平台，吸引哀悼的民眾加入這場政治行動。基督徒堅持不要採用暴力，認為發表「獨立宣言書」是爭取國際聲援的最好方法。
3 月 1 日，33 名連署人在漢城一家餐館會合，接著到塔洞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他們立即向警方投降，展現出不願訴諸暴力的態度。韓國民眾在漢城各地舉行示威遊行，高呼「獨立萬歲」，使日本人大為震驚。警察將示威民眾拖入監獄，逮捕基督教牧師。
接下來三天很平靜，到了 3 月 5 日，本來應該回學校上課的高中生沒有出現。上午 9 點，數百名男學生從漢城火車站前的商店和巷子湧出，高呼獨立。遊行隊伍經過城門，走向王宮時，女學生開始加入。他們走了大約半英里，警察就拔出軍刀突擊，許多學生遭到殺害。
今天所有韓國人都知道女學生柳寬順（Ryu Gwansun）的故事。她從漢城返回中部家鄉，宣傳獨立運動，後來遭到逮捕，在獄中喪命。他們也知道提岩里教會事件，當時一名警察遇害，日本警察召集里民到村裡的教堂開會，全東妮（Chun Dong-ne，音譯）女士回憶接下來的狀況：「他們說想為毆打村民正式道歉，所以男人都聚集到教堂。他們把門釘死，放火燒教堂，開槍打死想從窗戶爬出來的人。」這次屠殺中有 23 人死亡，包括她年輕的丈夫。
我在 1985 年見到全女士時，她仍然住在同一座村子，她說她心中的怨恨幾年前就消失了，因為一群日本神學院的年輕學生到村裡，為了這場暴行向她致歉，並捐錢給村子建蓋新教堂。
示威活動升級為全國性的抗爭運動，這樣的規模在韓國前所未見，即使日本人以官職收買的兩班階層也加入。日本政府在此時露出真面目，以暴力手段鎮壓，和平示威人士遭到射殺、刺死、棒打、逮捕、虐待。
日本人的說法是接下來 6 個月當中，大約有 500 名抗議人士死亡，但是根據韓國方面的估計，死亡人數高達 7500 人，另外有 45000 人遭到逮捕。
雖然經過縝密的策畫，但是抗議活動缺乏領導人物，事實上，領導人第一天就遭到逮捕。韓國人一度希望得到國際聲援，但是援手始終沒有出現。如果從政治角度檢視，獨立運動人士誤判敵人的決心，並高估外國支持的意願，然而這場運動凝聚民族主義的力量，獲得廣大民眾支持，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許多歷史學家認為「三一獨立運動」標誌現代韓國的誕生。
這場抗爭不僅代表他們拒絕接受日本統治，也顯示出韓國人揚棄君主制度。獨立運動期間，韓國的皇室完全沒有現身，皇太子娶了日本妻子，大半輩子都住在東京。君主制的選項已經完全遭到摒棄。
抗爭平息後，新上任的總督是海軍大將出身的齋藤實。此人外交手腕嫻熟，他找來經驗豐富的團隊，並徵詢韓國的意見領袖，甚至詢問外國傳教士的意見，推出較為細緻的「文化政治」統治手段。
齋藤實了解過去的嚴厲措施造成反效果，開始將韓人納入殖民體制，給予較多自由，容許他們參與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進而培養出對國家發展的參與感。在韓國採用「文化政治」的統治手法，也反映出 1920 年代日本大正年間推行的「大正民主」開明政策。
他們准許沒那麼激進的民族主義人士創立並出版韓文報，雖然仍要經過審查。現代的《朝鮮日報》與《東亞日報》因此在 1920 年創刊，吸引年輕愛國知識分子。他們成立更多學校，擴展韓文教學，使得識字率顯著提升，另外也廢除鞭刑，削減部分中央權力。警察和政府官員不再穿軍服。經濟方面則是推行獎勵措施，投注經費提高稻米產量，然後將稻米運送到日本。
日本政府的農業措施導致許多韓國人降為佃農，因為日本人買走他們的土地，不過也有韓人趁機撈一筆，擔任把稻米供應給日本人的掮客。他們也修改法規，讓韓國人不需經過政府批准就能設立公司，這些韓國企業，例如京城紡織，後來成為戰後主導韓國的家族財團。
韓國的商業精英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獲益，大部分農民卻窮困不堪，飽受煎熬，引發社會與意識形態的分裂，至今仍然能深深感受到，所以今天有許多左派人士指責部分有錢人是親日分子。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新韓國人：從稻田躍進矽谷的現代奇蹟創造者》：
韓國，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國家，
從蕞爾小國躍進世界舞台，
不斷創造經濟、文化奇蹟，
讓世人無法忽視它的影響力。
本書是深入且全面的韓國觀察報告，
刻劃出真實的南韓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