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庭碩（臺大歷史所博士生）
過去談起中國思想史，總以宋明理學為主軸，事實上，中國思想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深刻──可說是劃時代──的變化，然而過去則甚少提起。陳弱水在今年出版的《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希望為唐代的思想史重建一個動態、立體的歷史過程，就從安史亂後的儒家復興開始……
事實上，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唐代一直是個較乏人問津的時段。
隨便翻開一本冠有「中國思想史」或「中國哲學史」的書來看，通常會發現，唐代部分多聚焦於佛學或道教的發展，儒學則以唐初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下接中唐的韓、柳諸子，再來就跳到宋初，準備為思想史上的重頭戲──宋明理學，或者用漢學術語「新儒學」（Neo-Confucianism）──的出現鋪路了。這種描述手法，往往予人一種唐代儒學較為僵化低迷，遠不如佛、道思想來得有活力的印象。
周敦頤（c.1017-1073），
開創北宋宋明理學的大師。
就思想的創造力來說，前述或許有一定的道理。[1]不過，這樣的觀察視角，某種程度反倒妨礙了我們理解真正的唐代思想，因為能夠進入讀者視野的，總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然而這樣的人，許多時候只是時代的特例，而非代表。
如果僅將視野聚焦在那些思想家身上，我們終究只能凝視著那幾座寥寥可數、聳立雲端的高峰，卻沒有辦法真正看出整座山脈的原貌。
在筆法方面，相較於思想史的常見敘事，本書顯然嘗試從不同的視角，帶讀者一窺唐代思想的樣貌。由於本書內容相當豐富，筆者限於篇幅，只能挑選個人覺得最有助於讀者進入的幾個面向介紹。
首先，可以注意的是書題中的「文士」及「中國思想轉型」。
「中國思想轉型」一辭，透露中國思想在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就結果言，可以說是宋明理學的興起。不過，這樣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既有的認識還很難稱得上明朗。
例如，過往思想史多半將宋學視為儒學的復興運動，然而，所謂的「復興」到底是在哪些層面？程度為何？這些提問，都需要有個穩當的參照基準，因此有必要對唐代，乃至於其前的思想狀態加以釐清。
至於「文士」，按字面翻可以說是「具有文才的士人」，相較於「士人」、「讀書人」，這是個指涉範圍較小的概念。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文士」？
這是因為，唐代是一個極端重視文學，甚至可說是近乎「文學崇拜」的時代：詩文、文才被認為是才能的首要象徵。其結果是，知識界的領頭人物大多為文壇翹楚。這在中國史上是相當特殊的現象。
也因為如此，若我們要追索唐代對中國思想轉型，提供了怎樣的動能與方向，文士是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
當然，作者沒有因此否認其他知識群體的貢獻，事實上，本書也處理了許多佛、道思想因子的作用，這涉及到本書的一個重要概念：「二元世界觀」。
「二元世界觀」是作者用來描述漢末至唐代前期──本書稱之「中古」的思想基本格局的一個概念。此概念散見於本書諸篇，是把握作者意旨的關鍵鑰匙，有必要加以說明。
簡言之，「二元世界觀」主要表現在中古士人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價值的安排上，他們大抵認為世界由兩個領域所構成，一個是個人生活與精神追求範疇；另一個則是人際關際與人間集體秩序，對應此二領域，存在著兩組不同的人生理想與指導原則。
在中古常見的二元區分表述中，最根本的是「本與末」、「內與外」、「方外與方內」這三組相對概念。
「本」、「內」、「方外」主要指涉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以及追求這種道理的生活，「末」、「外」、「方內」則代表現世生活和行為規範，前者主要的指導原則為古典道家、玄學、佛教、道教，後者則以儒家思想、諸子百家、文史知識作為思想資源。
這種二分法往往有把本體、超俗看得比現象、現世還高的傾向，但這並不表示二者必然為對立或分離，在中古時期，也有不少人抱持著二元融合論，例如郭象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從歷史角度考察，二元世界觀的建立，可溯源至漢晉之際的新思潮──玄學，它扭轉了漢儒從宇宙生成角度說明世界根本原理的傾向，讓人們對宇宙人生的思考不再囿於現實世界，進而追尋超越性價值與真理。
這樣的追求大略可分作兩個方向，一是反思世界根本的、形上的本質，可說是對「本」的探索，此派以何晏、王弼代表；二則嘗試開創出種種超脫凡俗的生活境界，可稱為對「方外」的追求，此派以阮籍、嵇康為代表。這個由玄學開創的二元世界觀，在四、五世紀佛教興盛後大大獲得強化，特別是在西晉覆滅、玄風寢衰的北方。
「內」與「外」這組區別，主要是由佛教所提出，他們自稱內教、內學，強調安濟心神的作用，而把其他學派、宗教視為外，其後道教也仿效佛教，自認為內。
值得注意的是，中古士人雖然認同儒家價值，然多半也同意儒家只是規範世俗秩序的「外教」，不能取代佛、道在精神方面的功能，因此在心靈生活的最終歸宿上，中古士人不是歸於佛，就是歸於道，此現象作者稱之為「外儒內佛」或「外儒內道」。
總之，在二元世界觀的架構下，古典道家、佛教、道教皆獲得了存在的正當性，它們與儒家共同支撐起中古士人的宇宙人生，也奠定了中古文化思想的多元態勢。
這正是中古思想最獨特之處。
柳宗元（c.773-819）與杜甫（c.712-770）
（來源：維基百科）
而「中國思想轉型」的動力，有部份便是源自唐代文士對中古思想格局發起的調整或挑戰。調整者如杜甫、柳宗元，試圖將儒家對社會民生的關懷，抬昇至與出世追求相當的地位；而挑戰者則如韓愈、李翱，堅決摧破內外，以儒家思想加以統攝。有意思的是，儘管韓、李的意見在後世擁有巨大影響，然在當時，他們其實屬於少數派。
韓愈（c.768-824）
關於本書更細緻的內容及論證，筆者就不費筆墨介紹了，特別需要一提的是，本書曾在2009年以簡體版的形式面世，本次增訂則多收了作者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晚唐文士與經學〉。該文指出，中晚唐出現了不少治經文人，以及兼具文學家、經學家身分的士人，他們承襲新春秋學派開創的自由解經方式，撰作了若干春秋學、論語學、經典批評，及補經之作。
作者以為，居於知識界主導地位的文人大舉治經，當對經學發展頗有帶動之效。反過來說，此亦可表明，經學在九世紀已成為唐宋思想變動中的一個要素。晚唐思想向來也是研究較為薄弱的一環，本文提出的「文人治經」、「文儒混合」現象，當可作為思考「中國思想轉型」課題的另一起點。
筆者個人以為，本書提出的「二元世界觀」極具啟發性，是我們理解唐代、乃至於整個中古時期思想情狀的一個重要座標。
相較過去，以思想流派、或單一思想家為書寫對象的思想、哲學史，本書勾勒的整體思想結構，似乎可以讓讀者更容易地掌握那遙遠的知識靈光，理解複雜思想因子間的互動、碰撞與交融，卻又不至於在錯綜複雜的思想森林中迷路。
當然，作為一本學術論著，閱讀起來勢必不會太輕鬆，不過假使讀者渴望多增添一點對唐代思想的認識，且又樂於挑戰閱讀，那麼誠摯邀請您找來這本大作，進入唐代的思想世界。
[1] 例如著名的思想史家葛兆光，便以「盛世的平庸」形容唐代前期的思想文化界，而作為對照組的則是「佛教的興盛」。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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