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分歧的階段報告
10月，初秋無雨涼爽的夜裡。發表會尚未開始，讀者早已從金石堂城中店諾大的生活學堂滿溢而出。進不了房內的人們，伸長脖子要向內張望。時間一到，黃長玲教授首先說明全書緣起構想，作者們依序陳述自己的寫作反思。會中時而響起欣喜歡快的笑聲，時而嚴肅沈重、時而慷慨激昂。那晚，風傳媒記者葉瑜娟不僅全程參與，做了詳實的報導，更在之後挖掘了一段發人省思的真實經歷。
儘管當天活動熱烈，但這份對臺灣社會的邀請，迄今似乎尚未引起足夠的迴響。在2016年大選政黨再次輪替的當下，環顧四周，「轉型正義」的呼聲來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轉型正義」已然產生諸多不同解讀、詮釋，近乎無所不包的現在，來自真促會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後簡稱《階段報告》），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呢？
※ ※ ※
讓時光再倒轉一會，回到去年二月。那時，夾雜文學筆法的《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為我們通往「白色恐怖」的過去開啟了一道門；八個月後，先發後至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則以記敘論理式的評介與分析，對我們提出道德倫理的叩問：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的不義？
《無法送達的遺書》
與《遺書》相同，《階段報告》也是多人共筆的著作——13位作者撰成的15篇文章，連著導論與各類附錄，分納在三大主題「清理威權遺緒」、「記憶歷史傷痕」、「面對未盡之業」之下。僅收錄三篇文章的卷一「清理威權遺緒」，是全書的根本基石。在這一卷的三篇文章——由吳乃德撰寫的「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與「威權獨裁下的國家暴力」、葉虹靈撰寫的「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以及作為附錄的三份基礎資料之中，作者們闡述了轉型正義理念、轉型正義在世界各地的落實狀況，以及臺灣為何需要轉型正義。
自概念的界定漸次開展。卷二「記憶歷史傷痕」紀錄解嚴以來，受害者、受害者家屬、支援團體的平反訴求與努力，並清點目前國家（與民間）在史料公開研究、賠償／補償兩大面向上進行的轉型正義工作成果；卷三「面對未竟之業」，則就轉型正義工作尚未開展的部份，提出分析與建議：如何重啟追訴權？共同記憶如何安置？如何進一步面對受害者家屬所遭受的創痛？乃至晚近尚未水落石出的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的真相追查，以及被稱為「超級硬仗」的受害者財產返還。
儘管編者們用心將這15份文章集結、潤飾，以求系統性的呈現，但整套書讀來仍參差不齊。我們若閱讀同為討論口述史成果的王昭文、林傳凱二文，便可以明顯地察覺到此一問題。王昭文的〈二二八口述史與轉型正義〉記敘口述史出土沿革，最後點及口述史的史料性質、口述史製作的難題、還有隨口述史出土引發的各種爭議。在王文中，口述史的信實與否，似乎僅限於採訪者是否能取得當事人信任，外在社會的影響，主要在是否口述者是否願意開口。但次篇林傳凱〈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檢討〉，卻將口述史料視為特定群我環境下產生的敘事，強調社會氛圍與制度對口述史生產隱微難見的影響（是否為「自己人」與《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條例》對領取補償的限制）。
同是處理口述史，兩者分析的立場、方法與呈現大相逕庭：前者是實證史學的範式，後者則來自敘事社會學的反省。王文僅介紹既有二二八口述史成果，並未進一步評論其優劣，就口述史方法論，也僅是指出困難所在；但林文不僅指出了既有口述的問題、侷限甚至錯誤，更試著提供一套可能的改進方式。
比較王、林二文的差異，並非是要為兩者孰優孰劣下定論，而是要指出本書一個普遍的狀況：那就是各篇不僅筆法不一，體例不一，深淺也不一致，顯見作者群們各自對所負責章節的任務，以及讀者想像差異不小。書中章節或偏反省評析，或僅是記敘；有些作者帶有明確的評論，有些卻點到為止。在方法論、學術背景，甚至對轉型正義概念與範圍的理解上，可以發現作者們其實有一定程度地分歧。這或是多人寫作的困難，但卻使本書背負著一份先天的缺陷：它並非體系一貫的報告，更像學院中常見，由大型學術出版社如Wiley、Sage、Blackwell、Routledge等針對特定領域編輯出版的Handbook，甚至更為鬆散的紀錄與論文集——唯一不同的是，這本書設定的讀者，顯然非學院中人。
習思於諸島之間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換個方式閱讀，將本書視在汪洋上群集的眾島，而不再對系統性孜孜以求。那麼，我們將在遊歷諸島時發現，這些島嶼是如何自成一格，卻又彼此相依。
若我們踏上這趟旅途，我們必不會錯過幾座風景最為迷人的島嶼——那是林傳凱的〈白色恐怖口述史的檢討〉（卷二）、黃丞儀的 〈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任追究〉（卷三）、沈秀華的〈受害者家屬就是受害者〉（卷三）。這三座迷人的島嶼，恰巧對應轉型正義概念中（歷史）真相、（追訴）正義與（受害者）恢復三大面向；而其中層次豐富的論理，更將第一卷的命題，在臺灣的脈絡下推向更深遠的思考。
當支持黨國的政治人物們鄙視、扭曲「轉型正義」，視之為「製造仇恨」、「撕裂族群」時，沈秀華的文字提醒我們那些受黨國威權荼毒的靈魂如何破碎，而要求我們看見受害者家屬的破損與恢復，將此放回轉型正義的思考之中；黃丞儀的文字不僅試圖重現戒嚴時期的司法不正義，更透過深厚法學基礎，尋求一條保持法安定性，又具堅實正當性，成本較低的重啟追訴之路。而當我們呼喊真相之時，林傳凱對口述史料「真實」提出的分析與問題，令我們更深入地思考轉型正義的歷史真相、記憶訴求：「真相」難得，逝去的一切遠比口號更加曲折複雜。
這些精彩的思辨並非各自孤立，而是必須與書中各類基礎事實的清點一同參照、思索——那是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人權侵害、平反歷程、文獻出土沿革與現況、補償／賠償工作成果、案件數量以及各國案例、聯合國處理轉型正義之原則等等內容。這些清點看似乏味，卻是轉型正義工作與討論最基礎且必要的資訊。捨棄這些基礎，我們無法更深地體會三島精彩之處；而轉型正義，也容易因此徒留口號，窒礙難行。
群島之旅終得結束。在旅途的最後，我們不得不回顧出發前的問題：在「轉型正義」已然產生諸多不同解讀、詮釋，近乎無所不包的現在，來自真促會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又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呢？而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又如何面對過去的不義？
「好國好民」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2000年，從頭說起。那年，Ruti G. Teitel 的 Transitional Justice （轉型正義）出版。這一本轉型正義理論的重要著作，在隔年便由商周出版在臺出版漢譯本。出版速度之快，可想見背後必有熱心人士奔走。但今天，您絕對找不到這樣一本由商周出版的《轉型正義》。這並不是因為書籍流通不廣，或早已斷版之故，而是因為當初確實不翻作《轉型正義》——那本書的中文版書名，譯作《變遷中的正義》。
Ruti G. Teitel （右）與其著作《Transitional Justice （轉型正義）》
意外的書名，反應了「轉型正義」在當時的臺灣社會尚是一個嶄新的理念。它還沒有在臺灣站穩腳跟，也還沒被大眾媒體或各路人馬廣泛使用。報紙資料庫的搜尋結果，更進一步肯定了這個觀察：「轉型正義」一詞在《中國時報》第一次出現是2002年，在中央社報導則是2004年，《聯合報》為2005年，《蘋果日報》則是2006年。這告訴我們：舶來的「轉型正義」，至少要到陳水扁第二任總統任期，才在臺灣社會被廣泛使用。在此之雖然社會上存在各種「轉型正義」所包含的主張，但人們或稱之平反，或以公義之名推動，而不曾以「轉型正義」指涉。直到今日，「轉型正義」成為民主運動者或國民黨反對者口中琅琅上口的四字箴言，前後不過10年左右的光景。
如今，從廢除孫文紀念／崇拜、清除蔣介石紀念／崇拜、歸還不當黨產，乃至原住民族復權。各式各樣反威權、反國民黨的主張，都以「轉型正義」之名發聲。但這些，真的都是「轉型正義」嗎？
事實上，「轉型正義」在國際間的核心定義是：民主轉型中的國家對過去的（國家）大規模人權侵害的救濟／糾正。或許，與中國對此詞相當限縮的譯名（同時也是聯合國使用的中文譯名）「過渡司法」互相對照，更能讓我們了解 Transitional Justice 的核心所在。從它的核心定義，我們也可以明白地判斷：在臺灣，處理孫文紀念／崇拜基本上不是轉型正義的內容，因為孫文並沒有在臺灣發動任何大規模的人權侵害。不當黨產的議題是否為「轉型正義」所涵蓋的對象，也有待進一步釐清它屬於什麼樣的人權侵害行為。
本書前言曾提及：企劃時因不當黨產已有相當完整的報告，故不納入討論。由此可知：《報告》的作者們顯然曾討論過一些不同的「轉型正義」議題、觀點與主張。可惜——這些討論並未在報告中呈現。前述幾種常見主張，除蔣介石紀念／崇拜問題，有「歷史認識」作者在該章較持否定立場外，全書並無太多著墨。《階段報告》的討論仍以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兩段歷史經驗為主要對象。並就歷史「真相」的發掘和傳承，與受害者正義與人性尊嚴的回復、包括追查、追訴加害者（體系）三大面向展開檢視、申論主張。
《階段報告》的取徑固然依循了轉型正義的核心價值與框架，但卻沒有顧及臺灣社會的政治脈絡。在臺灣，威權體系就是黨國體系，反威權與反黨國近乎互為表裡。這種歷史條件使得「轉型正義」往往與民主轉型本身混同。這不僅是由於人們對新詞彙的望文生義，也與臺灣的民主轉型尚未完成、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討論與復權運動與民主運動高度共構有關。
孫文紀念／崇拜的處理便是在這種脈絡下，被指稱作「轉型正義」。孫文紀念／崇拜是中國國民黨自孫文逝世以來，不斷地藉由黨國體制而加以鞏固的意識形態操作：透過將中華民國的建立首功歸於孫文一人名下，國民黨強化了自己與中華民國間的關係，從支持其取得異於其他政黨的特殊地位。在民主社會之中，這樣的黨國遺緒本有其檢討的必要。但它並不是轉型正義，它是民主轉型。
孫中山紀念銅像。
這種語言濫用、概念混同而實際上共構的狀況，是在臺灣討論轉型正義時無法迴避的現實。反過來說，「轉型正義」終究離不開政治鬥爭——它必然與民主運動相結合：惟有「保守」的、自黨國得利的政治、文化勢力轉變、退卻之時，「轉型正義」才有落實的可能性。是故，沒有正面處理此一現實的《報告》，在面對當前臺灣的論爭時，顯得欠缺介入、對話的能力。
但，這並不表示此時此刻，閱讀《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沒有意義。
自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與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於1987年先後成立以來，轉瞬即將跨入三十年。二十餘年來，從平反、公義、復權，直到轉型正義，人們曾在不同領域的工作上有些許的斬獲，歷史真相的迷霧也漸漸散去。但威權遺跡仍舊頑強，受難者也日益凋零。對立與仇恨仍未見化解，甚至蔓生為僅有形式的盲目對立，乃至無關真實的人與傷痛。檢視今年二二八的相關言論，不然發現這些空洞對立的延續與濫用。
在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此刻，真促會《無法送達的遺書》與《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的出版，是遲來的見證，也是恰如其時的提醒。正是在「轉型正義」被濫用，以致幾乎失去它本來意義的當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支點。它不僅向我們訴說「轉型正義」的本來面貌與過往歷程，也以某種奇特的方式提醒著我們——臺灣的民主轉型仍未完成。
漫漫長路，尚未告終。
而我們，何時、如何能一起走到終點呢？
※ ※ ※
「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與臺灣人民一同呼吸，一同生活。若要說白色恐怖中最難以研究，最難被有效理解，但是影響最深遠的是什麼，可能就是這種威權體制的日常性。」
—黃長玲，卷三，p. 163
為了人的恢復
轉型正義理念重要的鼓吹者，也是本書的重要作之一的吳乃德教授，始終抱持著轉型正義是建立民主政治共同體的最基本要求的信念——如果我們對過往的不義沉默，那麼正義的理念就無法在新的民主政治共同體中確立。然而，相較於信念的堅實，吳教授也承認現實上的困境。在開篇首章，他便表示以各國經驗來看，轉型正義的三大面向，往往都必須面對妥協，不可能徹底落實。甚至，對轉型正義能使民主不再走回頭路的期許，吳教授自己也打上了問號。
吳乃德教授。
（Source: 資料照，自由時報記者廖振輝攝）
如果轉型正義終究無法徹底落實，那麼轉型正義的工作，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想：轉型正義的工作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為了正義理念的實踐，也是為了「人的恢復」。
在過去數十年的悠長歲月中，許多生命飽受國家不當、違憲，甚至違法的暴力侵擾。他們或與此世永別、或失去青春與健康、或者失去至親、或者飽受國家的監視與社會的異樣眼光。這些人有名聞遐邇如柏楊，也有不見經傳，隱身在衢巷之中的老翁老嫗。他們的社會關係因國家監視而破碎，他們的家庭因親人的離席而缺憾，他們的靈魂因驚懼因而萎縮。這些人或為理念招致打擊，或只是遭受池魚之殃。
這些人就在你我身邊，與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之中。倘若我們無視他們過去承受的傷痛，更容許過去的威權爪牙沐猴而冠，在廟堂之上大放厥詞，在受害者的傷口上繼續撒鹽割肉。這樣的社會，是一個我們願意生活其中的社會嗎？
如果我們的答案是「不是」，那麼，轉型正義將是我們不可迴避的工作。
過去的不義終須正視；而人所受的傷痛必須得到恢復。如此，我們才能從中看見我們自己，看見我們所失去的一切——那些在威權體制與遺緒下失落的，自由與自主的生命與勇氣，進而找回做為一個人的核心價值，成為自由而完整的心靈。只有當我們成為一個人，也看見真實的人之時，一切的怨懟與仇恨，才可能回歸塵土。
邀請已經發出。而你，是否願意一同踏上前程？
附註：
- 葉瑜娟目前已轉至報導者。
-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事實上有14位作者，但作者之一陳俊宏僅撰寫一篇附錄，故文中為行文方便，僅稱13位作者。
- 國際上，確實有將 Transitional Justice 幾乎等同民主轉型的觀點，但聯合國與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皆以較為限縮的，針對過去的（國家）大規模人權侵害的救濟／糾正為定義。筆者認為，如果將Transitional Justice等同民主轉型，那麼不過只是替換名詞而已。「轉型正義」的討論也就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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