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1916年中索姆河戰役死亡得德國士兵。
（Source: theatlantic.com）
這個末日大戰究竟成就了什麼（如果有的話）？
比利時與北法的德軍部隊被肅清了；羅馬尼亞、波蘭、烏克蘭與波羅的海諸國境內也是如此。德意志、俄羅斯、土耳其帝國被削弱；奧匈王朝被完全摧毀。匈牙利版圖縮小；保加利亞也是如此──還包括大不列顛，因為逐步失去愛爾蘭的大部份。
新的國家被創建了：奧地利與匈牙利分成兩個國家；塞爾維亞人達成了他們的目標，建立了一個南部斯拉夫族的國家──一九二九年之後被稱為南斯拉夫)；克羅埃希亞人、斯洛文尼亞人也建立國家了（還有波士尼亞的穆斯林）；捷克、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芬蘭成為獨立國家。義大利擴大了，雖然不如其領導者所希望的那麼大，只納入了南蒂羅爾，依斯的利亞半島、達爾馬提亞一部分以及（於一九二三年）多德卡尼斯群島。法國收復了於一八七一年失去的亞爾薩斯與洛林。
法國與英國也擴大了殖民帝國的範圍：他們以托管的名義接收了敵國先前擁有的地區：敘利亞與黎巴嫩歸法國，伊拉克與巴勒斯坦歸英國；英國還致力於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
喀麥隆與多哥蘭也為這兩個戰勝國所共享。此外，德屬西南非歸於南非，德屬薩摩亞歸紐西蘭，德屬新幾內亞歸澳洲，英國也迅速取得德屬東非，讓比利時與葡萄牙十分惱怒（他們只取得非洲較差的地區作為安撫）。不管怎麼說，撒遜於一九一七年七月所說的十分正確：這場戰爭「已經變成一場征服戰爭」；鮑福爾也說，世界地圖上「紅色還可以再多一些」（英國地圖傳統上用紅色表示英國領土）。
在凡爾賽會議之前英國最後一次戰爭內閣會議上，艾德溫‧蒙塔古用冰冷的語調說，他很想聽聽看有誰是反對英國併吞全世界的。然而美國已經成為英國作為世界銀行中心的對手；美國已經站到全球超級經濟強權的門檻上。
1919年6月28日，在法國凡爾賽宮的鏡廳，各國代表簽署和約。
而且威爾遜總統構想的以國際聯盟與國際法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已經得到實現，即便如果不是他夢想中最接近烏托邦的形式。很少人注意到日本的企圖心；日本想要分的一杯羹是接收德國在山東的租界。而且當土耳其與俄羅斯違反瑟芙荷條約，快速地瓜分了獨立的亞美尼亞時，也沒有國家提出嚴重的抗議。
也許更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室都倒台了（鄂圖曼的蘇丹不久後也步入後塵）；共和的政體取而代之了。在這個面向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君主制與共和制長久的衝突歷史的轉捩點；這場衝突的根源在於十八世紀的美國與法國，而且事實上還可以追溯地更早，到十七世紀的英國。
雖然一九一一年確實有兩個君主制政府垮台了──中國與葡萄牙──但是共和制在一九一四年仍然相對僝弱；有些保守派相信，這場戰爭可以讓共和制完全消失。實際上，戰爭卻給歐洲主要的三個王朝做出致命的一擊，並嚴重削弱了許多其他王朝的力量。
在戰爭前夕，維多利亞女王的後裔與其他親戚佔據的不只是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的王位，也包括奧匈帝國、俄羅斯、德意志、比利時、羅馬尼亞、希臘與保加利亞的。這時在歐洲只有瑞士、法國與葡萄牙是共和政體。儘管戰前外交政策的帝國對抗，各國君王之間的私人關係仍然誠懇，甚至十分友善。在「喬治」，「小威廉與「小尼可拉斯」彼此交換的書信裡，仍然可以見到這種跨國界、多語言的王族精英階層仍然存在，也至少有某種意義下的集體利益。
而且，儘管英國的戰爭宣傳無止盡地痛批德皇（並因此影響了許多歷史學者），但是威廉二世個人並無需為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爆發負責；事實上，當英國顯然將在泛歐戰爭中支法國與俄國時，他還曾經試著讓奧匈帝國僅止於佔領貝爾格勒，但徒勞無功。
沙皇在面對他的總參謀長時似乎也太過傾向和平，因此才有摔電話的傳言。雖然君王們相對於職業政治家與軍人的權力各國不盡相同，但他們無一例外對於彼此打一場全面性的戰爭都猶豫再三，因為意識到，如貝特曼於一九一四年五月所預測的，「戰爭會打掉好幾個王位」。
最終來說，君王的地位注定會受到戰爭的威脅，因為必須動員數百萬計的人民：從根本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具有民主意味的。
於是，當戰爭沉重的負擔開始發酵，既有建制當中最先失去合法性的就是君王統治；就這樣，戰爭導致共和派取得勝利，其程度甚至超過他們在一七九〇年代所能夢想。一九一八年沙皇尼可拉斯二世與其家人在[俄羅斯中部工業城]葉卡特林堡遭到謀害，屍體被扔進一個礦井中（八十年後才被取出）；德皇秘密脫逃並出亡荷蘭，荷蘭政府一直拒絕把他當作戰犯引渡。；哈布斯堡最後的皇帝卡爾一世先到瑞士，再輾轉到[非洲西北沿岸大島]馬德拉島；最後的鄂圖曼蘇丹被趕出君士坦丁堡，登上一艘等待著他的英國船隻。
誠然，君主制在英國、比利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義大利、南斯拉夫、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存活了下來，沒有被戰火波及的荷蘭與斯堪地那維亞諸國也都維持君主統治；而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斷垣殘瓦之間，也出現了新的君王統治。
然而在戰後歐洲的地圖上，出現共和政府的國家有俄羅斯、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小國，還有白俄羅斯、西烏克蘭、喬治亞、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這些國家於一九一九至二一年間被強迫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後，還有南愛爾蘭。在一次大戰所造成的所有結果裡，這必定是最不在意圖內的一個了。
更甚者，在俄羅斯，新成立的共和政體是一個遠比沙皇統治更嗜血也更反自由的暴政。俄國之墜入內戰，或許看起來像是德國原本的戰爭目標得到實現：瓦解東邊的軍事威脅。
但是所有其他參戰國家（包括德國在內）對於列寧取得勝利都深感後悔。雖然從英國的格拉斯哥到中國的北京，從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到美國的西雅圖都出現了革命的宣示，但是若擔憂布爾什維克主義將像西班牙流感一樣全球大流行，那就言過其實了。然而西方漸漸明白，蘇維埃俄羅斯有潛力發展為一支比俄羅斯帝國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即便這個新政權的能耐，要直到一九四〇年代才在新一代的德國士兵面前充份展現出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國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他們獲得的所有利益；這代價如此高昂，以至於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為所得到的大多數利益而高興。
戰爭時，英軍前線的醫院
（Source:wikipedia）
考量全部狀況，這場戰爭奪去了雙方九百萬人的性命；等於在六千五百八十萬參加戰爭的人當中，每八個人就超過一人死亡。在四又四分之一年的機械式屠宰行動中，平均每天有六千〇四十六人被殺死。大英帝國總陣亡人數為九十二萬一千人：帝國戰爭墓塚委員會的發起人法比安‧衛爾爵士計算，如果這些死去的士兵兩兩並肩列隊走過白廳大街，遊行隊伍需要三天半的時間才能通過衣冠塚。
一九一九年恩斯特‧波加特試著計算死者的資本價值；以美金表示，他估計德國損失了七十億，法國四十億，英國的成本則在三十億左右。人口統計上的現實是，死者很快就能被替補（雖然死者的技能則不一定）。戰爭期間死亡的英國士兵人數，還比不上戰前十年內移民海外的人口多。
雖然德國的出生率自一九〇二年起大幅下跌（從千分之三十五下跌到一九一七年的最低點千分之十四），戰後那怕是最短期內也沒有年輕人短缺的問題；反而仍然充裕。作為總人口的比例，介於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男性從一九一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八，上升到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五。英格蘭與威爾斯，介於十五歲與二十四歲男性在一九二一年的總數，也高於一九一一年時的數字；做為總人口的比例，也只有微幅的下跌（從百分之十八點二降到百分之十七點六）。
構成較大問題的，是在戰爭期間受傷的一千五百萬人當中，最後終身殘障的那些人。德國曾在戰爭中服役過某段時間的有一千三百萬人，其中多達兩百七十萬人因為傷勢而成為殘障，其中八十萬人領取傷殘津貼。這些人是奧圖‧迪克斯所描繪的悲慘的殘障人士：一度的前線英雄，卻淪落在貧困中乞討度日。
法國至少有一百一十萬戰傷者，其中十萬人成為完全失能者。過四萬一千名英國退伍軍人因為戰傷而截肢；其中三分之二喪失一條腿，百分之二十八損失一條手臂；另外有二十七萬兩千人遭受無需截肢的傷勢。
在一九三〇年晚期，二十二萬名退役軍官與四十一萬九千名退伍士兵仍然領取失能津貼。此外，還有因為戰爭而精神失常者：六萬五千名前英國士兵因為「神經衰弱」領取失能津貼；許多人像詩人伊佛爾‧古爾尼一樣，餘生都在精神療養院裡度過。
一位戰爭的士兵。
然後還有悲傷。歷史學家們近來開始把注意力轉到遺族們──父母、配偶、手足與朋友─經由哪些各式各樣的辦法，來面對失去了戰死者的悲痛。毫無疑問，如傑‧溫特爾所指出的，戰爭紀念活動所提供了象徵性的支持，讓遺族們能從中得到一些撫慰。
毫無疑問，宗教也幫助了他們，包括當時流行但可能非正宗信仰的通靈術，他們藉此與死者的「幽靈」互通訊息。歐洲在這場戰爭中失去生命的人數，超過了日後在集中營裡被謀殺的人；英國的社會精英實際上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然而他們死去的方式，以及基督教彰顯犧牲奉獻的傳統語言的廣為使用，意味著戰爭遺族們心靈受創的程度，不如在一九四五年後仍然倖存的猶太人那樣深重。
然而任何紀念的符號與象徵所能提供的，不過也只是個人痛苦情緒的聚焦處而已；凡爾登的刺刀壕溝是如此，凱瑟‧柯爾維茲令人痛苦的「喪子雙親」的雕塑作品是如此，提普伐七萬三千三百六十七個名字是如此，甚至白廳大街上傳達樸素悲傷的陣亡官兵衣冠塚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士兵的公墓。
（Source: wikipedia）
這類紀念設施真實的目的，如果有的話，主要也是將痛苦之情傳達給那些幸而沒有遭受立即損失的人們：南非的培西‧費茲派崔克爵士提議全體英國人在每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時默哀兩分鐘，其全部的意義就在這裡。
那些失去了兒子的人的證詞──阿斯奎斯、波拿‧拉奧、羅斯伯里、吉卜林、哈利‧勞德爾爵士──都肯定了一個普遍的真理：沒有哪一種痛苦能跟失去一個孩子相比。吉卜林透過寫作找到一個極致的出口：他為兒子約翰所屬兵團所作的戰史，是一次大戰最出色的紀念碑之一，其含蓄筆法令人讚嘆；而他關於喪子之痛的詩（〈當你來到倫敦城（哀悼──哀悼！）〉）呈現一種憂鬱之美。
然而追憶並不能消除痛苦。二等兵大衛‧蘇特蘭死於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一次突襲行動中。他的排長愛華特‧麥金托許曾經徒然地把他從無人地帶扛回來，後來為他寫了一首詩，沒有人能讀著而不受感動：
所以你就是大衛的爸爸，
而且他是你僅有的小孩，
而且新切的泥碳在腐爛，
而且未完的工作被放下，
只因為一個老人哭泣了，
只是一個悲痛的老頭子，
為了大衛，他的孩子大衛，
那個永遠不再回家的孩子。
然而除了殺傷人命以外，一次大戰還通過使人殘疾與使人悲痛，在不論實質或隱喻的層次上都摧毀了過去一整個世紀經濟進步的成就。如我們已經見到的，有人估計戰爭的總成本達到兩千〇八十億美元之譜。然而這個數字大範圍低估了真正造成的經濟損害。
戰後年代的經濟慘況──一個由於貨幣危機而充滿通貨膨脹、信用緊縮、高失業率，以及貿易衰退與債務違約的時代──跟一八九六至一九一四年史無前例的經濟榮景相比──一個以物價穩定、貿易增長與資本自由流動為基礎的快速成長與全面就業的時代─再沒有比這個更悽慘的對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個也是黃金的時代一筆勾消。士兵們無法理解，在死去這麼多人之後，竟然還是失業；在這麼多事物被摧毀之後，竟然只有這麼少──哪怕只是修理──的工作可做。
除了人口迅速恢復之外，問題還出在財政與貨幣穩定性無法重建。以事後的眼光，凱因斯可以批評各國政府努力平衡預算而不是舉債來創造就業；但事實上各參戰國早已經債台高築，而採行新的赤字預算帶來的利益是否能夠大過招致的成本，也是很大的問號。艾辰葛倫已經指出，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問題，很大程度是由於各國不切實際地試圖恢復這時已經完全不合適的金本位。
民主國家的國會抗拒著古老的金本位規範的適用。僵化的勞動市場──勞工組織拒絕接受名目薪資被削減──讓數百萬計的勞工只能尋求失業救濟金。然而替代的選項在哪裡？那些試著讓貨幣貶值以躲避還戰爭債的國家，最後陷入的經濟慘況，比那些痛苦地返回金本位的國家還糟。一個浮動匯率的體系能否讓狀況更好，也是值得懷疑的。
在當時，巴黎和約的批評者對其中的財務條款不滿，堅稱讓德國揹負沉重的戰爭賠款注定了歐洲將有一場新的戰爭。
這並不正確，如我們已經見到的。威瑪經濟並未被賠款壓垮，而是被自己搞垮。
法國在萊茵蘭與魯爾區與德國進行經濟合作的計劃沒能成功，此事也不應該被賦予太高的重要性；雖然擁護一九四五年之後歐洲整合的歷史家會對此事感到興趣，但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問題裡，這些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和約真正的缺陷在別的地方：在於天真地以為裁軍就足以根除軍國主義（凡爾賽和約把陸軍限制在十萬員額，只是讓帝國防衛軍更有效率而已）；而更嚴重的是援引「民族自決」的原則。
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主張，任何和平解決方案「應該要有利於被視為民族的歐洲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讓任何國家將其政府意志強加於異族民族頭上」。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對「強制實現和平聯盟」的一場演說中做了更進一步的表示：他清晰明確地主張「每一個民族都有權利選擇要在哪一個政府的治理下生活」。
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重申了此一原則：「每個民族應該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體」；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他在十四點中的第五到第十三點闡述了這個原則的意涵；這個時候援引民族自決原則的已經有布爾什維克黨人、德國人以及勞合‧喬治，雖然真誠的程度不一。威爾遜的構想是，國際聯盟並不只要保證其會員國的領土完整，而也要能夠「依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實行未來的領土調整。
就算撇開美國參議院否決凡爾賽和約不談，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有一個重大的缺陷：那就是中歐與東歐民族多樣性的問題，特別是在德意志帝國領土之外，有廣大的德裔人口散居各地。圖表四十六給出一九一九年前後中歐與東歐德語人口分佈的概略分析。關鍵之處在於，在一戰結束後，帝國境外至少有九百五十萬德裔人口，約佔總德語人口的百分之十三。
1917年4月6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宣布與德國斷交的情景
這些數字如果加上亞爾薩斯-洛林與蘇聯（即所謂的「伏爾加德國人」)）的德國人，數字就還會增加。但是這個數字並未包括歐陸以外自我認同為德國人的社群（事實上，海外日爾曼協會估計在一九一八年之後帝國境外的德裔人口接近一千七百萬；日後納粹宣傳機構更把這個數字灌水到兩千七百萬）。
把「民族自決」當作和平的指導原則是致命的錯誤，因為這個原則無法被適用在德國身上，除非把一九一九年之前的帝國疆界再大幅擴大。眼前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有組織的偽善：准許其他民族實行民族自決，同時卻拒絕讓德國人享有這個權利；另一個選擇是無法拒絕的條款修正，最終將允許德國人獲得一九一四至一八年侵略目標內相當大部分的領土。
處置的手段一開始就不一致：殘餘的奧地利不得併入德意志帝國，但是什列斯威、東普魯士與上西里西亞卻以公民投票決定前途。菲利浦‧吉卜斯就說，由於和平條約「不顧慮族群界線，並且製造仇恨與仇殺，將保證帶來新的戰爭，就像太陽會升起那樣確定」。
他只說對了一半；其實是因為和約的規劃者援引了民族自決原則；這個原則無法被適用在中歐與東歐而不致再度引起暴力。
再來會發生什麼事，巴爾幹半島與安納托利亞已經做了清楚的展示：一百二十萬希臘人與五十萬土耳其人被「重歸祖國」──意思就是被從原居地趕走並遣送回國。希臘的人口暴增了四分之一，將希臘馬其頓區內的種族均衡完全打破。
歐洲也發生類似的人口遷徙（強迫程度各不相同）：到了一九二五年，七十七萬德語母語人口從帝國「喪失的領土」遷出，佔一九一〇年這些地區居住人口的五分之一強。
在希臘的案例上，遷移的判準事實上是宗教信仰；往後的大規模驅逐則將建立在較為鬆散的種族分類之上。特別脆弱無助的將是那兩百萬左右技術上「無國籍者」；當中最大多數是逃避俄羅斯內戰的難民，其中許多是躲避紅軍與白軍種族迫害的猶太人。國人如果贏得戰爭會怎麼做，並不難想像。即便馬克思‧沃伯格也在一九一六年多次主張，要在拉脫維亞與庫爾蘭的波羅的海領土建立德國的「殖民地」：
拉脫維亞人很容易就可以撤離。在俄國，居民重新安置本身不被認為是殘酷的事。那些人已經很習慣了 … 至於在異族[即非俄國裔]民族裡，那些屬於德國後裔而且目前被如此惡待的人，我們可以允許他們進入這塊地區建立殖民地。這些人無需被併入德國，而只需要與我們建立從屬關係（而且是牢不可破的從屬關係），以保證他們不可能再倒向俄國那一邊。
然而對於東歐的猶太人，被相對上對閃族友善的帝國主義德國征服，會是比被布爾什維克俄羅斯征服更好的選擇；日後被第三帝國征服，結果則是致命的。
本文摘自廣場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
一次大戰是人類進入總體戰的時代的標記，
戰爭不只是發生在前線戰場與談判桌，
也在後方的工廠、還有媒體報導與教室，
複雜的文學、藝術與戰爭的關係等等，
這些都在尼爾．弗格森綜觀視角下被一一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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