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有成
歐大旭（Tash Aw）在二○○五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和諧絲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立刻深受國際文壇注目。《和諧絲莊》不僅入圍當年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初選名單，隨後還榮獲英國聲譽崇隆的惠特布列首部小說獎（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以及二○○六年大英國協作家獎的第一本書獎。
歐大旭與臺灣有若干因緣。他其實出生於臺北，襁褓時隨其馬來西亞籍華人雙親回到吉隆坡，在馬來西亞完成中學學業，之後赴劍橋大學習法，考上律師執照後，在倫敦一家法律事務所服務。
他一心嚮往創作，工作餘暇埋頭寫作，後來竟毅然放棄待遇豐厚的律師生涯，進入東英格利亞大學著名的創作課程就讀。此創作程成立於一九七○年，向被視為作家的搖籃，《和諧絲莊》即是在東英格利亞大學讀書期間完成的。
歐大旭不只一次對英國作家再現的馬來亞歷史現實深表不滿。他舉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為例，認為毛姆筆下的馬來亞只是一九三○與四○年代英國殖民社會非常局部的現象，充滿了文化偏見與異國情調，他覺得有必要向毛姆挑戰，將當時的馬來亞自這種成見中解放出來。歐大旭曾經在訪談中表示：「我的意圖在摧毀受毛姆影響的一九三○和四年代的馬來西亞歷史小說。⋯⋯就是那種觀念，以為文學中只有兩種版本的馬來西亞，一邊是白人圍坐在一起暢飲粉紅色的琴酒，另一邊則是一堆各色人種忙碌著各種古怪的事」（引自Morrison 2005）。
換句話說，他顯然刻意要把《和諧絲莊》寫成一部去東方化的小說。《和諧絲莊》在某些層面上確實是一本後殖民小說，對英國殖民的經濟剝削和日本帝國的血腥統治不假辭色，對被殖民者心態上的扭曲也頗多著墨。
在《和諧絲莊》出版四年之後，二○○九年，歐大旭推出第二部小說《沒有地圖的世界》（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主要背景則是獨立後的印尼和馬來西亞，時間在一九六四年前後，馬來西亞剛成立不久。
儘管第二本小說的地理背景以印尼為主，特別是其首都雅加達，不過因為小說的情節涉及馬來西亞的成立，我們也不妨將之視為《和諧絲莊》的續集。
為了點出小說的時代背景，敘事者還在小說中列舉了不少當時世界各地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歐洲更多抗議監禁曼德拉（Mandela）的聲浪。蘇卡諾譴責『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阿貝貝‧畢奇拉（Abebe Bikila）誓言要為非洲奪金。布里茲涅夫（Brezhnev）將提供印尼更多援助。馬來西亞的毒品使用已經達到氾濫的程度：英國不予協助。共產黨徒於外島遭到逮捕」（Aw 2009: 30；歐大旭 2012: 47）。
《和諧絲莊》中所隱含的去東方化和反殖民的意涵，在《沒有地圖的世界》中表達得更為直接了當。小說主角之一的丁（Din, 原名馬魯丁‧賽義迪〔Maluddin Saidi〕）一言道盡這些意涵。他對任教於雅加達某大學的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貝茲（Margaret Bates）—丁擔任她的助理—指出：「我的想法是，我們需要一部由印尼人書寫的本國歷史，挖掘的是西方人無法輕易取得的非典型史料。例如民間故事、本土神話，或者書寫在棕櫚葉上的古老手稿—」。他接著說：
⋯⋯當你想到歷史研究的標準方法，想到所有的歷史文本時，你腦海中浮現的其實是西方人的史料。好像東南亞的歷史是從發現由歐洲通往亞洲的航道才開始的，一切都以這個時間點作為開端。可是實際上，在那之前，就不知道發生過多少事情了。滿者伯夷和馬打蘭已經建國；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 .我想要重述這些島嶼的歷史，因為我有個理論，我認為這些島嶼的歷史是外國人無法理解的⋯ .。（23; 39-40）
丁相信「歷史必須由一個非西方人的聲音來講述」。在另一個場合，他還重複類似的看法：「我們知道怎樣最好。最好的，就是住在一個不受西方控制、遠離他們意圖不軌的世界。最好的，就是擁有一個讓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能夠控制自身命運的未來。三百年來，都是別人在幫我們寫史，可是現在我們必須加以改寫」（115;137）。
這種情形就像歐大旭所相信的那樣：英國作家所創作的馬來西亞歷史小說必須被摧毀。丁話中提到的島嶼正好呼應歐大旭原著書名中的「隱形世界」(the invisible world)。
小說臨結束時，幾位主角來到爪哇東部的碼頭渡口，等待船隻要到其中的一座外島。敘事者這麼描述這些外島：「到了峇里之後，可以再從那裏通往那些鮮少有人造訪的外島。來到這些通往無名島嶼的渡口，有時你會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在世界的邊緣，在所有熟悉事物的盡頭。小船航向一無所有的地平線，彷彿航向虛空。那些域外之境⋯⋯會永遠像隱形一樣」（338; 362）。
小說的情節始於卡爾‧德威利根（Karl de Willigen）在裴度島（Nusa Perdo）上被一群年輕印尼士兵所捕。卡爾是位歸化印尼的荷蘭畫家，對殖民主義向無好感，甚至因此放棄其荷蘭國民的身分，一心終老印尼。他的被捕其實出於當時印尼總統蘇卡諾的排外政策，蘇卡諾的目的在將荷蘭人驅逐出境。
印尼總統蘇卡諾（Source:Wikipedia）
卡爾有一位印尼籍的十六歲養子亞當（Adam），他躲在草叢中目睹卡爾被捕的經過。亞當隨後自裴度出發，歷經艱辛來到雅加達尋找卡爾。時間大致在一九六四年前後，馬來西亞剛剛成立。從獨立後即以所謂指導民主（guided democracy）統治印尼的蘇卡諾反對馬來西亞的成立，甚至不惜以武裝對抗（Konfrontasi）這個由馬來亞、沙巴、砂勞越及新加坡組成的新國家（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被迫退出馬來西亞）。
這場武裝對抗顯然對蘇卡諾的政權至關重要。小說中的澳洲記者米克‧馬祖奇斯（Mick Matsoukis）在雅加達街頭經歷學生反馬來西亞示威後就這樣指出：「Konfrontasi這件事已經成了一種執念，某種生活裏絕對的必需品。我認為這個用字的選擇已經表明了：他想對抗整個世界，特別是馬來西亞。他真的痛恨馬來西亞這個用詞所代表的一切—我認為他其實對隔壁的小國好像沒費什麼力氣就成功獨立，而且還日漸富裕很不以為然，而同時間，他的國家卻是一團糟」（95; 115-16）。
更重要的是，對抗馬來西亞的政治運動顯然已經失控，印尼也因此為當時冷戰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所吞噬。米克接著說：「反馬來西亞這件事情正在把他一步步推向共產主義，這一點更是犯了美國政府的大忌。剛開始他只是跟蘇聯政府眉來眼去，沒想到印尼共產黨很快就變成了他在車後座魚水偷歡的對象，現在更是威脅他，要他明媒正娶，我不敢確定那是他想要的」（96; 116）。
亞當抵達雅加達時，印尼正處於內戰邊緣。雅加達也陷入政治混亂的泥淖中，每一個政治勢力無不想方設法獵取政治利益。亞當憑藉著幾張照片和筆記，竟然在雅加達找到了卡爾的舊日情人瑪格麗特。在了解卡爾的遭遇之後，瑪格麗特答應亞當會設法救出他的養父，並且向任職於美國大使館—應該是中央情報局的幹員—的比爾‧許奈德（Bill Sneider）求救。
亞當透過瑪格麗特認識了丁。丁同樣答應要為亞當尋訪他失落多年的哥哥約翰（Johan）。約翰與他的養父母現居吉隆坡，過著富裕奢華的生活，不過心中始終為當年背棄同在孤兒院的弟弟而深感愧疚。
亞當在無意間捲入丁所策劃的一樁陰謀事件，要在爪哇飯店的某個集會中以炸彈暗殺蘇卡諾。只是這個密謀最後功敗垂成，丁被捕，亞當則在一位印尼富家少女祖拜妲（Zubaidah）的協助之下逃離現場。祖拜妲跟丁一樣，都是政治狂熱分子，但是她並不認同丁的激進主義。祖拜妲在聽了亞當的故事之後，決定請求她的父親代為打聽卡爾的下落。她的父親是蘇卡諾的長期金主，在政治上不乏人脈與管道。
小說結束時，卡爾、瑪格麗特及亞當正在爪哇東部的一個渡口，等待船隻要到峇里島以東的眾多小島之一—也就是丁所說的「失落的世界，那裏的一切事物都保持最真實的原始樣貌，在外國人的凝視之外—像是個隱形的世界，幾乎像是個隱形的世界」（22; 39）。小說的最後一段則回到約翰身上。我們看到約翰駕著車子，在雨夜中飆駛過吉隆坡寂靜的街頭，「霓虹燈光用五顏六色沾染了夜」。約翰顯然仍舊為過去的記憶所苦，他對當年背棄亞當歉疚不已。「他希望昨夜只是一個夢，上個月根本不曾存在」（342; 367）。
歐大旭的第一部小說《和諧絲莊》是以一九三○與四○年代的馬來亞為主要背景，時值英國殖民與日本佔領時期，小說情節很容易讓我們想起馬來亞共產黨對抗英國殖民者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歷史。
在《和諧絲莊》中，我們不僅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左右了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的命運，也影響了整個馬來亞往後的歷史發展進程。歐大旭以法農式的（Fanonian）冷靜筆法，剖析在殖民與帝國淫威下若干人物備受扭曲的心靈。《沒有地圖的世界》也具有同樣濃烈的後殖民主義色彩。
除了前面提到的印尼青年丁的說法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卡爾為例，說明歐大旭如何一再透過小說人物提醒我們反殖民的重要性。
卡爾是位已經入籍印尼的離散荷蘭人，一向強烈支持反殖民運動。他身體力行，甚至在家裏嚴禁使用自己的母語。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宰制性的語言，他認為「亞當不應該在成長的過程中吸收殖民國的文化」（11; 26-27）。
卡爾還告訴亞當裴度島附近每一艘船遇難的故事：「其中一艘是運鴉片到中國去的，另一艘是從英國海軍退役下來的；最大的那艘則載著來自歐波爾多（Oporto）和馬德拉（Madeira）的上百瓶的珍貴佳釀，到現在都還能喝呢。亞當透過這種方式學習裴度的歷史；學習鴉片戰爭、天主教及宗教的毀滅力量，以及歐洲如何以不義的方式征服亞洲」（34; 51）。
顯然，這些歷史事例都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物資掠奪與文化入侵有關，其中的歷史教訓昭然若揭。
在小說中所提到的許多歷史事例中，最令人動容的可能是第二十六章開頭長段所敘述的有關爪哇著名畫家拉登‧薩利赫（Raden Saleh）的故事。這一長段以批判的角度分析薩利赫的名畫《蒂博尼哥羅王子被俘記》（The Capture of Prince Diponegoro），當時這幅畫還掛在阿姆斯特丹的王宮裏：
拉登‧薩利赫的《蒂博尼哥羅王子被俘記》
（Source:Wikipedia）
乍看之下，這幅史上最富盛名的印尼繪畫之一很容易被誤認為一件頗為傳統的、屬於十九世紀歐洲的藝術作品。
它描繪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列柱廊的臺階周圍；遠處有座火山，讓人感覺到那是熱帶的景觀。大部分的人物都身著爪哇服飾；有些蹲坐在地上，徬徨無依，有些以手抱頭，應該是在哭泣吧，觀者會這麼覺得。但大多數人都注視著被荷蘭軍官團團包圍的一位傲氣勃發的人物。這個人是蒂博尼哥羅王子（Prince Diponegoro），一八三零年代領導反抗荷蘭人運動的爪哇貴族。
畫作中那自信從容的筆觸和顯而易見的西方風格，很容易讓它被視為另一個歐洲歷史年鑑中的場景：異國土地的征服，某西方強權幾名精明幹練、腰桿筆直的軍官輕易地令當地人歸降。
可是再看一眼。這些西方人好像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他們的頭部對身體來說是不是太大了？
幾乎可以確定，是這樣沒錯。既然你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你不覺得他們看起來呆頭呆腦、侷促不安嗎？這並不是畫工不純熟的緣故，因為爪哇人就畫得比例勻稱，充滿了人性、優雅與驕傲。他們不像那些大頭的荷蘭人一樣惹眼，而是成為景觀的一部分。他們並非身著襤褸衣衫，而是穿戴蠟染布做的紗龍和頭巾。他們也許輸了這一仗，但是保持了人性的卻是他們，而不是荷蘭人。(277; 301)
敘事者義正辭嚴，以清楚的後殖民語言將這幅名畫脈絡化，藉此召喚歷史記憶，並賦予薩利赫的名作新的反帝反殖民的批判意義，讓這幅名畫的藝術生命重新連結上小說所敘當時印尼的歷史現實。
也許是出於長期以來的反殖民心態，或者基於對西方的懷疑與缺乏信任，小說中的印尼人大多排斥成立馬來西亞的構想與現實。
丁就痛詆馬來西亞是個政治傀儡，一個英國的殖民餘孽，「一個純粹虛構的作品，由那些舊帝國主義國家憑空創造出來，目的是為了要在印尼、在全世界所有新興獨立的國家製造動亂不安。把馬來西亞創造出來，英國、美國跟他們的同夥才能繼續在此地區佔一席之地」（149; 172）。
於是學生走上街頭，抗議這個新興鄰國的成立。蘇卡諾更是氣急敗壞，不惜發動武裝抗爭，以為可以一舉摧毀馬來西亞。《沒有地圖的世界》中有一節特別提到，蘇卡諾在印尼獨立紀念日的廣播中向民眾宣布：
在剛剛的幾個小時當中，英勇的印尼士兵已經開始對英帝引以為傲的馬來西亞發動攻擊。……他們以為美國的力量會拯救他們，但並不會。企圖控制自由世界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將會在東南亞一敗塗地。他們的下場會跟越南的法國人一樣（154; 178）。
一九六四年前後經歷這段歷史事件的人應該記憶猶新。就歷史事實而言，蘇卡諾的指控當然不乏爭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蘇卡諾所使用的純然是冷戰的修辭，他尤其譴責美國冷戰政策下的帝國冒進主義。
《沒有地圖的世界》的部分重要情節很明顯地是在處理冷戰時期美國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冷戰讓美國趁機直接介入亞洲的地緣政治，全面地影響亞洲的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
一九六○年代中葉印、馬對抗期間，美國已經深陷越戰的泥淖之中，在甘乃迪之後繼任總統的詹森甚至因越戰師老無功、國內外反戰風起雲湧而被迫放棄競選連任。
美國總統詹森（Source:Wikipedia）
就美國的圍堵政策而言，印尼的地理位置在戰略上至關緊要。攤開東亞的地圖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在一九六○年代的冷戰高峰時期，從日本，經南韓，到臺灣與菲律賓，都有美國的駐軍與基地，形成了一條圍堵的防衛鏈，保衛太平洋中的美國國土與面臨太平洋的美國西岸。如果能將印尼納入，美國環太平洋的防衛鏈將會更形完整與堅固。
最近幾年有所謂美國重返亞洲之說（其實美國何曾離開亞洲？），《沒有地圖的世界》無疑提供了一個批判的視角，召喚我們省思美國介入亞洲事務的歷史記憶。
就冷戰的圍堵邏輯而言，似乎任何事情都言之成理。當瑪格麗特向比爾‧許奈德求助，請他協助尋找卡爾的下落時，比爾則要求她有所回報。他對瑪格麗特說：「我需要名字。共產黨徒的名字。那所大學是激進主義的溫床。我只需要知道帶頭的是誰，他們在圖謀什麼。」比爾的辦公室甚至聘僱了許多剛自研究所畢業的美國青年，他們的任務主要在分析未來幾個月印尼的政治情勢。美國同時還與荷蘭協商，希望荷蘭能夠將《蒂博尼哥羅王子被俘記》歸還印尼。
比爾對瑪格麗特透露要荷蘭將這幅名作歸還印尼的目的：「我在想那將可以作為一份和平的獻禮。算是給總統一點好處，讓他對⋯⋯對大部分事務能通融一點。想法很簡單：我們安排將這幅無價的、具有高度象徵性國族意涵的藝術作品歸還給印尼，相對地，他承認我們是他的好朋友，而非敵人」（278; 302）。
比爾的用意當然是希望蘇卡諾背棄蘇聯，與美國重歸於好。可是與荷蘭的協商毫無進展，依美國的冷戰文化邏輯，他們想到薩利赫的另一幅巨作《獅虎攻擊騎師圖》（Lions and Tigers Attacking a Horseman）。這幅畫為私人的收藏品，他們相信蘇卡諾會因此心動。
比爾表示，蘇卡諾的「公開言論實在太過於反美，已經無法收回了。但在私底下我們還是可以設法確保他認為我們還是，嗯，還是對他有好處的。我們不在乎他在公開演說中必須怎麼說，只要他覺得我們還是能幫他忙就好了」（280; 304）。這些話說得屈伸自如，是真正的統戰，比爾甚至要求瑪格麗特親訪蘇卡諾，向蘇卡諾提出贈畫的建議，因為若干年前瑪格麗特曾經見過蘇卡諾，後者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爾其實也是向印尼當局透露有人陰謀暗殺蘇卡諾的人。
「比爾認為如果他能阻止這件事情發生，並找出犯罪密謀的證據，他就能將證據交給總統，藉此表明美國的善意」（320; 345）。比爾所謂的美國的善意其實充滿冷戰政治的算計，類似的事件指證歷歷，歐大旭似乎有意再一次提醒我們，美國在冷戰時期是如何介入東南亞國家的內政的。在比爾所提供的事證中，流產的暗殺計畫最後導致丁的被捕。
讀《沒有地圖的世界》最讓人不解的是，小說中的馬來西亞完全是個緘默的他者，對印尼的挑釁與所謂的 Konfrontasi 完全未置一詞，毫無反應。
真正的歷史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的。在小說中我們卻不斷看到印尼人—從總統到學生—對馬來西亞指指點點，甚至武裝攻擊。小說的情節多次提到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通常吉坡總被描述為霓虹燈光閃爍的「寂靜的城市」。吉隆坡的寂靜多少象徵著馬來西亞是如何以隱忍面對蘇卡諾的敵意。
霓虹燈光閃爍的「寂靜的城市」（Source:i.gunawan@Flickr）
印、馬對抗當然也使亞當尋找父兄的故事更形複雜，而這一場對抗，至少在歐大旭的小說中，顯然是冷戰時期極為重要的插曲。這麼說來，《沒有地圖的世界》所敘述的恐怕不僅是個愛恨與背叛的故事而已，歐大旭的野心其實是在記錄現代東南亞歷史中相當艱澀的一段插曲。
歷史與記憶自始就是歐大旭的重要關懷。《和諧絲莊》整本小說明顯地都是在處理歷史與記憶的問題，其情節雖然環繞主角林強尼（Johnny Lim）的一生發展，並以一九三○與四○年代的馬來亞近打河流域（Kinta Valley）為主要敘事背景，但是整個敘事還涉及馬來亞共產黨反帝反殖民鬥爭晦暗且長期遭到壓制的歷史，其時間軸甚至延伸到馬來亞（馬來西亞）脫離大英帝國，取得獨立之後。
前文曾經提到，就這個意義而言，《沒有地圖的世界》可以被視為《和諧絲莊》的延續，歐大旭顯然有意繼續經營他的版本的國族寓言—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國族寓言。他意在繪製一張隱形的地圖，重新召喚與建構一段為國家意識形態所刻意遮蔽與壓抑的歷史記憶。
《沒有地圖的世界》的時間場景固然是冷戰，我們卻不宜貿然將這本小說納入冷戰文學的大家庭中。冷戰文學有其產生的時空背景，因此在定義上必須呼應這樣的時空背景。
以美國為例，在冷戰期間，美國雖然以其難以計數的海外軍事基地、艦隊及規模不一的聯合軍事演習防堵共產勢力的蔓延與擴張，不過美國也注意到思想與文化戰場的重要性，所以會透過不同的部門或機制在世界各地再生產美國價值與支撐此價值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文學是極其重要的再生產部門。
哈門德（Andrew Hammond）在為《冷戰文學：書寫全球衝突》（Cold War Literature: Writing for Global Conflict）一書所寫的導論中表示，我們「有需要就冷戰文學內部的主題與風格趨勢進行比較分析。冷戰文學可以寬鬆地被界定為一種焦聚於歷史的國際潮流，跟此一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語言及意識形態結構具有多重的互動。假如說某種特定的冷戰文學存在的話，那麼這種文學確切存在於這些國際潮流之中」（Hammond 2006: 4-5）。
哈門德的話說得有些佶屈聱牙，他的意思是，冷戰文學基本上是國際潮流下的歷史產物，必須扣合冷戰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語言及意識形態結構。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以及臺灣一九五○與六○年代的反共文學或可算是這個定義下的冷戰文學。
歐大旭的《沒有地圖的世界》在敘事時間上扣連反殖民與冷戰這兩個地緣政治事件，為冷戰塗抹上殖民主義的色彩。從殖民到冷戰，《沒有地圖的世界》的敘事情節重新勾起我們對西方強權宰制亞洲人民與文化的歷史記憶。歐大旭有意重建的正是世人所日漸遺忘，更是新的世代全然陌生的冷戰歲月，就像小說中丁就記憶問題對亞當所說的那樣：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蒙受其害。到處都有人半意識地抹除記憶，整個國家一起，抹除文化—抹除一切。我們亞洲人非常善於此道。如果有一場旱災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或是發生了地震，或是政府對示威者開槍—你等著看吧，我們會乾乾脆脆地把它忘掉，然後繼續生活。這件事情會埋藏在我們的心靈深處，但我們不會把它挖出來。（207; 231）
誠然，世人善忘，從這個視角來看，《沒有地圖的世界》無疑是一本有關記憶的小說。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之《記憶》《記憶》是李有成教授繼《他者》與《離散》之後的另一本新著，在精神上與前兩本書有若干親和關係，因為其關注的主體在身分上多屬文化他者或離散者。 這本書的重心在探討個人或集體記憶如何可能遭到壓制， 泯滅或消除；而作家又如何透過文學生產挖掘，召喚或重建這些記憶。
《記憶》是李有成教授繼《他者》與《離散》之後的另一本新著，在精神上與前兩本書有若干親和關係，因為其關注的主體在身分上多屬文化他者或離散者。
這本書的重心在探討個人或集體記憶如何可能遭到壓制，
泯滅或消除；而作家又如何透過文學生產挖掘，召喚或重建這些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