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育甄(松山高中歷史科教師)
「女」政治家們—她是誰的女兒、妻子抑或母親?
談到武則天,在我們腦海中浮現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呢?是一名未經人事即被推入宮廷的無辜少女?抑或一位獨攬政權且放聲大笑的濃妝美人?
許多圍繞在武則天生命故事的敘述,與今日我們對於女性政治人物的討論並無二致,群眾喜於以窺探的眼光注視女性政治人物的身體、情感與性,諸如女性總統候選人一日穿搭所展現的風格為何?「單身女怎了解家庭需要?」等猜忌,充斥於媒體之中。
即便面對已當選之國家最高領導人,我們仍習慣在她的職銜前頭加上個「女」字,不論是女總統或是女總理,對於她們如何在日理萬機的政務當中,同時打點家庭生活,更是新聞追逐的焦點。這無疑暴露了社會的心態——原來,總統或是總理這樣的稱號,就如同中國皇帝一般,絕非一個純然中性的詞彙,在較多時候,它所延伸的政治權力,原是專屬於男性的。
於是,我們會看見,在螢光幕前的武則天,縱使時代不斷推移,卻從未削弱觀眾對其身體與情慾的興趣。
喬納森‧克萊門茨於 2015 年 7 月出版的這本《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一書即清楚點出在儒家思維、皇帝制度與家父長的權力三者所共構的神話世界裡,一名女子如何以幽微隱蔽的方式展現她的選擇與意志。
英國劇作家與大眾史家出身的喬納森,不僅意圖翻轉過去男性筆下牝雞司晨的故事,讓讀者對武氏形象的重建從一名女娃的誕生開始,並且添入了在原生家庭中,武氏可能曾經遭遇同父異母的兄長,對其身體施加屈辱與不堪的情節,以使讀者能更深入地探索其內心揮之不去的陰霾。
爾後,喬納森著墨於武氏在大唐王朝中,與高宗一連串地情慾想像,乃至與其他男性伴侶的情愛糾葛。武后也許曾以《神女傳》所提魚水之歡有助男性恢復陽氣的故事為自己辯駁,[1]但始終未能擺脫焦慮的男性官員加諸其身的女妖批判,以及因夏旱、地動與三月降雪等天候異象而遷怒皇后的責難。圍繞在皇帝與皇后間的秘戲,成為宮闈之中不斷傳遞的醜聞。武后獨佔高宗的行徑,甚至引發後宮嬪妃同性之愛盛行的危險性。
在本書文前的彩頁附圖中,巧妙地讓 1960 年代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武則天》電影海報,與南宋國子學博士聶崇義纂輯的《三禮圖集注》中一幅「遲暮的武則天」像形成對比。在邵氏電影的海報中,女主角李麗華裸露著「不合時宜」的一雙美腿,不禁令人想起由范冰冰工作室出品的《武媚娘傳奇》裡,媚娘與妃子輕解羅衫的鏡頭。
千百年來,武則天從禍國妖婦一路轉型成為努力爭取女性意識的代表人物,她的面容與形象也非始終不變。明清思想家王夫之評斷武氏「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宋慶齡則說她是「封建時代傑出的女政治家」,但就家庭角色而言,宋亦不諱言地說:「武則天也是個好妻子。」
我們也許很難從此處斷定宋慶齡將自己的女性從政治生涯,與武則天璀璨的一生相比擬,而單就這些圍繞在武則天身上的討論與評價,卻很難不使人想起女性主義先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對兩性在政治這件事的差異:比起種族與階級間的壁壘,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與支配要嚴酷得多。
笑罵由人:當命運無法改變,就嘲弄它吧!
戲劇與故事的創作,也許是顛覆人們原初想像最有效的手法。
喬納森在本書中,即帶領讀者以一種閱讀歐洲童話故事般的筆觸,使讀者能輕易進入武則天的生命歷程。然而,當喬納森試圖寫作一本中國女帝的傳奇歷史時,我們不禁好奇,武則天對西方世界究竟存在何種魅力?何以歷經數百個年頭,武氏的故事依舊能不停傳頌?
對基督教世界的讀者而言,這位神秘的東方女性也許與西方女巫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的聯結:淫蕩、邪惡卻包裹著美麗外衣,最令人恐懼之處是她們同樣能致人於死。
一部誕生於獵殺女巫風潮的書籍《女巫之槌》是這麼形容女性的:「所有的巫術都來自於肉慾,而女人的肉慾是貪得無厭的。」[2]武氏一如歐洲女巫般被認為擅長利用美貌與情愛來蠱惑人心,武氏之後的韋后、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同樣不是史家與劇作家筆下安貧守貞之婦。堆疊在女巫身上的是醜陋不堪的形容,而女巫卻始終無言以對,女人就這麼成為男性建築的世界中禍害的源頭。
對比李氏皇族嫡子、家父與國君的男性中心論述,喬納森選擇讓武則天的從政之路與女性獨有的生命經驗交織成冊:她是女兒、妻子與人母,同時也是大聖皇后、轉世彌勒與一國之君。
喬納森不甘於僅呈現大唐宮廷的權力鬥爭,他意圖敘述的是,武則天身為女性所不能被忽視的愛恨情仇,這或許也是本書甫一出版,即吸引許多電視公司洽詢,希望能讓觀眾看見不一樣的武則天傳奇之因。
大地之母:家國互喻的想像
然而,武則天乃至日後蜂擁而出的唐代女性參政者,如韋后、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等,所展現的究竟是個人權力意志的實踐,抑或是供我們作為認識唐代女性集體地位提升的參考?甚至是提供一種女人可以治國的模式?
時至今日我們仍難下定論。[3]
西蒙‧波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說著:「神話是一種意識型態。」意即,神話的誕生透露出當時代人的思考方式,在這本書裡,我們將看見過往史家為大唐王朝所構築的綺麗神話,正透過武則天的事蹟,一點一滴的消散著。
當男人們費盡心思記錄下武氏一切大逆不道的荒唐行徑,到頭來我們卻發現,其作為與男性帝王有何殊異?於是喬納森低語著,歷來天子行事也不過如此罷了。
儘管唐代女性,仍舊生活在男性所創造的儒家思考脈絡之中,但喬納森筆下的武則天,並不是一位讓自己陷入毫無選擇餘地的女性,與此相反的是,武氏利用了在儒家秩序中有利於她的面向,展現個人的意志:作為一名孝順的女兒,武后積極敦請高宗同意延長「父在母亡」之際,為母親延長守喪的期限;[4]或者,以一位痛失親女的母親身份,哀慟地爭取擊潰對手王皇后的優勢;又或是以孝敬為名,讓其子(中宗)「自願」遜位,以成全人母畢生的心願。
此外,武氏積極參與親蠶大典的籌備,以展現她大地之母的風範。武氏的作為,改寫了此前「家無二尊」的想法,並延續北朝至隋以來,皇帝與皇后共治的「二聖」局面,為自己將來以女帝身份獨掌大權的可能性鋪路。
武氏不僅從未拋棄,甚至比一般女性更擅於利用女性身份,以贏來更多權勢,令人感興趣的是,武則天如何將自己置身於「男性」政治思維中,甚至改變國家既存的性別規範:首先,她參與推動封禪大典的舉行,重新詮釋封與禪的意義,使祭典從家禮中女性先祖共享配祀的概念,延伸而為國父與國母共同獻祭天地的理想,讓女性而非男性官員成為祭地儀式主角的情境,變得極為合乎禮法。
此外,當高宗幾度因「風眩」(即今日所謂「癲癇症」)而意識不清,陷入喃喃自語之際,武后是唯一能揣摩聖意的人,許多證據顯示,武后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大唐對朝鮮以及中亞的戰事,甚至代替高宗,面臨國家一連串天災人禍與不得不制訂撙節預算的財政危機。
儘管,對武后狐媚後宮的批評不斷,但武后儼然已能以一國之君的姿態,發揮其對國家的影響力,並帶領大唐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武后甚至開始在朝中積極培養新的人才,一如初上任的皇帝一般,致力於拉攏自己的效忠者。
在此,武則天巧妙地將儒家經典《禮記》當中「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以其特殊方式予以貫通並實踐,從而強化了中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應當從家庭中出發,展現對人民關懷的親切舉動。
喬納森認為,當武則天以許多不讓鬚眉的駭俗行動,震盪整個中國之際,皇帝一詞在性別意涵上逐漸變得曖昧,雖然中國的「皇帝」一詞大多專指男性,但他實際上是一個中性名詞,在英語的脈絡中,也沒有一個辭彙可以完全對應「女皇」;「empress」可以同時用來指稱最高統治者恰好是一名女子(皇帝)或僅是帝皇的妻子(皇后),而武后實際上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性,讓「皇帝」一詞成為可以自身名義使用的辭彙。
彌陀轉世:建造女人可以治國的烏托邦
順著喬納森的思緒,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想像,執行國家儀典之人既是國君也是國母時,國家統治者陰性與陽性之間的分界,也同時變得模糊。
然而,武則天本身的思維模式,是否能單純以男性或女性的框架來理解與束縛,顯然是當代官員乃至後世史家所無法掌握的,一如歐洲男性與基督教世界對待美麗與睿智的女性那般恐懼,眾多男性官員們從未放棄視武后為淫邪後宮,招致國家不幸的禍端。
為此,武則天必須尋求比儒家思想更具有神話色彩的論述——佛教,來增添其排除男性,邁向統治地位的合理性。
馮小寶在武后神話個人出身的過程中,擔負著引人注目的角色。當太宗妹千金公主以一句「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進侍」的話語向武后引薦此人時,並沒有明確指出馮具有何種才能,但江湖郎中出身的他,很快地讓武后對他推心置腹,並放任其出入禁中,有關兩人之間暗通款曲的傳聞甚上塵囂。
史家推測小寶對武后的功用,極有可能是滿足肌膚之親的需求,甚至成為武后的戀人,喬納森則更直接了當的推測馮小寶的技能——一位擁有高超性能力的男子。
賣胭脂的郎中在中國中古時期,並不是什麼高尚的職業,並且經常是巫蠱與淫蕩的代名詞。他們不單販賣胭脂水粉與香膏,許多催情藥物與湯汁亦常出自其手。
事實上,所有女性都可能需要這麼一位宛若魔法師般,精準掌握顧客需求的異性伴侶,協助淑女們遮掩不該讓外人知悉的情事,提供她們青春永駐的保證,又或者令她們能透過言語及其他方式,滿足於情愛的喜悅之中。
天子腳下的女兒閨房,當然也是陰謀詭計籌劃之所,美麗如同毒藥,像馮小寶這樣的男人便如同毒販,正一點一滴地啃食宮廷的權勢與財富。
在沒有鄉民肉搜,不怕網軍打臉的時代,武后的姪子武承嗣則為武后創造了一個神蹟。他命人在洛水中埋一石碑,又設計讓人挖出,碑上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八個大字,這無疑是一項便利的政治宣傳手段,使黎民百姓深信女神已降臨人間,並且將執掌大業。
在佛教信徒與僧侶基於各種私心紛紛進獻「祥瑞」的有利契機下,馮小寶著手為武后找尋佛教典籍中,佛陀轉世將以女身出現的可能性。[5]雜揉本土民間宗教與佛教經典,「轉世彌勒」與「聖母神皇」的降世,正恰好指向擁有女子之氣的大地之母——武則天。馮小寶宛若武后的政治化妝師,為其妝點了一個翻轉帝王性別秩序的機會,為其臨朝稱帝略施脂粉。
佛教,成為武則天擺脫輿論與道德獵殺的寄託,亦是她追求自由空間的異域國度。
在彼岸,也許沒有「家無二尊」的束縛,自然能夠兼容「二聖」乃至「女帝」的存在。
女人,何罪之有?
武則天的權勢倒於病塌之上,當懵懂清純的灰姑娘,在歷經宮廷險惡後,搖身成為擁有毒蘋果的皇后,她的「懲罰」終將到來。
西元 705 年,其子李顯與張柬之聯合羽林軍發動「神龍革命」,革去了一代女皇的璀璨,同時也革除了唐代「性解放」的可能。武則天最終在遺制裡去除了帝號,捨棄了轉世彌勒的稱位,以「則天大聖皇后」之姿,與高宗合葬。其陵墓設置於山林之內,從山腳攀登至山頂的林徑曲折蜿蜒,宛若她波瀾壯闊的一生。在她駕崩後,中宗赦文寫道:
則天大聖皇帝亶聰成德,濬哲應期……以大寶為勞生,遂複忝於明辟。
身為人子,中宗選擇以讚譽方式保留其母的聲名。
然而,其陵墓仍有一些蛛絲馬跡,透露出一絲詭譎,一塊冷峻空白的紀念碑佇立於神道一側,與武則天親自為夫君起草的「高宗述聖記碑」兩相對望,這在中國漫長的帝后史上,應是空前絕後。無字碑文的存在,是否正暗示著後人,武則天的一生,是任憑時代也無法清楚去定義的?
迄今,我們是否仍用全民審判女巫的眼光在注視著武則天、注視著所有在翻雲覆雨的政治中參與的女性呢?
無論是在新聞中、在戲劇中,抑或在你我想像之中。
一如喬納森在書末所指:「或許,在歷來史家的灼灼眼光下,身為女人,才是武則天真正的原罪。」
[1] 《神女傳》是一部由唐人孫頠所編輯的幻異傳說故事,其中一段講述了漢朝大將霍去病深受疾病所苦,漢武帝於是向神女雕像祝禱。神女隨即現身並百般誘惑霍去病。之後,霍去病因抗神女的誘惑頹然死去。霍去病死後,悲傷的神女稟告漢武帝:「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詳見喬納森‧克萊門茨,《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新北市:八旗文化,2015,頁112。
[2] 《女巫之槌》是由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的克拉馬與司布倫格(Johann Sprenger)在1486年所寫的一本教導女巫獵人和法官如何識別巫術,檢驗女巫與怎樣對女巫施行酷刑的書籍。詳見甘黛絲‧薩維奇(Candace Savage)著,廖詩文譯,《女巫:魔幻女靈的狂野之旅》,臺北:三言社,2005年。
[3] 陳弱水將武則天以降的女性參政風氣,視為一種唐代女性特有的女性意識,並將之稱為「初發型的女性主義」。儘管這類型的女性主義,不能等同於歐洲18世紀以來的女性意識乃至女性主義的展現,但對陳弱水來說,武則天與韋后在參與政治事件與國家立法的過程當中,已顯示了她們對女性議題的高度認識與關懷。詳見: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2007。
[4] 武后在674年提出了「建言十二事」,當中的第九條:「父在為母服縗三年」,意即於父親在世時,為母親所服喪期由齊衰一年延長為三年,此一規定在高宗朝時得到採行,並於西元685年,當武則天以皇太后身分主持政事時,成為正式法律,甚至被納入玄宗朝的《大唐開元禮》,自此成為中國喪期的標準之一。在唐以前以及唐初,無論母親是否仍在,父死所服喪期皆為三年,而母喪只有在父已逝的前提下為期三年;若是父在母死,則兒子與未嫁女所服喪期是一年。詳見: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212-213。
[5] 在一部原本極不起眼的經典《大雲經》中提到:「我(釋迦)涅槃已,七百年後是南天筑。有一小國名曰無明。彼國有河名曰黑暗。南岸有城名曰熟穀。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產育一女。名曰增長。其形端嚴人所敬愛。其王國土以生此女故谷米豐熟快樂無極。人民熾盛。無有衰耗病苦憂惱恐怖禍難。成就具足一切吉事。鄰比諸王鹹來歸屬。有為之法無常遷代。其王未免忽然崩亡。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咸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奉承無拒違者。」詳見喬納森‧克萊門茨,《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新北市:八旗文化,2015,頁18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