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
他是伊格爾.庫爾恰托夫(Igor Kurchatov),四十三歲,他那一輩俄羅斯科學家裡,或者說迄那時為止的所有俄羅斯科學家裡,絕頂聰明的人士之一。
陪同史達林的,乃是另外兩個令人極為害怕的蘇聯政壇巨頭,外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內務人員委員部(NKVD)部長拉夫倫蒂.貝利亞,即秘密警察頭子。
這場會晤持續了一個小時多一點,確立了冷戰時期核武競賽——和原子時代——的發展方向。
史達林想瞭解俄羅斯原子彈的研發進度。庫恰爾托夫有話直說,回道因為資源缺乏,進展緩慢。史達林明顯對科學沒有興趣,但很想聽聽原子彈能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安全和威信有何貢獻。
他告訴庫恰爾托夫,擁有原子彈是本國當前的最優先事項,「我們的頭號任務」,只要是達成此任務所需要的東西,科學家要什麼,就給什麼。史達林說,「要搞就搞大的」,「要放手去幹,照俄羅斯的規格……沒必要走較不花錢的路子。」
他承諾優遇參與這一計畫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承諾給予封賞、汽車、鄉間宅邸、額外的食物優惠,那是只有少數蘇聯公民有幸看到的奢侈品。
讓數千人過得很好……比好還要更好,絕不是不可能。小孩不哭,媽媽不知道小孩要什麼。你們喜歡什麼,盡管提出來。要什麼有什麼。
貝利亞卸除了事務繁瑣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職務,但被偎以副總理之職,全權負責國家安全。
對一個遭受戰火嚴重摧殘的國家來說,傾全國之力追求這一目標,代價極大,扭曲了此後數十年的蘇聯經濟。但史達林深信蘇聯需要原子彈才能存活,不計代價要達成此目標。
直到美軍在廣島、長崎丟下原子彈,蘇聯才比較關心原子彈的事。
史達林清楚核裂變的可能性,且三年前就知道美國人和英國正在建造一「新的實驗性超級炸彈」;他的情報人員已告知他此事。但他也注意到他某位科學家所提出的有力看法。
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初,英國的科學刊物都還刊出許多談核裂變與粒子物理學的理論性文章,但接下來,突然間,這類文章全消失,完全看不到談最新研究動態的報導。
「這一靜默絕非因為研究停擺,」傑出物理學家格奧爾基.弗廖羅夫(Georgi Flerov)呈報史達林道。「有人要他們閉口不談,而這正是研究正如火如荼在進行的最佳證據。」
史達林有在留意。
他已見過人在英國的約翰.凱恩克羅斯(John Cairncross)所發來的情報報告。
凱恩克羅斯是蘇聯安插在劍橋的五人情報小組的第五人,擔任戰爭內閣成員漢基勛爵(Lord Hankey)的私人秘書,極有利於探取情報。這些報告提到一個計畫,而英國科學家估計,在和美國共同努力下,要二至五年才能完成該計畫。
但這時,史達林較關心的是幾星期、幾個月內的事——蘇聯許多國土落入德國人之手,蘇聯情況危急。即使超級炸彈有可能製成,也來不及扭轉蘇聯境內的戰局,而且他從其他可靠的情報來源知道,德國科學家在研究武器上和蘇聯一樣進展緩慢。
一九四二年秋,關注史達林格勒戰役更甚於理論物理學的他,核准進行一小型核子計畫,並下令加強美國境內的情報刺探,以掌握曼哈頓計畫的進展。該核子計畫由庫爾恰托夫領導,並以莫洛托夫為他的直屬上司。
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前去參加波茨坦會議時,知道美國人已準備好測試該炸彈。
因此,會議三天後,杜魯門一派輕鬆走過來,告訴他「我們剛測試了一顆威力特別大的炸彈」(但他很小心,未說出「核子」或「原子」字眼),史達林聽了沒什麼反應,只是平靜答道,「很高興聽到這消息,希望你好好用它對付日本人。」
不久後他回到下榻的別墅,把這情況告訴外長莫洛托夫。蘇聯歐洲戰場地面部隊司令官,柏林戰役的策畫者,格奧爾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帥,也在場,莫洛托夫的年輕副手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也是。
葛羅米柯在日記記載了那場交談:「「他們想抬高自己的價碼,」幾乎和其主子一樣無情的外長莫洛托夫說。「讓他們去搞,」史達林說。「我們可以跟庫爾恰托夫說,要他加快速度。」
似乎直到廣島毀於原子彈,史達林才看出這顆炸彈已改變了軍事平衡。
美軍往長崎再丟了一顆原子彈那天,他告訴貝利亞和一群科學家,那樣的改變「不行」。他說,丟下那兩顆炸彈是「超級野蠻的行徑……沒必要。日本已經注定敗亡。」他重述了他在波茨坦對莫洛托夫講過的話,即美國人和英國人「認為我們一時還無法自行發展出這種炸彈……他們要逼我們接受他們為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擬的計畫。想都別想。」
傾注龐大資源來製造一顆炸彈是否值得,沒有相關的討論記錄。
可想而知,蘇聯必會努力趕上美國。史達林始終很清楚那絕對必要且刻不容緩。西方外交官也理解到那不可避免。「打敗德國……使蘇聯領導人認定他們終於能掌握自己的國家安全,」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Archibald Clark Kerr)爵士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寫道。「接著立即來了原子彈……一舉讓原似乎已確立且穩定的平衡地動山搖。在一切似乎都已在俄羅斯掌握之中時……俄羅斯不敢輕舉妄動。那三百個師的價值大大減低。」
如何因應這一新現實?美國已想出回應之道,至於史達林,在科學家能讓他擁有這武器之前,他會表現得彷彿沒有原子彈這回事,不接受恐嚇。
史達林從其情報人員處得知,美國手上能派上用場的原子彈不多(一九四五年底三或四顆,到了一九四六年中期九顆),不足以一舉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其軍隊擊垮。他希望,在美國的核武大到足以令蘇聯只能乖乖就範之前,蘇聯能擁有原子彈。
要由誰來負責「頭號任號」?拉夫倫蒂.貝利亞顯然是最佳人選。
他沒人性,殺人無數,犯下令人髮指的強暴惡行,但他也具有特別強的組織能力。史達林交付他的任務,從執行清洗任務、執掌拷問室和對外情報組織,到運用強制性勞動力建造大型工程,貝利亞都以令人恐懼的無情效率完成。
這一次也一樣。
與蘇聯政壇上其他許多巨頭不同的,貝利亞很聰明,但他始終不懂這一計畫背後的科學,而那也非接掌這一任務的必要條件。羅斯福和邱吉爾都不懂曼哈頓計畫的複雜細節,只懂得那一計畫將讓他們擁有什麼樣的武力。
在廣島被炸之前,貝利亞很懷疑這種炸彈會管用。
原子間諜送回的情報報告都經他過目,而誠如他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助手阿納托利.雅茨科夫(Anatoly Yatskov)所說的,「貝利亞懷疑這些報告裡有假情報,認為(美國人和英國人)想使我們把龐大資源和心力投在沒有前景的事情上。
甚至在蘇聯已拚命研發原子彈時,貝利亞仍對情報機構心存懷疑。有一次,有個探員報告……(新)情報,貝利亞告訴他,『如果這是假情報,我會把你們都關進牢裡。』」
對大部分人來說,光是提到貝利亞的名字,就心生恐懼。
他的政治局同僚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yan)曾說,「只要說出『貝利亞要人把這件事情搞定』之類的話,就絕對管用,屢試不爽。」
但就原子彈計畫來說,這個劊子手知道他不能蠻幹,手法得細緻些。他保護科學家,使其不受蘇聯龐大官僚體系裡的其他人侵擾,也知道科學研究要能有所成,要能激發創意,得讓科學家享有在蘇聯境內幾乎不可得的那種知識自由。
由於這兩點,他贏得科學家的效忠。他給科學家自由,偶爾還會討好科學家,儘管太過做作,虛情假意。
有次,有人介紹貝利亞認識年輕聰明的物理學家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即日後人稱的蘇聯氫彈之「父」(氫彈威力比原子彈大上許多)。沙卡洛夫憶道,貝利亞那「厚墩墩、潮濕、冰冷的握手」,讓他想起死亡。
蘇聯何其幸運,找到庫恰爾托夫。
他是好沉思的老派俄羅斯知識分子,在一九三○年代的清洗運動中,這類知識分子大部分遭剷除。庫恰爾托夫於恐怖統治期間明哲保身。
他是有過人天賦的科學家,在文學、藝術上興趣也很廣泛,人緣極好,「很好相處,像泰迪熊一樣,沒人能對他怒目相向。」但他也極為愛國,既有想像力,又講求實際、不講情面。有位同事憶道,「他是個複雜、多面向的人,極適合從事秘密工作。」
戰時美國境內的蘇聯間諜所取得的情報資料,庫恰爾托夫看過大部分。
其中最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乃是物理學家克勞斯.富克斯(Klaus Fuchs)。他是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員,一九三○年代初期前往英國,被英國人指派為他們在曼哈頓計畫的代表之一。他理解科學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樣。
庫恰爾托夫說這個情報「為我們國家的科學帶來無可估算的重大貢獻……使我們得以在解決問題上省掉許多極費力氣的階段,得以掌握解決那些問題的新技術。」
富克斯的情報也使庫恰爾托夫得以予人什麼事都能順利辦妥的形象。碰到一技術問題而有兩或三種處理方式時,庫恰爾托夫似乎總是知道該採哪種方式。
莫洛托夫後來說,「我們的情報人員幹得非常好……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都偷來了。」但情報工作終究不是俄羅斯原子彈計畫得以成功的最關鍵因素。蘇聯的技術人員和科學家很能幹,一旦得到他們所需的政治支持、龐大資源和鈾,就能自己把事辦成。
後來有人估計,偷來的情報把蘇聯的研發進度提前了一年半至兩年左右。
在這同時,史達林讓科學家享有只有少數蘇聯公民有幸享有的那種自由。只要他們能造出東西。
「別打擾他們,」見了庫恰爾托夫之後,他如此告訴貝利亞。
「以後我們隨時能槍斃他們」。
本文摘自馬可孛羅出版之《1946: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 1946年對許多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冷戰開打,美蘇雙方不斷彼此猜疑。 在聯合國介入下,以色列得以建國,至今以、巴雙方仍衝突不斷。 印度爆發大規模罷工與示威,獨立運動風起雲湧。 馬歇爾調停,使得國共內戰結果大不同。 麥克阿瑟將軍的決斷改變日本現代史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