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 our story is at an end, our poet’s is not; for his monument is everliving. Not of stone but of verse. And it shall be remembered. As long as words are made of breath. And breath of life. ──Anonymous, 2011
嬉諢的酒館，潮濕的街道，喧雜的劇場，幽陳的古堡……2011 年的電影《匿名者》（Anonymous）以第十七代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Edward de Vere, 1550-1604）與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之間的情感為視角，刻畫都鐸時代政治的喧囂、陰暗，令人心碎。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
在電影編排中，牛津伯爵年幼成孤，寄養在國務（後財政）大臣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 1520-1598）家中。他眉清目秀才華過人，卻無心政治，只熱衷於詩歌與劇作；對那個重視能征善戰和朝廷雄辯的時代而言，文學修養並非貴族的至高美德，愛德華也因此受到監護人的嘲弄。
年輕的女王鍾情詩藝；一齣為她而作的喜劇落幕，愛德華以精靈的樣子謝幕，四目清對，每一句句子都撓到心間。
這段情緣的結果是女王產下一子，後封南安普頓伯爵。南安普頓成為朝廷寵臣，但在電影中，塞西爾是安普頓等人眼中政治改革的障礙。為給愛子助陣，愛德華疾書富有政治隱喻的劇本；但不便於暴露身份，便假劇作家之名，在倫敦民眾心間種下反對塞西爾統治的種子，為年輕的安普頓黨政推波助瀾。然而故事的巧合性令人感慨：安普頓終以謀反罪入獄，為他求情的愛德華得知更驚人的消息：原來他自己也是女王在更年輕的時候產下的私生子。
而電影中刻畫的莎士比亞可謂投機小人：牛津伯爵起先與當時著名的劇作家本瓊森（Ben Johnson 1572-1637）達成協議，通過他的舞台演繹自己的政見；但瓊森被劇本中的才華打動，也因這些戲劇並不出自自己之手而掙扎。
某一戲落幕，倍受鼓舞的觀眾呼召作者上台，莎士比亞趁此機會染指墨汁，從此冒認了莎劇作者的身份。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劇照
儘管電影中對歷史細節和假說漏洞百出（譬如忽略了牛津伯爵著名的同性戀傾向、譬如幾篇最著名的莎劇都寫於牛津去世之後），但不妨礙它在民間產生的影響力：通過情感充沛、令人扼腕的戲劇張力，該片對莎劇真實作者的假說引起許多人對牛津伯爵的同情，對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產生興趣甚至質疑。
電影製作人為了造勢，在不少大學中開設了莎士比亞身份的討論課程，欲喚起大衆媒體對莎劇作者身份的興趣。
而且，就在電影上映不久前，包括傑里米愛恩斯（Jeremy Irons）在內的不少名演員共同簽署一份「合理質疑莎翁身份宣言」（Declar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預告 21 世紀的莎翁研究熱潮。倫敦的布魯內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以及美國波特蘭的康科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甚至為此設立了作者身份研究課程。
莎劇作者問題其實是一個已經長達幾個世紀的爭議。
儘管現在普遍以 4 月 23 日慶祝他的生日，莎士比亞的確切出生日期並沒有確切記載，他的故鄉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也沒有他的出生證明，小鎮的學校也沒有他的登記記錄。
這些都是爭議幾個世紀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莎士比亞在世期間，他並不是英格蘭最著名的作家──同時代的瓊森和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等都享有盛名，鮑蒙特（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與弗萊徹（John Fletcher, 1579~1625）的劇作也風行一時。
因為並不在風口浪尖，因此也無人質疑他的作品。作者爭議問題在 18 世紀中葉、莎士比亞被推為英格蘭國家詩人後方始浮現。
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牛津伯爵，甚至包括伊麗莎白一世本人與其繼承人詹姆士一世。
最常見的莎劇作者候選人，包括與莎翁同時期的弗蘭西斯培根爵士 (Sir Francis Bacon 1561﹣1626)、沃爾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
牛津伯爵愛德華·德·維爾 (Edward de Vere)
這些候選人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王公貴族，但有趣的是，這些候選人名單多由普通人提出。譬如最早撰文提出莎劇作者另有其人的，並非文學批評家、學府巨匠，甚至不是英國人，而是美國俄亥俄州小鎮教師迪莉婭培根（Delia Bacon, 1811~1859）。
莎翁去世後兩個多世紀之後，迪莉婭生於在俄亥俄州的一棟小木屋裡，父親是公理會牧師。由於父親的突然病故，她在 14 歲之後就未能繼續升學，而成為一名教師。
由於她自創的教學方法，她在新英格蘭的文學圈子中有一定知名度，在也漸顯露文學創作的才華，甚至在 1832 年的一次文學比賽中，打敗了名作家愛倫坡。
1836 年，迪莉婭搬到紐約，因傾心于戲劇，而結識了莎劇演員，但一段不被當時社會道德所接受的情緣，使她被迫離開新英格蘭回到俄亥俄。
從社交生活隱退後，她開始全心投入研究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1856 年，她在《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中匿名發表「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William Shakespeare and His Plays: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m），系統性地為莎劇作者疑問打下文學批評的基礎。
迪莉婭提出的是多重作者假設，認為莎劇作者，其實是包括培根與雷利在內的文藝復興學派成員。
迪莉婭(Delia Bacon, 1811-1859)
在她看來，伊麗莎白君主與詹姆士黨都是暴政的延續，有著偏執的君主、壓迫性的行政機構、冷酷的秘密警察。相對於君主與朝廷的暴力，雷利與培根代表了知識分子對共和自由的追求，劇本則是他們表達政見的安全途徑。
迪莉婭認為他們是一個「失望的小團體」和「反對派政治家」，熱衷論爭「誰來承擔領導和組織反對政府的責任」。[1]她認為《理查二世》所表達的是知識分子對由埃塞克斯伯爵為首的反對派貴族的擁護，也是奪權政見的綱領性表達。《李爾王》、《尤利西斯凱撒》、《大流士》被認為有趣而隱晦，充滿反君主的共和思想，也充滿對諸如人權和公民權力等現代民主概念的想象。譬如在評論《尤利西斯凱撒》時，迪莉婭直接的寫道，
全世界都知道學者──受人尊敬、享譽世界、滿有成就的人物──曾被折磨、毀傷、吊死、斷頭，在凱撒時代和伊麗莎白時代都是如此。劇中對凱撒的野心隱晦的暗示，不是對女王的影射嗎？[2]
在歷史上，雷利和培根爵士都曾遭到當朝君主（詹姆士一世）囚禁，前者甚至被處死，因此，劇本中的政治訴求也有一定的歷史根據。
最重要的是，這些劇作都戳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
通過迪莉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黃金時代的君主盛世，而是充滿政治恐怖、非法拷打、殘酷死刑的時代。
她對政治權力的質疑，也與後世哲學家福柯的看法不謀而合，並符合當代新歷史主義，與文化唯物論對莎劇的批評解讀：將文本放置於歷史語境之中，研究作家所身處的環境，重新呈現歷史。
像是在當代最著名的莎士比亞傳記之一：《推理莎士比亞》（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中，作者 Stephen Greenblatt 就提出「in the world and of the world」的概念，認為莎士比亞不僅入世──在商業上有所成就──也關注社會民生與政治風雲，在劇本中細膩呈現生活世界與政治環境，剖析觀眾最深的恐懼與歡愉。
Stephen Greenblatt 與其作《推理莎士比亞》（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除了提出一種政治想象和解讀文學的方法之外，莎士比亞的作者身份問題也顯示一種對藝術創作與階層關係的預設，認為一個沒有受過系統教育、亦缺乏接觸上層社會的平民，不可能寫出那樣的劇本，構造出那樣的對話，擁有那樣的心胸。
因此，莎劇的作者應該是培根那樣的公共知識分子。
迪莉婭認為，莎劇中對貴族和朝廷的描繪，以及深思熟慮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出自教育的無產階級；追求經濟和商業利益的小演員，更不可能到達那般廣闊的思維境界。這是一種早於其時代的進步共和理念，和解放人權的觀念。
但這種意見背後的邏輯與《匿名者》相似：都是貴族通過劇作傳達政見，在劇場這一公共場合中，挑動台下觀眾情感；與此同時，作者還是保持匿名，以免政治身份洩露。
這也是迪莉婭的意義：她的推斷儘管缺乏直接證據，她卻用邏輯推演的方式，解開了許多熱門的疑問。
但這假設卻有一缺限：明顯左傾的自由思想為何不能產生於底層，而必須通過知識階層調和、反思、表述？這是否為階層、智識上的歧視？
而對莎士比亞作者的爭議，事時上也表現了另一種後浪漫主義的文學想象：任何文學作品都只能是作者本身的自傳。
19 世紀的文學批評家 John Stuart Mill、Thomas Carlyle 以及 Richard Henry Horne ，都曾提到文學中的自我意識問題，認為這是人性之惡，時代之靈。依照這種觀念，宮廷只有宮廷眾人才能寫就，帝王的世界也只有帝王才能想象。
另外，對文本作者的懷疑和本身也有久遠的傳統，莎劇作者的爭論並不獨一。
最著名的文本作者爭議恐怕是《聖經》。儘管教會公認《聖經》乃神所默示，卻同時也肯定不同書卷的書寫人之間的差異。譬如，在聖經研究中有「Q 文件」的說法，Q 文件被認為是福音書中失傳的文件，包含耶穌門徒的口傳，而各福音書是在參考 Q 文件的基礎上撰寫而成。
而在支持培根為莎劇作者的一派裡，破解培根寫作莎劇的關鍵在於：密碼。
培根發明了隱寫術，加密時每個字母都有不同的轉換方式，分別代表不同的字母和編號。通過解密，可以發現培根與莎士比亞行文之間的相互對應。
但電影所提出的牛津伯爵作者一說，也是莎劇作者爭議中的一支（Oxfordian theory of Shakespeare authorship）。
愛德華確實是宮中有名的詩人和劇作家，但他的作品多為喜劇。在一份 1598 年的文學評論中，作者將愛德華與莎士比亞、諸多其他作家列為一起，認為他們的喜劇都非常傑出，可見同時代人清楚地分辨兩個者不同。
1600 年，伊麗莎白時代的著名文學編輯 John Bodenham 在文學札記〈觀景樓或繆斯的花園〉（Bel-vedere or the Garden of the Muses）一文中，也特意將兩人分開提及，愛德華在騎士一列，而莎士比亞則被歸類為平民作家。
但由於愛德華的劇作本身沒有流傳下來，因而難以透過文字和語言學比較，對照出兩人劇作的相似和不同之處。但最明顯的辯駁就在於劇本創作日期：《暴風雨》創作於 1611 年，在莎士比亞有生之年內的新聞啟發：1609 年有一艘船撞擊在百慕大，但此時牛津伯爵已經去世。
最重要的是，《匿名者》所描繪的熱烈深情，沒有考慮愛德華的同性戀傾向。
愛德華曾被同時代的天主教朋友嘲笑「當女人不再甜美時，年輕男孩兒正當時」；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第 126 首就是寫給一名男性的，歷史上認為是南安普頓伯爵；而《匿名者》中將南安普頓處理為愛德華之子。按照這個邏輯，愛德華就是與自己的母親孩子有過戀情，這個邏輯可謂荒謬。
莎劇作者爭議的背後，也是歷史由誰書寫的問題。
2011 年電影《Anonymous》（匿名者）劇照
一個多世紀前，莉迪亞所持的文藝復興學派、牛津伯爵等觀點，代表著傳統歷史研究（包括歷史人物研究）中自上而下的視角，而如今，當代歷史學有更多研究取徑，像是「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常民史」（ordinary people’s history）等研究方法，從民衆角度，去觀察、反思正史列傳中的敍述，以多面向的角度考察歷史語境的生成，為那些中下階層的人們—原本不屬於史冊中的主角，在歷史上發聲。
而事實上，創造歷史的正是那些中下階層的人們，那些在歷史長河中一批又一批追趕時代的普通人。
在時代中被追趕，又不甘心而拼命記錄的普通人。
[1]莉迪亞培根，「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頁15。
[2] 迪莉婭培根，「威廉莎士比亞及其劇作：與之相關的調查」，頁360。